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山东省文化局创作办公室主任、省作协副主席的郭澄清先生去世已经28年了。可在我和许多了解理解他的亲友弟子心中，他并没有远去，而是像天上的星辰一样，始终闪烁着明亮的眼睛，关切地望着我们。
一
说起来，在我走上文学道路遇到第一位真正的著名作家，就是郭澄清先生。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还是德州齿轮厂一名不到20岁的青年徒工，酷爱读书作文，开始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诗文。1975年夏天，震撼山东乃至全国文坛的长篇小说《大刀记》出版了，得知作者郭澄清是我的老乡，我更是感到自豪且崇拜有加。
那年初秋的一天，父亲下班回家告诉我，写《大刀记》的作家郭澄清回来了，住在德州军分区招待所里。因他们过去相熟，我就缠着父亲介绍我去见面请教。做父亲的都有“望子成龙”之心，当晚便带着我去了一趟。如今40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难忘的夜晚：他穿着一身蓝布中山装，中等个头，一张刀条脸庞略显疲惫，说着一口浓重的鲁北方言，手指里夹着烟卷。我按德州习俗尊称他为“郭伯伯”，他和蔼地笑着问这问那，勉励我多读多写，别脱离生活。正值新书“大火”的时候，他房间里来来往往客人不断，很难安静地说上几句话。告辞时，他送我父亲一套《大刀记》，第一卷是天青色的封面，一个头包白毛巾、身背系着红绸大刀的武装农民站在大平原上。
尽管交谈不多，可一个真正的作家形象在我心目中矗立起来了！由此，我对郭澄清伯伯更加崇敬，暗暗下着决心向他学习……
郭澄清与我父亲是同辈人，1929年11月生于冀鲁平原上的杂技之乡——宁津县时集镇郭皋村，今属于山东省德州市管辖。贫困农家的苦难生活铸就了他坚强的性格和孝顺的品性。1946年，追求进步的他上了渤海军区青年干部培训班，入团入党参加了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当过小学教导处主任、校长，《宁津日报》总编辑兼广播站站长，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历任山东省文化局创作办公室主任、山东省文化局党组成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展望出版社特邀编委、亚洲文化开发中心顾问等职。
这样一份寥寥数语的个人简历，涵盖了一位著名作家勤奋而光荣的一生。纵观郭澄清的创作历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黑掌柜》《社迷传》《公社书记》等反映新农村新农民生活为主的短篇小说，并且培养带动了全县的文学创作，形成了独特的“宁津现象”。二是呕心沥血完成冀鲁边区军民浴血抗日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大刀记》，以及随之产生的种种喜怒哀乐、是非恩怨。三是病倒在床的他仍然笔耕不辍，顽强地整理修订完善旧作，创作一系列新作品。如果论起文学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楷模，郭澄清当是典型人物之一。
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5年，年轻的郭澄清就以饱满的热情写出了短篇小说处女作《郭大强》，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面对着站起来的农民、农业合作化的乡村，数不清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感染着他，激励着他。特别是进入了六十年代初，为了更好地体验生活，写好作品，他向县委提出去基层工作的申请，被任命公社党委副书记。出身农家的郭澄清扎根基层，与社员乡亲心贴得更紧了，笔下也就更扎实更生动了。对此，他曾在作家自述中講道：
就这样，逐渐与一些农民交上了知心朋友，他们有什么心里话都和我说，有什么事都和我讲，不拿我当外人。这一艰苦生活我身临其境，亲身感受，所以也是我文学创作上的黄金时代。无数个相信党、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形象在我脑海中形成。我饿着肚子，勒紧腰带，白天劳动，晚上创作，一干就是一个通宵。有很多作品几乎是一气呵成。有的七八千字的短篇小说一夜就突击写完。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月连续发表过五六篇短篇小说。《老队长》《女将》《蹩拉器》《茶房嫂》《男婚女嫁》《篱墙两边》等就写作于这个时期。
此外，郭澄清下乡工作时住过商业网点，访问了一些乡村供销社的先进人物，与其中的一部分人建立了联系交上了朋友。同时，他联想到村里的大队长就是下放回乡的商业职工，亲戚也在商店工作过。这些人这些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回忆，把有用的东西记下来，把闪光点写进去，创作了一篇描写农村售货员形象的小说《黑掌柜》，发表在1962年8月的《大公报》上。此作在结构上别出心裁：开头就是有人状告商店缺斤短两，加之店员人长得黑，外号“黑掌柜”，让人以为是个黑心生意人，其实这是个业务精、热心肠的模范售货员。结尾是写告状信的人来赔礼道歉，原来是他老婆为攒钱故意把八两说成一斤。《黑掌柜》构思巧妙，人物鲜活，成为郭澄清的短篇代表作之一，被选入《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选》和大学语文教材。
郭澄清在基层工作了一个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生活感受和素材——其中有不少扎根群众、实事求是的社队干部形象，又被调回县委担任了办公室副主任，经常跟随书记们下乡调查研究，听取各公社各部门的汇报。他发现有的干部工作并不扎实，汇报起来却头头是道，便决心塑造一位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与群众打成一片作风好的基层干部形象。于是，郭澄清挖掘生活的源泉，展开联想的翅膀，以真实人物为模特，写出了短篇小说《公社书记》，寄往《人民文学》编辑部。当时有的编辑认为写得不像，主张退稿，时任主编的文学大家严文井先生阅后大加赞赏，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干部，力主发表在《人民文学》1963年第11期上，后被全国几个选本选载。其中一个细节让我记忆犹新：一位新来的年轻干部去找公社项书记，路上看到了为生产队推化肥的老农民，叫了一声“老乡”。后来才知他就是项书记，感到不好意思。项书记却说你没叫错，只把尾声加重叫“老项”就行了！瞧，改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此作至今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类似的作品他还有很多，《春儿》《虎子》《老队长》《马家店》《小八将》《孟琢磨》《赶车大嫂》《嘟嘟奶奶》《社迷续传》，中短篇小说集《公社的人们》《社迷》等，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十分过硬，堪称农村题材短篇小说之王。1965年，全国青年文艺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出席了开幕式。郭澄清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做了典型发言《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全文刊登在《光明日报》上。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对一个作家的高度认可与赞赏。
二
毋庸讳言，将作家郭澄清带到文坛和人生的高峰，同时又备尝酸甜苦辣且差点因此“搭上老命”的，还是那部凝结着无数心血的长篇小说名作《大刀记》！
早在全国青年创作大会结束不久，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决定约请郭澄清写作一部反映鲁北人民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并专门派编辑来到宁津县待了一个月组稿。这对积累了家乡诸多抗日英雄事迹、经过了上百万字写作锻炼的郭澄清来说，不是难事。1966年，他完成了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武装委员》，交到出版社后颇获好评，但因故未能出版，可那些鲜活的人物和故事，在郭澄清心中深深扎了根……
1970年春天，来自基层根红苗正的郭澄清，被调到山东省革委政治部任文艺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主抓戏剧小说创作。可他满心想的全是如何为读者写出好作品，感觉住在省城高楼里很不适应。不久，他就向领导提出了辞呈，要求返回老家宁津写作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有人劝他：“省城条件好，在这儿一样写书啊！”郭澄清摇摇头说：“一来不回宁津，写不出那个味儿来；二来整天价人来事往，既影响工作也干扰写作。”就这样，他放弃了优厚待遇回到了老家，心无旁骛，正式开始了《大刀记》第一稿的创作。
在家乡郭皋村的农家屋里，他如鱼得水。一盘土炕一张旧八仙桌一盏煤油泡子灯，桌旁放了一个小筐，里边是一根根劣质的香烟和用烟叶自卷的烟卷，写作时烟雾缭绕，他曾经打趣地说：“我这小说都是抽出来的。”尽管生活艰苦，但心情舒畅文如泉涌，1972年夏，《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就脱稿了。前来约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谢永旺编辑看了，非常欣喜，认为：“作品厚实，有独到的特色。语言尤见功力，以北方农村的口语为主加以提炼，又融入了古典文化和民间文化的韵味。农村生活场景和习俗同样具有浓厚的平原气息，显得爽朗开阔……”
1975年8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3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东人民出版社一同出版了郭澄清的長篇小说——《大刀记》1—3卷。立时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上海、四川、山西、吉林、广东等20多个省纷纷重印，总印数大约达到300多万套。四个版本的连环画也同时推出。山东广播电台率先制作了长篇小说播讲《大刀记》，同名话剧、电影均在积极改编排演中。一时间，郭澄清名满天下，蜂拥赶来采访的记者们却扑了个空。他像黎明到来隐去的星一样，悄悄离开了为改稿待了数月的北京，又回到了鲁北平原上的郭皋村。
省委为鼓励文艺创作，这年12月在泰安召开“山东省文学创作大会”。郭澄清时任省文化局党组成员、创办主任，负责主持会议，直接从宁津前往泰安。
那次会议特意安排了一些青年业余作者参会，我因是工人身份且还不到二十岁，特别是沾了老乡郭澄清的光，受到推荐作为德州代表参加了这个大会。虽说我刚刚踏入文学之路，仅仅发表过几篇散文诗，但此时真正体会到了文学的力量和责任，坚定了走下去的决心。
会上举办了文艺联欢会，三代同堂的专业和业余文学家们其乐融融。郭澄清老师讲的什么我忘记了，记得有老诗人苗得雨朗诵诗、包干夫讲故事。初生牛犊的我也现场献诗一首，前两句是：“我们的名字——工农兵；我们的年龄——老中青……”一听就知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可也受到了大家欢迎。
会后，省创办编辑工农兵诗选，按照时下通行的三结合原则，从基层工厂、农村和部队中选拔了几位年轻作者前来帮助编选。由于郭澄清主任的介绍，加之参加省创作会议，省创办的副主任任孚先、张云凤均熟悉了我，将我从工厂中借调出来参加编辑工作，实际是学习提高的机会。当时来帮助编选的，农民有潍坊的陈作诗，部队战士有装甲兵的毛亚明等人。没有专门的宿舍，我们就住在办公室里。郭澄清虽说是主任，可一直住在老家宁津郭皋村写作，基本没来办公楼。等到我在省城见到他时，他已经是积劳成疾的偏瘫病人了……
三
天有不测风云。
数年来在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写作、修改《大刀记》，使郭澄清的身体严重透支。1976年5月6日，郭澄清轰然倒下，严重的脑血栓让他昏迷不醒，他被送进了公社卫生院。当地领导给予了高度重视，专门从省里最好的医院——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派出了心脑血管病专家前去抢救。
当时，我正以工农兵作者的身份在省城帮助编辑诗集。主持工作的张云凤和任孚先两位副主任，都分头赶到宁津时集公社看望他。一天晚上，突然从宁津打来长途电话，急需药品“低分子右旋糖酐”。郭老师的病情早就牵扯着我的心，我便积极要求前去送药。于是，一辆北京吉普车拉着抱上药箱子的我，连夜赶往宁津时集公社。那时没有高速公路，三四百里的路程，坎坷颠簸要跑上七八个小时，记得车到时集已是第二天早晨了，我和司机水米没沾牙，抓紧把药品送到了卫生院。
这时，我们才喘了一口气，感到饿得不行，可已过了饭时，公社领导让食堂大师傅再做一顿，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其中有个菜是大葱炒鸡蛋，觉得那个香啊！因为连夜奔波送药来，为敬爱的老师治疗尽了一点儿力量，我感到十分欣慰，并且盼望先生早日康复。
曾受到郭澄清老师器重并支持的宁津作家张长森，当时已经成长为山东省文化局副局长了，他与郭老师感情深厚，专程赶回家乡指挥抢救，看到敬重的老师不省人事，不禁潸然泪下。病人危急，必须马上转院到省城大医院治疗。与人民打成一片的作家必然受到人民的热爱，救护车离开宁津时，得到消息的村民纷纷走出家门，站在街头，眼含着热泪送行。
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也就是全省有名的省立二院特别医护小组经过精心救治，终于把郭澄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由于脑梗死面积较大，郭老师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左胳膊左腿不听使唤了。
郭澄清没有进入恢复后的山东省文联领导班子，只增补为时称“小作协”的山东分会副主席。他所享受的医疗待遇也降低了，后来连基本护理保健都无法保障。特别是长期以来，由于郭澄清一心扎根农村，放弃了分配给他的住房，且那个年代工资一直较低，他家中老小负担重，生活遇到很大困难。
那时，我已正式留在省创办工作，住在办公室兼宿舍里。除了时常轮班看顾病中的郭老师之外，我还与他的二儿子郭洪志交上了朋友。洪志从青岛医学院毕业来到省里等待分配，一时间没处落脚，暂时与我在办公楼上挤一挤。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不知是不是受了父亲得病的影响，他分到省立二院就选择去神经内科工作，报到那天还是我用自行车帮他推着行李送过去的。后来洪志成为一名优秀的神经内科医生。
郭澄清先生的晚年是在省城千佛山医院病房中度过的。其时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放假时前去看望，眼前的景象让人唏嘘不已，几近落泪：他半躺半坐在病床上，胸前放着一只特制的小桌，上面铺着一沓厚厚的稿纸，左手明显不管用，右手握着一管钢笔还在写作，见人来了，竟只能用嘴叼着笔帽插进去，才停下写作说话。可他的精神依然矍铄，谈兴正浓，说得全不是他的病情或待遇什么的，而是计划写什么作品。也就是在这几年里，他拖着病残之躯，修订《大刀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龙潭记》、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决斗》等长篇小说，并将“文革”前的优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重新修订出了集子《麦苗返青》，还写出了长诗《黑妻》、历史小说《纪晓岚演义》等。
人们评价郭澄清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当年苏联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同样是在病床上克服种种困难，战胜病魔写出了传世杰作。小车不倒只管推。这句表彰一心撲在工作上的先进人物的名言，用来形容当代人民作家郭澄清十分恰当。1989年8月10日，劳苦了一生用笔奋战了一生的郭澄清，正是在病房里守着他的一堆未完成的稿子溘然长逝了，时年还不到60周岁……
近年来，国家和省市县有关部门逐渐积极评价了郭澄清的价值。再版了他的作品，建立了纪念馆，召开了研讨会，还把《大刀记》改编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并且入选了建国后经典作家之列。
本文完稿之时，正值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我走到高楼宿舍的窗前向外望去，一天星斗闪闪烁烁，那里边是否就有郭澄清老师的清澈而坚毅的眼神呢！如果他能够活到今天该多好啊，看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果，看看老家宁津县郭皋村的日新月异——他当年写作的小炕桌、泡子灯早就进入了纪念馆，写作《大刀记》的鲁北平原上奔腾起插上翅膀的高铁动车。我想，假如能够看到这些，人称“用命写作”的老作家肯定会兴奋地跃起身子，布满皱纹的刀条脸上绽开了喜悦的花，连声说着：快给我笔，我要写，我还能写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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