罗寿宪《我的知青故事》

作者:罗寿宪 来源:原创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岁月的河汇成歌……”每当那缠绵婉转的旋律响起时,总会让我回想起四十多年前我下乡时的知青生活。一九七四年,我高中毕业了。当时我们毕业后不考大学不分配工作,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记得我们走时,披红戴花锣鼓喧天相当隆重,敞篷卡车还拉着我们就像现在的花车游一样,在市里转了一圈,甚是风光和热闹,这令当时的我们热血沸腾,很是激动。

我下乡要去的地方是当时的历城县港沟公社程庄大队,这是个离城市不太远、有着七八十户五六百口人、村风十分淳朴的小村庄。绿树掩映下的村庄,麦田三面环抱,村西有座海拔不算高的小山,村庄顺坡而建,布局方正,两条十字形的主干路把村庄切割成四块,每小块就是一个生产小队。村庄在四周的自然村中不算大,村里绝大部分人都姓李。说来也奇怪,明明是李氏家族的村,可偏偏叫程庄,至今我也没弄清原因。村子在计划经济时期,收入主要依靠农业生产,村里社员的生活是很贫穷的。在当时,这样一个村庄被突如其来地确定为接受安置下乡知青的村点,对于村里来说不亚于像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了一样(当时安置知青政府是有补助的),全村男女老少的高兴劲儿和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下乡第一天的情景。我们四十多个十八九岁刚迈入社会的懵懂青年,在带队干部的带领下,坐着堆满行李的卡车一路颠簸着奔向目的地。车开到村头便停了下来,早已等候在此的贫下中农自然是少不了鞭炮齐鸣的迎接。就在我们被全村的男女老少簇拥着往村里走时,我发现进村的百余米土路上,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位威风凛凛全副武装手持步枪的民兵站在路旁注视着我们。那情景让我心里直犯嘀咕,是在检阅“仪仗队”,还是被押解?心里很是惶恐。我们被隆重地迎进由村大队部改为的知青大院,欢迎仪式在这里举行。两张旧课桌拼在一起就是主席台,条凳上坐着村里的大队领导和我们的带队干部,最有意思的是武装民兵不知什么时候,已持枪列队站在了主席台两侧,那架势怎么看也不像是欢迎会,倒像是到了批斗会现场。多少年以后,欢迎会上谁讲了话,说了些什么都已记不清了,唯独这两边的民兵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现如今我有些理解,这也许是当时村里能拿出手的最隆重的欢迎仪式,但细想我更认为那是村里的无奈之举,是在释放一种信号,一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震慑力。因为我们这批人经历过“文革”的动乱,在学校又没受过多少正规系统的教育,村里担心我们这些知青中的个别人,会把放荡不羁的行为风气带到村里,正是出于这些担心和顾虑,村领导们才想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显摆”一下村里的武装力量,也就有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才会产生的那种奇特景象。

来到程庄后,真地感觉到我们是在用行动实践着“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四十多个人分四组,分别安插在了四个生产小队里,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这些从城里下来的知青,就在这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与村里社员一起,面向黄土背朝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战天斗地。其间那难忘的经历和动人故事,至今都令我激动不已。忘不了刺骨的寒风里挥锤抡镐整修大寨田的场景;忘不了夏收时节割麦子,因为不会干挥手第一镰下去就割在了左脚大脚趾上的疼痛;忘不了挑水种地瓜往返二里多路紧跟队伍咬牙硬挺,几天下来肩膀肿得老高,一不小心碰一下会疼得龇牙咧嘴泪水挂在眼角的那一刻;忘不了打麦场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三天三夜不曾合眼的壮举。然而最有故事性和让我一直铭记的则是我的一次浇地经历。

记得那是隆冬,有一天生产队长安排冬灌的活,也就是为冬小麦浇水,为抢时间夜里也要浇,于是就把夜间灌溉的活交给了我和一个叫“坏蛋”的社员。“坏蛋”其实人很好,这不过是他的小名,当地农村认为男孩名字叫得越难听越好养,“坏蛋”之名还算是好听的,还有的直接就叫“狗剩”、“狗屎”呢。“坏蛋”当时大我几岁,人长得矮,脾气特好,不笑不说话,书没读几年却早早地在生产队里干活了。我俩接受这浇地的活后,他主动找我约定好时间。农村的冬季夜晚,天特别黑和冷,我俩扛着铁锹,“坏蛋”还系着一条分不出什么颜色的围巾,从头顶系到下巴上,像偷“地雷”的,我们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地头。村头机井里抽上来的水经过水渠引到了地头后,我们再把麦畦前面的土垄挖开,让水顺着麦畦往前流淌,等这畦灌溉完后堵上缺口再挖开下一畦,这就是我俩那晚要干的活。因每畦麦地长度有七八十米,天又黑,看不清水流,我俩就分工把守两头,一个开挖,一个观察,“坏蛋”照顾我让我负责观察。记得那晚特别冷,北风呼呼地吹,不一会我俩冻得就受不了。还是“坏蛋”有办法,他放开一畦水后就赶快招呼我,带着我钻进不远处有一育地瓜苗的地沟里,因苗床还有点热乎气,我俩就猫在那里取暖,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再上去。就这样来回反复,一直到天渐渐亮了,我们早已被一夜的劳作折腾得筋疲力尽了。在地头看着远处的来水离得远,实在是困极了的我顺势就躺在了麦地里。也不知过了多久,一阵透心的凉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当我睁开眼时发现,水已从身上漫过去了,自己整个人已经泡在水里了。正在发蒙时生产队长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什么话也没说就让我赶快回去换衣服。我这才反应过来,拔腿就往宿舍跑去,一路上可以说是狂奔,窘迫得唯恐碰上什么人。

要说插队生活中有什么最让我留恋和难忘,那还是要首推我们的知青大院。说是知青大院,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老百姓的住宅,北面三间正房,东西各有一间厢房,紧靠东厢房有一间做饭的伙屋,再住东去在一不大的三角空地建了一处厕所,院东北角还有一处用砖垫起水泥台面的乒乓球台,这就是知青大院的全部了。所有的女知青和带队干部,吃住都在这里,所以当地社员和我们也就习惯地称这里为知青大院。

大院带给了我们太多的温暖和回忆。每当天蒙蒙亮时,随着两扇门板转动发出的嘎吱声,大院里就会涌出一群肩扛手提农具朝气蓬勃的知青,他们哼着歌说笑着朝村外走去,从而拉开了一天劳作的序幕。当时农村的劳动每天分五块,当地社员叫“拍”。早晨起来干到吃早饭叫一“拍”,吃完早饭到午饭前这一上午称为二“拍”,以中间休息划分,下午同样也是这样分为两“拍”,每天干五“拍”活。之所以記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曾在生产小队中干过一段记工员的美差。

大院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莫过于中午。每当中午时分,没有手表判断时间的大家,靠着辨识太阳的能力和饥肠辘辘的呼唤,陆续地返回大院,开始享受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说那一刻幸福不仅是因每人能分得到一份一天只有一次的属于自己的一勺菜(早晚饭都吃咸菜),而且因为大家能在此相互见上一面打声招呼,包括分散住在社员院里的男知青们此时也都聚集到了这里。开饭时,因为没有桌子,大家把饭碗都摆在屋里的地面上,由一人端着一脸盆菜,用铁勺分别往每个碗里舀菜,如不均还要匀一下,而后每人一手端着菜碗,一手抓着两个馒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有时还要串来串去与周围的人说笑着打闹着。

现在看来生活确实艰苦了点,可在当时并没感觉多么苦,反倒是苦中有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有着必不可缺的文化活动。闲暇时,一些爱好運动的知青时常与附近村庄的知青进行乒乓球、篮球比赛。大院里有一块面积不算大用水泥糊在墙上做成的黑板,它也就成为知青们唯一的宣传窗口和文学爱好者的园地。时常有知青创作的文章和诗歌登在上面,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创作的一首诗歌的第一句:“哗,一桶水搅乱一缸彩云……”当时在下乡知青中流传甚广的知青诗歌:“沾一身清香的泥巴/开两手光荣的茧花/妈妈你看我还是不是当年的小娇丫……”也曾登上过大院里的黑板。最富诗情画意的则当属夕阳西下时,收工的路上远眺着暮色中被袅袅炊烟笼罩的村庄,大口吸着空气中弥漫着的农村特有的泥土芳香,真是有一种陶醉的感觉,至今想起来我还都心驰神往。

过年是农村一年中比较热闹和最重要的事情。每到年根,张灯结彩置办年货自不必说,在那个文化相对贫乏封闭的年代,过年期间各村之间互动的文艺演出活动却是必不可少的。知青的到来对村里来说很重要的一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引进了文艺人才,壮大了演出队伍。别说,我们知青中还真有那么十几个人喜欢文艺,记得当时知青中有会说山东快书的,有会乐器的,几个面容姣好的女知青还自编自导了舞蹈。说句实在话,在当时的农村,稍微认真编排几个节目那就是精品,其受欢迎和喜爱程度不亚于现在的明星露天演出会。我们知青中就有这么一位能歌善舞的女知青,名叫树芳。她人长得漂亮,表演水平也相当不错,深受村里社员喜爱。当时与村里的男社员合作演出最受当地老百姓欢迎的吕剧《都愿意》,她出演女主角,那俊俏的扮相和唱腔挺像那么一回事儿,演出大获成功。接下来社员就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我们的演出走到哪儿他们都会跟到哪儿,在当时那是相当风光和有面子的一件事。在走村串乡的演出过程中,时常有一幅挥之不去的画面定格在我的脑海中。在演出结束后的返程路上,有一队肩背乐器手提道具的年轻人,有说有笑地走着,每人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哼着同一首歌,月光下沿着一条高低不平崎岖的小路前行。这就是我们每次演出后的真实写照,像极了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和她的文工团员们夜赴前线慰问演出路上的情景。每每想起,这画面和感觉总会让我十分动情。

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算起来如今已过去近半个世纪。我们这代人赶上了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正如有的人对自己当兵的经历十分看重和珍惜一样,履历中多了知青这一条,我常以此为耀。知青的经历对于我来说不完全是历练和财富,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从中还收获了一份来之不易的爱情。这起因还得从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说起。

那是初秋的一个夜晚,夜已深,村庄一片寂静,知青大院的门嘎吱一声打开了,从里面急匆匆地走出一个人,打着手电跌跌撞撞地朝村南头的一座院奔去,推开院门开着径直走到东屋门口,没等敲门就着急地冲着屋内大喊。当时我是知青组长,与三个男知青就住在那里,那时我们都已睡了,睡梦中被喊声惊醒后,我定了定神听清楚了是我们同组的一位女知青在喊我,说是组里的另一位女知青突发急病,病情严重,肚子疼得无法忍受,来找我问怎么办。听清楚后我急忙翻身下床穿上衣服,见同屋的三人还在睡,也没叫他们就急匆匆地与她一起朝她们住的知青大院跑去。到了大院我看见她们住的屋里亮着灯,屋内的人都焦急地围在病人身旁,我进去后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了我,见到这种情况,我说赶快送医院。当时离我们村庄最近的医院也有近十里地,用人背、抬都不现实,只能用交通工具,当时别说是汽车,就是拖拉机也不好找。正在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时,一转身我发现知青大院对面一生产队院内,停放着一辆架子车,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三步并两步跑到车前一看,原来是辆毛驴车。白天可能刚用驴拉完东西,车还没来得及弄走,驴套还留在上面。当时着急也顾不上这么多了,我把套子往脖子上一放,拉着患病的女知青就往医院方向奔去。当时我年轻,因为下乡锻炼体力也相当地好,加上那驴套也能使上劲儿,这一路上几乎都是小跑,把跟随的两名女知青和带队干部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也许是疼痛减轻,加之一路的颠簸,到了医院停住车,我气喘吁吁地回头一看,顿时吓坏了,那位患病的女知青躺在车上不动了。开始我以为她晕过去了,等凑近一看才哭笑不得,她竟然在车上睡着了。后经及时就医,女知青转危为安,不久便康复了,这是后话。不得不说的是由于那夜我的出色表现,博得了患病女知青的好感,俘获了她的丘比特之箭。多年以后我们相爱结婚走到了一起,那晚的经历也就成了我们二人之间的永恒话题。

我怀念曾经的知青生活,也很感激曾为之挥洒过汗水的这方热土及当地淳朴的社员百姓。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开车带着爱人,去寻找过我们下乡的那个程庄,可现实很无奈,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中,那曾经的村庄早已不复存在。在那方土地上只能看到高楼林立、道路纵横。望着这幢幢高楼及川流不息的人群,我只有感叹,只能把过去那段美好的时光留在记忆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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