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虫祭奠》李光彪散文赏析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寄生虫一样在云南山箐旮旯里长大的我,童年不知捕捉过多少虫子。不论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都曾经是我童年的玩物,猎取的肉食。正是那些亲密无间的虫子,伴我在乡村田野上那片灿烂的天空下,给予我快乐,喂养我成长,让我度过了天真无邪的童年。

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童年的我为什么那么饿。不论吃多少食物进去,肚子像只装不满的大口袋,几乎每天都处于饥饿状态,经常为“吃”的事奔波发愁。

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童年的我为什么那么馋。不知捕捉过多少虫子,残食过自然界中多少小精灵的生命。可“吃长饭”的我,由于一年半载见不到肉,个子总是那么矮,像那些石头山上的树,长得特别慢,经常令母亲发愁。

那时的乡村,孩子的玩具几乎都是自己的“发明创造”。那些常见的小动物,就是我们乡村孩子最好的玩物。我是从穿开裆裤的幼年开始认识那些虫子的。母亲下田干活回家,把曲卷折叠的衣袖、裤脚打开,有时会拿出活跳跳的一些小虫。然后用一根线拴住让我牵着玩耍。那些小虫忽而在地上爬,忽而在空中飞舞,飞不了多远,又被我扯了回来。被我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一只只小虫,有时不小心被鸡叼走,我就会“哇”一声嚎啕大哭,追着鸡群驱赶老远。

每年夏天插秧季节,放水泡田时,通过牛犁耙过的水田里,有一种像蟋蟀的“小土狗”,家园被淹没,走投无路,就会浮在水面,惊慌失措爬上田埂,最后还是难逃一劫,落入我的手里。不久,秧苗逐渐返青,水稻田里蛙声如潮,有一种黑黝黝名叫“水母鸡”的小虫,也随之诞生。它们忽而在稻田里扎猛子,忽而爬上稻苗玩耍。穿梭在田埂间的我一旦发现目标,迅速脱下鞋子,挽起裤管下田,那种长着翅膀水陆两栖的“水母鸡”,就一只只被我抓捕。拿回家,我把“水母鸡”放在地上,扮演着教练的角色,用吆鸡棍指挥着它们,不停地展开接力赛跑,乐趣无穷。最后,“水母鸡”变成了我微不足道的“肉食”。

逐渐长大以后,我尾随着“娃娃头子”,身影经常在田野上游动着,一边找猪草,一边捕捉那些既可以玩又可以当肉吃的小虫,不断历练捕食成长的本领。每年春暖花开,田野上的庄稼和杂草摇头晃脑疯长,那些寄生在绿油油的草丛中的蚂蚱,也开会似的粘在嫩生生的草尖上,窃窃私语。我们迎着初升的太阳,手拿枝条,一边弹打露珠,一边驱赶蚂蚱,受惊的蚂蚱又飞又跳,四处逃窜,手疾眼快的我瞄准目标,悄悄潜伏着扑过去,那些名叫“老跳神”、“大绿头”、“小铁头”、“油葫芦”的蚂蚱,就一只只捉到手,放进蚂蚱笼子,拿回家,用热水一烫,摘去翅膀,下油锅煎炸,就成了我日思夜想的肉。

秋收,我常跟着母亲去看村里的妇女们开镰割谷,那些蚂蚱并不知道它们的家园就要随着稻谷的割除而消失。在“嚓嚓嚓”的割谷声中,受惊的蚂蚱“噗嗤噗嗤”不断向前忽而飞起,忽而落下,仿佛是在进行跳远比赛,不断追逐着逐渐倒下的稻谷秆向前“搬家”,一直被驱赶到田头。稻谷即将全部割完,蚂蚱很快无家可归,早已在田那头撒下天罗地网的我,将那些各种各样、七大八小的蚂蚱一网打尽,又是一次“大丰收”。拿回家,至少能添一碗菜,让全家人尝到“肉味”。

捕虫是乡村孩子与生俱来的本能。每年夏天,有一种叫“松毛虫”的蝗虫,蚕豆般大,黄色的,有点像金龟子,更像萤火虫,白天无影无踪,夜幕降临时,就会在菜园边的柿子树和“塔枝树”上“嗡嗡”出动,果子似的爬满枝头,我们悄悄拿上家里的手电筒,像群猴子一个个往上爬。看见亮光,“松毛虫”就停止活动,静静地趴在枝叶上,随便一伸手,一次就能抓到两三只,塞进葫芦里拿回家用开水烫死,摘去翅膀、脚手,清洗之后,下油锅煎炸,同样是满口香的“肉”。

在我的眼里,蝉是最精明的虫之一。它们站在树的枝头,像那些歌喉清脆的彝家民歌手,唱响田野,唱响乡村,此起彼落的蝉鸣声似在举行一场山歌大赛。蝉的歌谣赛很长,似乎是在打擂台,很难分出胜负,几乎每年一直都要从夏天咏唱到秋天。技高一筹的我们顺着蝉的鸣唱声悄悄靠近,才发现那些蝉就像热恋中的一对对情人,如胶似漆,缠缠绵绵,神不知鬼不觉就成了我们手中的俘虏。“棒打鸳鸯”的我们把捕捉到的蝉拿回家,玩啊玩,直到听不到它们的歌声,才喂鸡,或是烧吃,各得其所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

每年雨季,盛产蘑菇、鸡枞的时候,几天阴雨连绵之后,村庄周围的大路边、田埂上,那些“鸡枞窝”里由蛹变成蛾的“飞蚂蚁”就会破土而出,雪花一样满天飞舞。此刻,那些鸟也从天而降,如蝙蝠扑食蚊虫,此起彼落,纷纷捕食蚂蚁。那些到处刨食的鸡,也不甘示弱,蜂拥而上,不停追啄蚂蚁。我们光着脚板,朝着蚂蚁冉冉飞起的方向跑去,与鸟和鸡展开了一场觅食大战。每人占领一个洞口,蚂蚁刚爬出洞穴,扇着翅膀欲腾空高飞,就落入了我们守株待兔的掌心,随即放进瓶子。插翅难飞的蚂蚁拿回家,用油煎炸,又是香喷喷的干巴味。

秋天的山野,还有很多马蜂,那种马蜂特别大,经常把巢筑在枝叶茂盛的大树上,我们叫它“葫芦包”。找“葫芦包”需要技巧,一般都在早晨太阳刚出时和黄昏太阳即将落山时,马蜂都会沿着同一个方向有秩序地排成队,来来往往飞行,很容易暴露目标。眼尖的我们顺着马蜂飞落的线路不断搜寻,通过反复几次侦察,历尽艰辛才能找到马蜂的窝。谁找到“葫芦包”,都是个秘密,从不在别人面前露半点蛛丝马迹,一直暗地里盯梢着,让它养在树上,直到“七月葫芦八月烧”蜂蛹成熟的时候才下手。由于马蜂会蜇人,毒性很大,叮咬过度,會全身红肿致人散命,很多人即使看见“葫芦包”也望而生畏,生怕为口伤身。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们好几次去烧“葫芦包”时,不知道马蜂巢有几个进出口,随时都有精兵强将的马蜂在站岗放哨。警惕性较高的马蜂听见我们说话,看见火光,就会朝我们几个入侵者发起攻击,穷追不舍蜇人,我们只好败下阵来,逃之夭夭,重新密谋,组织第二次进攻。吃一堑长一智的我们,早早地提前几天准备好足够的松明火把,趁着天黑,几个小伙伴全副武装,吆喝着进山,卷土重来。到达后,分工合作,有的爬树,有的点火,熊熊燃烧的火把直插“葫芦包”。片刻,倾巢出动的马蜂如飞蛾扑火全军覆灭,迅速摘下“葫芦包”,放进口袋,匆匆扑灭遗火后,我们如打了一场胜仗返回家,把蜂巢饼里那些婴儿般熟睡的蜂蛹一个个抠出来,用热水一烫,晾晒半干,要么平分秋色,要么有福同享打牙祭,总是能滋补我们的肠胃,让好久没有肉吃的我们解解馋。

山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就要上山砍柴、敲“树疙瘩”。我们经常三五成群,扛着斧头,背着篮筐,像群麻雀叽叽喳喳上山,穿梭在山林中,寻找那些上半身早已被砍伐好久、剩下孤零零逐渐腐朽的“树骨桩”。我们手握斧头,甩开膀子轮换着斧头不断敲砍,木渣在四处飞舞,斧头敲击“疙瘩”的声音响彻山谷。使尽九牛二虎之力,“树骨桩”被全部砍倒破开,土蚕大的柴虫就滚落在地,捡起来,装进衣袋,拿回家烧吃,也不亚于马蜂,满嘴都冒油。

走过捕虫捉虫的童年,长大成人的我如一只飞离乡村的虫子,栖居在楼房鳞次栉比、树草稀少的城市,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二十多年来,我搬过好几次家,无论住在哪里,最常见的是苍蝇蚊子,那些如我童年小伙伴一样亲密的虫子几乎很难见到。有时去菜市场买菜,想不到有人把捕捉到的蚂蚱、马蜂拿来卖,买点回家煎炒下酒,一不小心就贪杯喝醉。偶尔去餐馆,也能吃到蚂蚱、马蜂、竹虫做成的山珍野味菜肴,让我无数次品尝到了乡村的虫草的芳香。

步入中年的我茶余饭后,喜欢和妻子去龙川江畔散步,经常看见那些城市里的孩子,手拿工具在草地上如饥似渴地追捕蜻蜓,却又经常摔跤,经常扑空。与这些孩子相比,我的童年是多么的幸福。返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只只“水母鸡”不停地飞向太阳一样的街灯,被撞得晕头转向摔落在地,不停地垂死挣扎,我弯下腰随手给它们翻个身,“水母鸡”又腾空飞走了。可第二天早晨去上班的路上,我又见到几只误把城市昼夜当作白天的“水母鸡”,撞死在街灯下,被行人踩踏成贴在地上的标本,一种痛失亲人的悲伤油然而生。

居住在四季如春的云南,在这个莺飞草长的季节,两鬓染霜的我写下这些记忆里有关捕虫食虫的文字,既是对那些虫子的鸣谢和感恩,也是对那些虫子的道歉与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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