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林《稻粱上的街市》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从名字上听,小镇是富足的。“稻庄”,得是多少稻粱米粟攒成的庄子,一座庄子躺在淄河沿上,临水而居,应该透着丰足,溢着富饶。一圈土围子把它围起来像座城堡,又像一座米囤,盛了满满的吉祥与富贵才对。我曾无数次爬上土围子,爬上一棵棵榆树,爬上一棵棵笨槐,姥姥的头上有多少白发,土围子上似乎就有多少棵树,土围子春天绿了,秋天又黄了。冬天枝杈子像网,网里有多少麻雀与喜鹊,就喧嚣着多少鸟语。我趴在树梢上能够清楚地找出姥姥家那几条屋脊。姥姥找不到我,会拐着小脚走出胡同口,扯起嗓子喊——刘孩儿,回家吃饭咧……

一圈土围子像一个蛋壳。一条街从南到北,像把刀把土围子切开来,于是就看到了庄子的五脏六腑,参差不齐的房屋,凌乱的街巷。最高大的是供销社那几间,门口上方用水泥雕出硕大的红五星,油漆淡了,会有人陆续涂上去,有了红五星,不是集体的就是国营的,得让大家知道。有红五星的地方,总是要高大一些,巍峨一些。在那个年代,这里是富足的,透着威严,也裹着干净,那些寒酸的身影总是要鼓足勇气才能踏进门口。

供销社里更是如此,货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多少人只有多看几眼的份儿,连摸上一把都是梦想。大件的有收音机、大上海的洋布,小的有彩色漂亮的块糖。有这些做底气,那些售货员的脸色都那么高傲,一条冰冷的水泥柜台把他们和别人隔成了两个世界。外面那些人总是那么卑微,顶多只买几把糖块,连酱油和醋都舍不得装满瓶子。他们就那样面无表情地用草纸包起,再用纸绳熟练地缠好,只有他们的手没有老茧,也只有他们能玩出这么熟练的花活。几口大缸里面颜色总是那么沉郁,甚至有点肮脏,这口里是酱油,那口里是醋,还有更腥的虾酱,高大的房屋里溢满了酱缸的味道,但这在那个年代依然是那么诱人。

那条街除了供销社外,再没有几家铺面,有少数的几家门口摆了农具与废铁皮卷成的烟囱,这已经很工业了。有家铺面倒是存在了很久很久,一对年轻夫妇从年轻到暮年,都在做一种三角形的烧饼,烧饼里面一层又一层,裹满了五香面,就像是裹满了许多心思。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烧饼做成三角形。一对夫妇守着一口灶台,四周堆满了柴禾,铺满白面的案板靠墙而立,墙面上会有脱落的细土落下来,墙缝里还会有些虫子爬来爬去。

从北往南,那条街市一眼就看穿了,一览无余。逢农历“四”或“九”的日子,才会迎来大集,才是最喧嚣的日子,像节日一样隆重。我很小就会自己溜到集市上,在大人们的腿之间穿梭,跟着卖糖葫芦的的步伐,那人扛在肩上的杠子上绑满了蒲草,糖葫芦插在上面,裹着冰,还挂了霜。我所希望的是,会有一只掉下来,哪怕被人踩上几脚也不要紧。引诱我的还有那些七彩的气球,它们是那么好看,我们都叫它“洋茄子”,倒是有吹破的被扔在地上,我捡起来,却是怎么也吹不起來。很盼望当老师的姥爷会在,我会抱起他的大腿,央求他掏钱,他是有工资的人,要不我就会在地上打滚。

一圈土围子让庄子像座城,一条街市会隔三差五像过年。这已经让我母亲很自豪了,她感觉自己即便不是城里人,也是那条街上来的。尤其面对刻薄的姑姑们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是有理由抬起头来的。她总是在说她的那个庄子是多么多么好,跟你们这儿不一样,人和人都很亲,家家都会做鞭炮,而你们村,只会绑笤帚……是的,从小到大,我从没有花钱买过一粒炮仗,光舅舅们送的就放不完。

我的姑姑们总是抢白她:“你们稻庄街那么好,为什么出了个傻子叫建国?”

这让母亲很没面子。她会低下头去,嗫嚅着说,他本来并不傻,他是太喜欢那个闺女了……姑姑们说,天底下有的是闺女,他太小心眼了吧。母亲会很着急,说你们不懂,你们村这些人都不好,你们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喜欢有错吗?母亲似乎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那个叫建国的傻子总是光着屁股坐在姥娘家庄子里,或者在墙根,或者在家庙前,晒着太阳,一丝不挂。那时候我时常站在他面前望着他,用不解的眼神。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穿衣服,而且他的下体是那样丑陋和肮脏,我会低头看一下自己的,不明白为什么差距这么大。他蓬头垢面,身上的污痕像河流又像连绵的山峦。偶尔他也会望着正在吮吸自己手指的我,咧开满是胡须的嘴巴一笑,焦黄的牙齿似乎是塞满了玉米粒子,于是我会嗷的一声哭出来,小便会随着开裆裤流到地上……舅舅闻声就会赶出来,会警告他——建国,你别欺负咱外甥。

建国偶尔会被人赶得四处乱窜,有时看到马车驶过他会疯狂追到街市上,一些大姑娘小媳妇会被光着屁股的他惊得特别难堪,红着脸四散奔逃。于是会有很多砖头落到他的头顶或身上,也会有车把式的鞭子呼啸着落在他赤裸的身体上,污垢与皮肤会一块被撕裂开来,继而是鲜血喷涌而出,淌成一道道的殷红……

我的母亲是少有的不在乎建国没穿衣服的人,挎着篮子走进村口时她会劝——建国,回家穿衣服去!我总是问母亲:“他为什么总是不穿衣服?”

母亲一声叹息,摇摇头不语。

那座街市在1980年代的某个清晨醒来了。淡淡的雾霭里一些人影还在模糊。但摊贩们已经沿街摆满了农产品,时令的蔬菜,各色的谷米,半条街的成衣和布匹更是五彩缤纷,经济开始繁荣,沿街的商铺也多了起来,那几间供销社也变得无足轻重。一些纸张和旧书被马车拉了,在风里呼啦啦翻卷,那是鞭炮之乡在交易中的紧俏商品,它们会被裁齐切碎,变成一堆堆空心的炮仗筒子。此外,还有大块大块的硫磺与成桶的镁铝粉被摆放在一起,跟以前的装药已经不同,以前的鞭炮装药是用硝石和木炭,需要加硫磺在铁锅里翻炒。现在的不行,那些银色火药的成分是氯酸钾、硫磺以及铝粉。有人还是按以往的方法在铁锅里搅拌过,但“轰”的一声,连同邻居的十几间房屋都变成了平地,土围子都塌下一块。

这个富足的庄子几乎家家都有产业,到了年底,家家都堆满了一盘盘、一堆堆的鞭炮,年根儿把炮仗发走,这富足的庄子更是盈满了丰收的稻粱。

那种三角形的烧饼再也不是奢侈品,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消费得起,包括我们那些学生娃。中午雨雪天干脆就不用回家了,一角烧饼足够,回到教室边做作业边啃。

街市的南头是高中,街市的北头是初中。几乎所有的老师与家长都希望我们的教室能从北头转移到南头。北头那座硕大的院子里两排整齐的房子砖瓦到顶,在那时的农村已经很气派了。我能够上这所中学曾经让母亲费尽周折,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天生就长了一副农民的骨头和身板,小学毕业就已经不错了。但我却偏偏又考上了那所中学,只是入学杂费需要10元钱。

我们家没钱,10元钱那时在我家是天文数字。那座稻粱攒成的庄子只是我姥娘家。母亲认定我像她的老爹是个有才分的家伙,这是她找算命先生算过的,她就是卖血也得让我从街北走进街南的学校。姥爷只为我贡献了两元钱,爷爷也是两元。剩下的母亲不知怎样筹到的,那时我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我认为我最需要的不是去上学,而是一双白色的球鞋,我们叫“水鸭”鞋,似乎穿了那种鞋我就成了可爱的水鸭子。

去上学的时候我书包里丁零当啷金属声乱响,母亲为我筹集到半书包钢镚儿,而且还多是“壹分”和“贰分”。哗啦一声,我倒在老师桌子上的时候引来一阵哄笑与哄抢。这么多钢镚儿不知母亲拉下了多少脸皮才哀求来,但却是我最伤自尊的一次。从那一刻起,我习惯了把头低下去,而不是抬起来。

在那个学校我习惯了不被人喜欢,一个瘦小的小男孩浑身脏兮兮,没有一件完整像样的衣服,连自己都找不到被人喜欢的理由。在那个学校上了两年半,我却养成了口吃的毛病。似乎没有同学注意我,我更是从没跟一个女同学说过话。我可能走进了自己的世界,另外一个完整的温暖的世界。我总是在作业本上不停地画,有三国里的武将,有少林寺牧羊的姑娘,就连课本的边角处他都不放过,刀枪剑戟,飞机坦克,甚至有长了尾巴的老师。老师之所以分辨出那画的是他,是因为只有他穿了三个口袋的衣服。看到这些老师哭笑不得,我那时是被罚站最多的人。因头天晚上帮母亲浇麦子,第二天我在课堂上睡着了,似乎感冒了还在发烧,却被老师罚站,浑身虚汗,站都站不稳。有一次在老师办公室门口,一站就是一头午,正好被校门口外赶集的母亲看见,回到家被母亲用擀面杖又一顿胖揍。

我在她娘家的门口给她丢了脸,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更让她难堪的是,我的老师们很多是她的发小,还有一些是我姥爷的学生——你知道你上这学有多不容易吗?她揪着我的耳朵拽来拽去。我可怜的耳朵,在学校被老师揪,回到家还得被她揪。

那个女物理老师是我母亲自小的相好。逮着我在课堂上画画,她总是连我的褂子和肚皮一块揪起拽来拽去,疼得我龇牙咧嘴,她跟我的母亲一个腔调——你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你可怜的娘,还有你的家庭,你跟傻子建国有什么两样?

我不知道我跟傻子建国的世界有什么两样,反正我总觉自己的世界似乎一直跟别人不一样。凭什么我上学是为了拯救那么多,包括别人的世界?

我问过母亲,建国为什么傻,又为什么会不穿衣服?母亲说,建国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学习好,长得也好,是高中生,能写会唱,还打的一手好算盘……

那他为什么会疯?我继续问,母亲却不再说了,只是说,你要好好学习,一些事情到时候你自然会懂得。

好好学习好好学习,从小我们的老师和家长总是在不厌其烦地叮嘱: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像只有好好学习我们才对得起所有,要不就是这个世界的罪人。父母和老师们总是说,只有好好学习才有出息,才能当工人当城里人。我们的教育总是硬邦邦的,缺少温暖与变通。我曾看到过舅舅和表哥搓炮仗筒子,各色内容的书籍被他们抹了浆糊搓成一模一样,笔直而空心。

在1980年代的那个乡村中学,我们被一群文化水平略高于我们的民办教师率领着,做着一个共同的美梦,那就是跳出农门白衣入仕。在那种硬件设施与师资水平下,我的农民老师们揪着我们的耳朵踢着我们的屁股告诉我们,不好好学习,你们的将来在哪里?那时我想过一个问题,我们好好学习了,是不是最好的将来是和你们一个样儿?

那条街市被一条柏油路延长了很多。两排高大的白杨树把路夹成了窄窄的甬道。冬日里,我们的头顶是枝杈织成的密密的网,脚下是一团团凌乱的树影。背着书包上学去,田野里一垄垄地畦的尽头一轮硕大的蛋黄破壳而出,像没烙熟的玉米饼子。那轮朝阳连光芒都那么生涩,像裹了剔透的冰碴子铺满大地。光秃秃的白杨树在风中瑟瑟发抖,同样发抖的还有我们。那年月我们竟然很少有人能拥有一条围脖,能够塞住我们正在散热的袄领。我们的双耳都被冻成了紫黑色。冬天,老师是很少揪我们的耳朵的,害怕一揪,会脱落一层皮。背着书包我们都把双手插进袖筒,往小镇走去,向着我们像白云一样缥缈的梦想。奔向同一目的地的还有许多自行车,我没有自行车,石子路面会经常把我的鞋子磨穿,会有沙子与石子漏进来,把脚板磨得生疼。我只能奢望会有哪个同学看时间已经不早,会在我面前把自行车停下来,让我坐上他的后座。这种情况很稀罕,他们大都嫌我身上太脏。女同学更是不用指望,只有一个,她是我们村的黑妞。她爹曾经是我的语文老师,可能她知道我的作文写得好,可以借给她抄;也有可能,她早已习惯了我的脏,因为在同桌的时候我曾经把鞋子里的烂泥磕出来倒在课桌上,把她恶心得趴在课桌上哭了三天,堅决要求老师给她调桌。但等她老人家发善心,也得看她高兴不,她坚持说,我在坐她自行车的时候曾经把鼻涕抹在她后背上过。

建国那个傻子那时会被他的哥嫂用铁链锁在家里,像拴一条狗那样。但他还是时常会跑出来,在冬天里,他往往只穿一件破棉袄,露着凌乱的棉絮,同样露着的还有他的下体。他跑在白杨树底下,身材颀长而伟岸,像株白杨树一样透着挺拔。他还是看见马车就追。这样那些上学放学的女生经常被惊吓得不知所措,尖叫着狼狈逃窜。于是男同学们会停下来,把砖头瓦块像雨点一样扔过去,他无处躲藏,只能向沟沿的深处跑,找个地方蹲下来,然后痛苦地摩挲自己的伤痛。等那些人笑着走远,他仍然不敢出来。

我曾经站在路基下面静静地和他对视了好久,他满头裹满了柴禾,之所以这样说是已经很难分辨出那还是头发,上面裹满了泥土和草屑。他上一次洗澡是什么时候恐怕连他远走他乡的亲娘也不知道。一层厚厚的泥垢让他通体泛着酱黑,或许这些东西有些许保暖作用,或者能够遮盖肌肤上的冻疮。他对我或许还有些面熟,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光着屁股在姥娘家的胡同口晒太阳,这也许是他一直在端详我的原因。

我能做的只是把书包里半个玉米面窝头掏出来扔给他,他狼吞虎咽吃得满嘴都是焦黄的粉末,连下巴上也沾满了。

母亲到最后终于告诉我,他本来并不傻,很出色的一个家伙,有多少女孩子在喜欢他。似乎,有一个姑娘和他一样出色,从小就和他青梅竹马,是天作地设的一双。他曾经是离幸福最近的人。但从他没有成为大学生,命运就不再眷顾于他。他的父亲早逝,他的母亲向来跟哥嫂不合,只能去了内蒙古的姑娘家。

那时我们对爱情的理解只是停留在电影里那些男女的亲昵上。什么是爱情,爱情对一场人生意味着什么,我们一无所知。爱情与感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一场爱情竟然会击倒一个男人,它到底是毒药还是蜜酒?我们长大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爱情在等我们?一切都不得而知。

有人说,那个姑娘在一个夜晚给他送去了很多衣服,单的棉的都有,鞋子,裤子,甚至有袜子。姑娘应该看着他把每件都试过,都是那样合身,姑娘很欣慰,应该还跟他说:“以后啊,还会有更好的人给你做新衣服,针脚绝对比俺的密,也绝对比俺的可身。”还有人说,那一晚,姑娘跟他喝酒了,喝了很多很多,姑娘跟他说,喝醉了就好好睡过去,到明天中午醒了就好了。

有人看见过,说那天刚下了雪,很大很大,庄子和土围子都像裹进棉花堆里。那个姑娘被人娶走了,漫天白花花的雪野里穿着火红的嫁衣裳,听说泪花花在雪地上砸出了一个个的坑儿。她有啥法子呢?好几个哥哥都讨不上老婆,她只能用自己去换一个。稻庄稻庄,听起来那么富足,满满的一囤子稻米谷香,但总有太多无奈。

但建国还是惊醒了,他冲出了土围子,沿着雪地上的车辙追出了老远,把雪地踩得咯吱咯吱直响。他似乎望见一盏通红的火苗在马车上闪烁,他想追回原本属于自己的美好,那是他世界里最后一缕希望。但他最终精疲力竭地摔倒了,然后就哭,就喊姑娘的名字,哭得撕心裂肺,把树梢上的雪片片都扑簌簌喊了下来。最后他把身上的新衣裳都扯下来,光着身子在雪窝里滚成一团,直到最后不省人事被人抬进土围子。

于是土围子里多了一个死活不肯穿衣服的人,被人摁住给他穿上,但最终还是被他自己脱个精光。还有,他见不得马车,看见了就追起来没完。

放学了,回家去。又走在了白杨树底下,没毕业就已经看到了结果,以我的成绩绝对去不了街南那所学校,更考不上市里的中专。连老师都对我们这样的学生失去了动力,对我们说,过完年,你们就可以不用再来了,但毕业证老师一定会为你们搞到手,一个只能证明我们不是文盲的红本本。

如果母亲知道了这样的结果,不知会怎样的伤心和暴怒,一切听天由命吧。走着走着,却忽然听到姥娘的庄子里“轰”的一声,一团烟雾开始升腾,一座房屋的檩条飞上了高空,感觉就像火柴杆那么大。我急急忙忙踅回去,往庄子里奔跑。

那本来是几间整齐的瓦房,庄子里有鞭炮产业做支撑,已经越来越富裕,几乎家家都住上了瓦房。但那几间有一半却变成了废墟,一个男孩身子朝下趴在砖头瓦块里,早已面目全非。人群里一片哭声,他的父亲被突然的打击惊住了,不住地摇头摆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男孩一人在拌药,他父亲幸好当时在厕所,所以没有遇难。

我们班里有个女生也在姥娘的庄子,她叫九儿,一问才得知,那男孩是黑妞班里的同学小照,他本来是应该在学校的,因为调皮被老师一顿收拾,干脆辍学回家,帮父亲做起了鞭炮。任凭老师再怎么请,就是不回来。

回到家我告诉母亲,姥娘村出事了。母亲神色慌张,连头发都没有拾掇就回了娘家,去劝舅舅表哥们不要再做鞭炮。晚上回来,她在院子里摆了香炉,烧了很多纸,口中念念有词。

我的上学生涯很快就在那所学校结束了。母亲在拔棉花柴的时候把手指弄破感染了,手掌肿得像馒头一样,疼得只转圈,到最后干脆躺在床上发起了高烧。我去学校取回了自己的所有东西,临走没有跟任何一个同学说过一句话。我走在白杨树底下,望望头顶的树杈子,十几岁的年纪忽然就止不住了眼泪,甚至抽泣出声。我没有未来,离开那所学校,我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农民,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不会像小照一样。

不知什么时候黑妞骑着车赶了上来,在我前面把车停下,等我坐上她的后座,我没理会。她那期待的样子似乎是很怕我想不开用裤腰带在树上吊死。眼下,我已经跟她不是一个层次,她是学生,我已经是农民。我径直从公路下了沟沿,把她一个人留在公路上。

回到家,母亲看到我带回来的书和作业本上满是幼稚而乱糟糟的图画,伤心得哭了,用包扎着的手不停地抹去鼻涕和眼泪。我低着头呆呆地站立在她面前,知道她已经没有力气挥起擀面杖。

从学生到农民,似乎不需用任何转换。几亩地的棉花柴,两天就打完了。一双手套在我手上变得那样破碎,掌心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布满了血泡。我知道,用不了多久,我手掌上面会生出老茧,用刀割都不疼。一小推车的土家肥,在两只篓子上培出了尖儿,我能推起就走,而且大步流星。我甚至骑了大金鹿自行車,四处走街串巷收那种高粱穗子,在母亲的指导下加工起了笤帚,这是我们村人人都会的,然后自己去赶集一把把卖掉。贫穷就像一种病毒,会让你病入膏肓,但好在它并非无药可医,爷爷说,穷最怕的是吃苦与勤快。

只有深切理解这种病痛的人才会想尽一切办法驱赶它。

我在一个早上顺着长满白杨树的柏油路又来到那座集市上。集市与那所学校隔着几条街巷,在这不久之前,我还是一名学生,而现在只是一个小摊贩,我找了一处角落把笤帚摊开来,用围脖围住半边脸,这样我那些还在学校的同学即使看到我,也不会认出我来。

那座街市在年根儿是那样繁荣和拥挤,一进腊月,许多人都开始置办起了年货,到处飘摇着五彩的布匹与好看的成衣,一爿爿生猪被屠夫们悬挂了起来,把殷红的内膛朝外,是那样的喜人,日子渐渐都好起来,商品和货物也都充足了。

在一条街巷里,摆满了废旧书籍与调和鞭炮装药的材料,大块的硫磺与成桶的铝粉,还有大捆大捆编织鞭炮的火药芯子。这条街巷与我曾经的那所学校一墙之隔,墙的那边,就是学校的小操场。

笤帚是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但笤帚的用量是那样少得可怜,我的摊前少有人光顾。我曾仔细地翻看过自己那双手,上面已经布满了老茧,在我的梦想当中,这双手应该在稿纸上爬出许多漂亮的文字,或者画出多少五彩斑斓的画。但现在那是一双小摊贩的手。集市上偶尔有人翻捡我的笤帚,当他们抬头看到是一个稚气未脱的男孩时,或许会有一丝奇怪而已。

已是临近中午,却没卖掉多少,这座街市的繁荣与否似乎与我无关。就在这时,街市上人头攒动中一阵波涛涌动,紧接着一阵凶猛的火焰与烟雾翻卷升腾,是卖鞭炮材料的街巷处。伴随的还有一声声惨叫——有人在喊:“鞭炮市失火了……”

人群中忽然就闪开了一条峡谷,几个“火人”从街巷里冲了出来,有人摁住他们帮忙扯脱身上着火的衣服,却是连皮带肉血淋淋地撕下一片,有一个浑身青烟往镇上卫生院的方向跑,赤着脚在路面上留下一只只血红的脚印……

于是许多人抄起水桶和扫把往街巷里扑,一阵阵哭嚎与惨叫……

我呆坐在自己的笤帚后面,被这种从未见过的场面吓得魂飞天外,自己到底哭没哭都忘记了。

不知过了多久,公安出动了,烟雾散尽,半条街市被绳子封住。烧焦的衣服鞋子到处都是,满地狼藉。自行车的车胎变成黏稠的液体滴落在路面上,还冒着青烟。人群中渐渐静了下来,却是一个个不肯散去,多数人呆若木鸡。饥肠辘辘、两腿酸软的我在人群中寻找着能够回家的路。

透过人缝,我还是往那条曾经充满火药能量的街巷里望了一眼,满地的废纸翻卷,纸灰乱飞。当明白那些错乱横陈黑乎乎树枝一样的东西是人体被烧焦后,腹内一阵恶心低头哇哇呕吐了起来,背着笤帚,我终于一屁股瘫软在地上……

那种场面可能是我这一生的噩梦,梦魇里无法驱赶,挥之不去,自那天后,我很久不愿意说话。

断断续续中,我听到了母亲的哭喊,喊着我的名字,哭叫着——我的儿……那种声音凄厉而颤抖,像一个只剩半条命的女人生涩地从胸膛里扯出来一般。我终于喊出来——娘,我在这里……

母亲看到背着笤帚的我喜极而泣,从我的背后抽出笤帚想抽打,又舍不得,一把搂过去嚎啕大哭——老天爷,你总算有眼……她浑身上下前后左右看了又看,老泪和鼻涕在脸上的沟壑里四处横飞,就像从火堆里捡了个儿子。

母亲开始变得不喜欢那条街市,死活不再让我去那条街。我们娘俩似乎从来没有这么统一过,那就是笤帚疙瘩与鞭炮里都没有未来,但是这么想的一定有很多人,倘若有出路,谁愿意被它们埋葬?

但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母亲经常有惊人之语,她说:“什么是生活?就是生下来你就得活,你受不了上吊寻了死,那对得起谁!”

——你是个有“才分”的家伙啊,难道那个瞎眼的算命先生算得不准?母亲经常这样莫名其妙地说。

那夜风很大,天空里那些光溜溜的树杈子似乎都复活了,像一条条蟒蛇翻卷吐着芯子,呼呼作响,天籁里各种奇怪的声音此起彼伏。

外面狂风呼啸,娘仨早就上炕躺进被窝里,房顶有绵绵的细土落下来。油灯的火苗在飘摇中闪烁,像只蛾子在跳跃闪动。不知从哪个墙缝里吹进来冰凉的风,那盏豆粒大苟延残喘的火苗终于熄灭了……

黑暗中,母亲问:“你听外面是不是建国在叫?”我听了听,外面的确有种声音像人的哭喊,但我觉得那不是,跟母亲说你多心了,不是。母亲说可怜的建国儿,这样的天,要在外面可记得找个柴禾垛钻进去……

那一夜,母亲辗转反侧,似乎一夜没睡。

第二天开门很费劲,是大雪把门拥上了。外面已是一片白茫茫的雪野,阳光底下泛着刺眼的白光。我又踏上了那条连接姥娘家庄子的柏油路,路面已是被各种车辙压得镜面一样,我慢跑两步,脚底在上面划出去老远,一不小心摔倒在雪窝里,路上许多行人笑了,我也笑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马上就要十八岁,一切对我来说,只是刚开始。

似乎从那一天开始,我再也没有见到建国,也没有听到过他的叫喊,因为在不久后我就背起行囊往北去了另一个城市。但我相信,像我一样,很多人会对一个傻子的存在与否毫不在意,他只是一个傻子,而我们尚且在这个世界这么累。

我总觉得,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苦难。一个没经历过苦难的人,骨子里肯定缺少钢铁的元素。二十多年后母亲说,那个算命先生没算错,你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数,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你以自己热爱的方式在打拼,而且买了车买了房,当了广告公司与画廊的老板,混成这样,谁都想不到。

母親说,你们兄弟俩都行,可能也得益于你们吃过苦。

但母亲终于没享几天清福,她五十六岁那年身体就查出了肿瘤,那些东西也可能是太多苦难在她身体里集聚成的。到最后,母亲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注射完杜冷丁后,在弥留之际隐隐约约喊着“土围子”。我说土围子早就没了,舅舅家很快就要拆迁了。母亲说,你和黑妞替我再走最后一趟娘家。

黑妞已是我的妻子。

母亲恨不得把所有看望她的礼品都让我捎回她的娘家,满满的一车。我们两人驱车踏上那条柏油路的时候,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我忽然感觉这座庄子是如此陌生,与记忆里毫不相干,没了土围子的影子,也寻不见了那家做三角烧饼的铺面。那条街市变得整齐繁华,只是庄子里很多老年人还认识我,依旧叫着我的乳名,他们还在问——你妈身体怎样?

忽然两行热泪就淌成河流落在脚下,我说我妈很好,她会好起来的……

我在心底说,还有她的庄子,也会越来越好,因为它是用稻粱攒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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