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八十年代校园记忆》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从1985年到1989年,我在山东大学度过了整整四年大学时光。八十年代,是一个风云激荡、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青春岁月、校园生活及那个不可复制的年代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我生命中一段最难忘的记忆。

来到山大

离发车时间还有十五分钟,十分钟,五分钟……站台上,父亲的眼圈微微发红。他把头扭向别的方向,不再通过车窗看我。

我似乎很平静,对于大学生活的向往,胜过离家的惜别之情。然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五分钟,三分钟,两分钟……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泪水夺眶而出。毕竟是第一次远离故土,远离亲人。以为自己早已是铁石心肠,却还不是。

列车缓缓启动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一棵大树,被慢慢地连根拔起。

父亲的身影渐渐远去,远去的还有生活了十八年的故乡,以及十八岁前所有懵懵懂懂的日子。

列车在华北平原上奔驰……

我凝视着窗外生机勃勃的土地,心胸变得开阔起来。济南就在黄河边上,我期待着能尽快看到那条被称作中华民族母亲河的神秘河流。在书本上读到过无数次,在脑海里描画过无数次,黄河在我的心目中无比伟大无比崇高。特别是在读过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之后,我对这条河更加向往。

列车播音员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在接近黄河时,不失时机地介绍起黄河的情况:她的历史,她的现在,她的一切……

“旅客同志们,列车已经驶上了黄河大桥……看,这就是黄河!”倏然间,黄河流到了我的眼前。

与想象中波涛汹涌的黄河完全不同,她是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只有那凝重的黄色,似乎十分熟悉。

我看了一下手表,记下了这个时刻:1985年9月5日17时21分。

走下火车,在站台上寻找山东大学接待站,没有。一种焦虑突然袭来:要是没人接,这人生地不熟的,到哪儿去找啊?环顾四周许久,茫然地随人流进入一段地下通道。通道里一条“欢迎你到济南来”的横幅,让人顿生亲切,也让我放松下来。出了验票口,看见站前广场上各个高校接新生的花花绿绿的招牌,我才长舒一口气。

接新生的大巴车七拐八拐,终于驶入了山大的校门。中文系接待站,几位高年级同学帮我办理了各种入学手续。一位来自江苏的中文系84级同学热情地帮我提东西,并找到宿舍:10号楼628室。接着,他给我介绍了一位中文84的来自北京通县的同乡。

老乡见老乡,虽然没有两眼泪汪汪,倒也分外亲热。老乡得知我还没吃饭,便领我到宿舍边上的一家小饭馆,为我买了一盘水饺。饭后,又陪我在校园里转了一圈,边走边给我介绍大学生活与中学生活的不同。

在628,我很快认识了几位此后朝夕相处四年的兄弟:行事老道、颇有兄长风范的老宋,文质彬彬、才华横溢的人怀涛,憨厚朴实、做事认真的广朋,操一口难懂的粤语普通话、广交朋友却始终睡我上铺的老莫……

按照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的说法,“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友好宿舍

大凡学生宿舍,都有大排行的习惯。如果是八个人,就从老大排到老八,这样感觉就像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似的,透着亲切。偏偏628宿舍没有一个这样的排行,而只有和女生202宿舍“联姻”的一个大排行,从大哥一直到十六妹。当然,202就是我们的“友好宿舍”。

这个友好宿舍是怎么结成的?似乎要从上大学后的第一个中秋节说起。

班级的中秋晚会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晚上办的。真正到了中秋那天,大家早已作鸟兽散,近处的回家,回不了家的去找老乡,明月当头时,宿舍里只剩下了我和刚同学两个人。刚同学提议说,女生203宿舍只剩下三个人了,要不我们过去坐坐,表示一下团支部和班委会对她们的慰问?我本来是见到女生就不会说话的,对这种事向来发怵,但一说是代表组织去的,问题严重了,便没有反对。谁让他是支部委员,而我又担着一个班委的虚名呢,这种时候关心一下群众名正言顺,也是应该的。

203美女众多——这在全班男生中是公认的,自然吸引力大。我们在203坐了不大一会儿,由班长建民带队,呼啦啦杀进五六个男生,都是同一宿舍的。他们有备而来,带着苹果、花生、瓜子等女生爱吃的东西,还真有点慰问的意思。而我和刚两手空空,光耍嘴皮子,连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赶紧退出来。刚同学说,听说他们和203结成“友好宿舍”了。

我心里一算,本班一共五个男生宿舍,而女生宿舍只有三个,如果都这样结对子,僧多尼少,不够啊。

马上回去,又不甘心,刚提议干脆再到202看看。

敲开202的门,只有两位同学在,一位是我的北京老乡煦同学,一位是家在山东的航同学。航为了陪煦,居然没有回家过节。

煦是典型的北京女孩,开朗、健谈、幽默,讲到兴高采烈处,还要做一些模仿的表情,令人捧腹;航虽不那么能说,但是爱问;刚则能说会道,于是三人很热闹地聊起来了。我嘴上缺乏天赋,只好坐在那儿听。还是煦同学心细,为了避免我尴尬,不时地和我说两句。

次日,受本宿舍几位活跃分子之邀,十来位女生聚到了628宿舍,202的为主,201、203的也有。先是聊天,后是表演各种节目,很是热闹。当再聊天的时候,不知是谁挑的头,竟然谈起了爱情。可能是还没开放到那种程度,当着异性公开谈论这个话题,大部分人还是不大好意思,所以说的人少,听的人多。感觉聚会有点变味,我便借机溜出,躲清静去了。

又一个周末的晚上,628全体出动,到女生202宿舍。聊天一直从六点半持续到十点半。这次分成了几个小圈子,分别聊着各自感兴趣的话题。我和怀涛与彦敏、海昕在一个圈子,聊的是诗歌。

怀涛谈起诗来头头是道,诗人、作品、风格、流派无所不知。两个女生入神地听着、应和着,话不多,但都能说到点子上,听得出来,都是爱诗的人。怀涛无意中觅到两位知音,一番“威逼利誘”,两位半推半就,都从箱底翻出了自己的诗作。彦敏献出来的是一本用诗写成的日记,读之,时有佳句令人叫绝。怀涛与我都如发现了新大陆一般,从此对其刮目相看;而她,后来成为我们的“二姐”,也成了85级诗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此后,双方又各有互访。女生宿舍虽然不是禁地,但也不是随便来去的。一次,在202待到很晚了,见几位兄弟还腻在那里不走,我又觉得无聊,便借故出来。不想,到了一楼,已上锁了。看宿舍的老头在那斥责两个男生,旁边有两个女生在替他们说情。

“把你们的学生证拿出来!男生必须在十一点以前离开,看都什么时候了,像什么话,我告到你们系里去!”老头情绪颇为激动。“我们不知道这个规定……我们来找老乡,您就放我们出去吧!”两个男生苦苦哀求。“他们是来找我们的,我们都是85级新生,求您了,放他们出去吧!”两位女生替他们求情。

再三苦求之下,老头总算心软了,打开了门。我赶紧跟着他們溜出来。可是,另几个兄弟就没这么幸运了,后来是从二楼跳下来窜回宿舍的。幸亏楼层低,要是再高一点,哪怕是三楼,跳楼而安然无恙,也不那么容易。

就这样一来二去,男生628与女生202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虽然没有正式的结交仪式,但无论在两个宿舍内部,还是在外界看来,我们似乎已是一对明媒正娶的友好宿舍;别人要插进来,难了。

友好的最高潮,出现在1986年元旦。大学里的新年永远是最热闹的。628倾巢出动前往202,一间狭小而温馨的女生宿舍被挤得满满当当。女孩子们纷纷拿出看家本领,每人献上一两样拿手菜;男生则打下手,干点择菜、洗菜之类的粗活,密切合作下,融合了川、鲁、京、粤各种风味的美味佳肴摆满了拼接而成的大桌子。

酒酣耳热之际,有人提议各报出生年月,十六人来个大排行。于是从大哥到十六妹的座次应运而生,在酒桌上,便吆五喝六、称兄道妹起来,很是亲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奇妙的。无论同性之间,还是异性之间,一般的情形是从陌生逐渐变得熟悉,但从熟悉慢慢变得陌生的情形,也很常见。628与202之间就是如此。

吃吃喝喝,玩玩闹闹,大一就这么过来了。

到了大二,还保持着这种联系,只是次数少了。渐渐地,两边都有人脱离这个小圈子,开始独来独往;也有个别人找了圈子外的人,谈起了恋爱。那个年代,大学对学生恋爱秉持的是“不提倡、不鼓励、不支持”的“三不”政策,而我等一干傻小子的革命觉悟也高得很,立志“先立业、后成家”,把急于谈恋爱视作没出息;更不会“兔子吃窝边草”,打姐姐妹妹们的主意。

男女之间纯粹的友谊,要发展下去实在是有很大的难度。而在这个圈子里的个别异性之间,或许曾有某种朦胧的情愫与期待,但最终,没有产生一对恋人。

大三,几乎不再有密切的来往,与昔日姐姐妹妹的关系,仅限于见面打个招呼而已。到了大四,有时候见了面干脆就装作没看见,连个招呼也不打了。

这个过程也许是一天天、一月月积累,一年年演变的,但结局也许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信矣!

山大的“美食”

八十年代是一个已经摆脱了饥饿的年代,八十年代又是一个追求从“吃饱”到 “吃好”的年代。但是,山大的学生食堂虽然能让我们吃饱,但离吃好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菜是有的,肉是有的,白面、大米也是有的,但是这些好东西凑到一起,不知为什么就那么难吃。五号学生食堂因为伙食太差引发了一场“食堂风波”,引起校方高度重视,曾有短时间的改善,但很快又回到当初;其他食堂,离宿舍太远,就餐不方便,而且与五号食堂比,也是半斤八两,强不到哪儿去。

大学期间,曾到北京的几所高校看望高中时的同学,发现相差无几的价格,在人家食堂吃到的是美味佳肴,而在我们山大食堂,吃到的是怪味草料。我本不是个挑食的人,只要糊弄得过去的饭菜,基本都是狼吞虎咽;但山大食堂只有一道菜能比较顺当地咽下去,那就是“共产主义”的标志——土豆烧牛肉。天天“共产主义”,也容易腻,所以,如果要对山大学生食堂的烹调水平打分,只能给个不及格。

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困惑:鲁菜在我中华何等大名鼎鼎,怎么在位于齐鲁首府济南的山大食堂里,就尝不到一点鲁菜的味道呢?

不过还好,在食堂体系之外,在我们的心目中,山大还有几道美味:小吃部的水饺,排球场边的水煎包,路边摊上的煮方便面,还有十号楼下的面包。

在新校男生9号、10号楼西侧,校园西围墙的里面,有几处勤杂人员居住的平房。平房小院里或者院墙外,搭着简陋的遮阳棚,那便是被我们称作“小吃部”的几处小吃摊了。如果赶不上饭点,或者在食堂吃腻了想换换口味,我们便去小吃摊,要上一盘水饺或者一碗面条。其实,那水饺馅儿很小,味道也一般;面条说是肉丝卤,却只见菜叶难见肉丝,清汤寡水的,但我们还是吃得很香,很满足。

排球场是校排球队训练和我们上排球课的地方,位于新校大操场旁的一处小院内。两块标准的场地被高高的铁丝网围起,旁边的平房里有一个包子铺,里面卖的包子和小米粥都很好吃。那是我们另一处改善伙食的地方。

9号、10号楼东侧,开水房外面,有一处流动的方便面摊。通常是在学生们下了晚自习后,它便支起来了。几块简装的方面块扔进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里,煮三两分钟后,被捞出,分到几个大碗里,浇上面汤,撒上佐料和香菜,一碗可口的方便面便好了。冬天的夜晚,常常见到许多人围在那里吃得不亦乐乎,看上去都替他们觉得暖和。只不过,因为人多,要排队等,我很少光顾那个摊位。

无论是小吃摊还是包子铺,乃至散布于校园各个角落的各种小卖部,都有一种通用的货币,就是食堂的菜票。菜票成为流通的货币,大概是因为学生兜里的钞票较少,而只要是有助学金的,每月都会按时以菜票的形式发到学生手里。这时候,学校里到处游荡着兜里揣有近20元菜票巨款的学生。总是有个别喜欢寅吃卯粮的学生,慷慨地掏出本该支撑三四天甚至一周的伙食费潇洒一回。他们自然是校园里商家们最喜欢、最欣赏的消费者。

唯有一处例外,不收饭票,只收真金白银的人民币,那便是十号宿舍楼下的面包摊。那里的面包,都是当天新烤出来的,圆而饱满,外面焦黄,里面嫩白,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儿。

那里的面包,是住我上铺的兄弟老莫的最爱。下了晚自习,常见到他顺道买一个犒劳自己。正是20岁左右,下了晚自习我也常常饥肠辘辘,却舍不得买面包吃,忍忍也就过去了。

老莫对面包的热爱,使得他常常不惜透支消费。一天晚上,他兴冲冲跑回宿舍,对我说:“老杨,借到钱了!我去买面包,要不要给你捎一个?”

我说:“不用了,我不爱吃那玩意儿。”

老莫下了楼,回屋时嘴里啃着一个,手里拎着一个,呜呜噜噜说着请客之类的话,递给我一个面包。

自己舍不得买,却吃人家借钱买的,这有点说不过去。我不好意思接:“我不吃,我不饿。”

“哎呀,拿着拿着,你这人太虚伪!”老莫执意把面包往我手里塞。

“好吧,那算我让你捎的,把钱给你。”我说着便从兜里掏钱。

“老杨,你看不起我!”老莫有些恼了。

见此情形,我也不好再推,只好把面包接过来。其实,我的口水,早已不争气地在嘴里打转。我把面包掰成两半,一半留给自己,一半还给老莫:“我有半个就够了。”

这回老莫倒也没再推回来,接过去狼吞虎咽吃掉了。

我慢慢地咀嚼着,咀嚼着这半块面包里独特的味道。

天堂影院

与“友好宿舍”的关系渐行渐远,与老乡的联系越来越少,又没有女朋友陪伴着出双入对、月下花前,每当周末,看电影,几乎成为628兄弟几个最大的爱好和唯一的精神寄托。

山大同学看电影有三个去处:其一,大操场;其二,洪楼电影院;其三,建工俱乐部。无论是在栉风沐雨的大操场两足并立,还是在安逸奢侈的放映厅身陷软椅,重要的都不是环境本身,而是银幕前洋溢的年轻的快乐。那是我们青春的“天堂电影院”。

大操场放电影,与农村放露天电影有异曲同工之妙。通常是周末中午,山东大学人民广播电台便播送电影通知;晚饭后,同学们拎着形形色色的凳子或空着手,从各个宿舍楼鱼贯而出,向大操场集结。银幕前的观众,席地而坐的、坐凳子的、站着的,一层层依次高上去。放映之前,观众席前有教工的小孩们追跑打闹,后有闲不住的学生们踢足球或打排球,熙熙攘攘,很是热闹。

谁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大操场的电影就是免费的午餐,不过既想免费又想吃鸡鸭鱼肉,那就是苛求了。大操场放的电影,通常不是老掉牙的国产片,就是三流(不是三级)的进口片,如同鸡肋。

面对这免费的午餐,我们也经常犹豫,看还是不看。

一个周末的晚上,因白天没听到电影通知,又无事可做,广朋、老宋和我便背起书包,准备去上自习。走到楼下,看到有人拎着凳子疾走,好生奇怪,便问“干什么去”,答曰“大操场看电影”。这么重要的信息居然被我们漏了,很懊恼。又打听是什么电影,答曰“《红发女郎》,荷兰的”。这电影没多大吸引力。我们决定还是去上自习。

从大操场边路过,看到操场上人来人往,雪白的银幕已经挂起,我们便有点走不动道。看电影吧,要么回去搬凳子,要么背着大书包,不情愿;去上自习,更不情愿,三个人为是看电影还是去上自习犹犹豫豫。

“掷硬币决定吧。”我提议。

“好,好主意!”广朋、老宋一致赞同。

“一次定输赢。国徽朝上,就看电影,否则,去上自习!”我又提议,无人反对。

掏出2分硬币,一掷,硬币在地上滚动许久,落定,一看,却是“贰”字在上。

老宋说:“这次不算,再来三次,取两次那面决定。”

我又连掷两次,也真邪了,全是“贰”字朝上。

广朋急了:“你什么手啊,我来!”一把夺过硬币,又掷,终于,灿烂的国徽在上。

三人哈哈大笑:“走,看电影去!”

不过,鸡肋嚼多了,实在没劲。再说,露天电影受天气影响太大,放着放着,大家回散躲雨的场景并不少見;而隆冬时节,鸡肋也没得嚼,便下决心另辟蹊径。

转移战场,去洪楼电影院。洪楼电影院位于济南著名的洪楼教堂边上。那是一座老建筑,建设年代不详,外观看上去有上百岁了,饱经风雨,处处都是岁月留下的瘢痕,但还算结实;内部更是陈旧,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霉味,不仅空间局促、光线昏暗,而且硬木座椅坐着不大舒服,掀起放下都会发出呱嗒呱嗒的巨响。

洪楼演的都是新电影,每周花一两毛钱看一场,还是值得的。我与628的兄弟广朋、老宋、老莫、怀涛,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好片子总是带给人很多的联想。因为小时候很少有在影院里看电影的经历,20多年后,看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我脑子里闪过的,居然是洪楼电影院的一幕一幕,不胜唏嘘。不知那座老影院,现在还在不在。

建工俱乐部的全称好像是“济南建筑工人俱乐部”,是一座新建筑,按当时的标准,可以称得上“豪华”。里面宽敞明亮,座椅都是软的,坐着十分舒服,但票价并不比洪楼贵。建工俱乐部离山大也不远,只是在和洪楼相反的方向。喜新厌旧,自从发现了有“建工”这么个好地方,我们就不爱去洪楼了。

在“建工”看了不少电影,有印象的却没几部。事后回想,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两部影片,一部是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粱》,另一部是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对《红高粱》的印象深,是因为它给人的视觉冲击很强烈,以前没有过;而对《两个人的车站》印象深,除了电影好之外,完全是因为一场意外。

那个周末,弟兄们皆有约在身,我只好孤零零地一个人去“建工”看电影。那天放的是《两个人的车站》,刚刚进入情况,体味到一种“含着眼泪微笑”的情调,呼啦一下进入了一个黑暗而无声的世界:停电了。

大家十分懊恼。工作人员说,愿意退票的退票,不愿退的,等着来电,不论多晚,电影都接着放。从八点一直等到九点半,退票的越来越多,留下等待的越来越少,我却丝毫不为所动。一直等到近十点,电终于来了。

电影散场,已经快十二点。一路小跑回到宿舍楼门口,早已熄灯上锁。敲值班室老大爷的窗户,不知是睡得太死,还是不愿搭理,半天没有反应,只好想办法跳窗进楼了。围着宿舍楼转了一圈,一层厕所、水房全有铁栏杆护窗,见一间宿舍还有些许光亮,便凑上去敲窗户。

一位正在秉烛夜读的哥儿们,不知哪个系的,被我吓了一跳:“你,干什么的?”

“我六楼中文85级的,看电影回来晚了,帮帮忙吧!”

里面咕哝了一声,我没听清,还以为是同意我跳窗进去,便攀上了窗台。不想他一声断喝:“下去,谁让你跳了!”

这一嗓子,把全屋人都吵醒了,招来一片怒吼:“下去,下去!”

我顿时慌了,脚一软从窗台上掉了下来,落荒而逃。

回到楼门口,见有两位他系兄弟也被挡在门外,便像遇见了亲人解放军一般亲热,问他们怎么也回来这么晚,答曰:“建工俱乐部,看电影。”

“《两个人的车站》?”

“没错。”

真是“同是天下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三人商量好,一起擂看门老大爷的窗户。我们下定决心:如果他不开门,这一宿就别睡了。老大爷纵使耳朵不好,心脏也受不了,怒气冲冲开门,索要学生证,三人皆未带;我的借书证倒是带了,老头看了一眼,气早消了,以为我们是一起的:“进去吧,以后注意!”

“是,是,以后注意!”

真想高喊一声“大爷万岁”,可惜没敢喊。蹑手蹑脚溜回宿舍,见兄弟们皆已入梦,便洗也没洗,睡之大吉。

第二天一早,有兄弟问:“老杨同志,昨晚深夜不归,老实交代,干啥去了?”

“到一个只有俩人的车站,约会!”

“啊?”这位仁兄没搞明白,吃惊地望着我,如发现了外星人一般。

商海一日游

八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尚在酝酿、蓄势,部分先知先觉者已悄然投身“商海”。校园里虽不是经商的地方,却也能在一些角落见到花花绿绿的出售小商品的海报,并时有卖袜子的南方小贩在楼道里游荡。

1987年12月的一天,校园里几处“广告墙”上,贴出了一张崭新的海报,上面醒目地写着:中文系85级1班与济南六家出版社联合举办山大冬季书市。

书市常有,班级办书市的却很少见。为了办好书市,班委会进行了一系列详尽周密的策划和安排。

书市安排在周日。周六上午,班里“两巨头”——班长、团支部书记,利用课间召集全班同学开会,进行了详细的分工:把门的、收款的、开票的、看管书的……每个人都根据其特点和特长安排了岗位。几个把守大门的,个个虎背熊腰,有一个还是校武术队的,发现逃票者,定会老拳伺候。我是生活委员,特长是数钱,所以被迫成为收款员。

中午,全班同学出动,往俱乐部搬桌子。当晚,俱乐部有舞会,11点舞会散后,部分等候已久的男生将桌子一一摆好。周日早上7点多,全班出动搬书、摆书,忙到9点,书市开张。

第一批进来的顾客,只有四五个,而我们收款的倒有四处,多达八人。我和美女岚同学一组,好久也不见有人来交款。岚美女有点着急,我也失望地说:“看着吧,今天数咱们收钱的轻松。”

一旦失望了,离希望的降临也就不远了。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随着太阳越来越高,刚从睡懒觉的被窝里爬起来的同学慢慢向俱乐部集结。交款的一个接一个来了,收款处立刻忙碌起来。

一开始真是手忙脚乱。很平常的加减法也算不清,幸亏有计算器帮忙。交钱的来了,岚美女接过单据,用计算器把书价加起来,再把打九折的卖价算出;我收钱,把零钱找给顾客。很快,事先换好的零钱用光了,递过来的不是10元的,就是5元的。我一边紧急呼吁交款的尽量准备零钱,一边赶紧“命令”班长去银行换零钱,急得出了一脑门子汗。岚同学以南国少女特有的温柔语调连声说着“对不起,请稍等”,竟哄得顾客们毫无怨言,耐心等待。零钱换来,总算渡过了危机。

一个多小时的客流高峰,数我们收款的忙,后来顾客渐少,我们便轻松下来。把收到的钱粗粗一数,竟然接近200元。其他几处数目也差不多。大家非常高兴。

班长、团支书四处视察,了解情况后,做出了一个既不人道也不厚道的决定:中午不吃饭了,接着干!

不过,上午的高潮过去之后,书市的顾客越来越少,到中午吃饭和休息时间,我们这些“营业员”已经比顾客多好几倍。于是,大家轮流去食堂吃饭。

度过中午漫长的两个多小时的“淡季”,下午三点左右,终于迎来了又一个客流高峰。到收摊时,我们这个款台已经收了300多元,高居各处第一。这大概不是我的功劳,而是美女的魅力使然吧。

其他三处有两处收250元左右,一处收200元左右。粗粗估算,卖书收入1000元左右,门票收入90元左右。如果不丢书的话,能够盈利200多!这在当年,可是一笔巨款啊!

真是大喜过望。班长异常激动:“为了庆祝书市成功,今天晚上在俱樂部搞‘书市舞会’,希望大家都来参加!”

果然,在回宿舍的路上,只见开水房旁边的广告栏上,几个大字赫然在目:“书市舞会”。

周一傍晚,回到宿舍,见班里“两巨头”都聚在628,议论着书市的事。听说已有一位同学给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投去稿件,今晚6点就要播出。

大家兴奋不已,班长准备录音。

6点,山东台《文体新闻》,前几条都不是,大家有点着急,屏住呼吸等待。终于来了:

山东大学冬季书市昨天在山大举行。这次书市是由山东大学中文系85级1班联合山东人民出版社等六家单位举办的。书市共展出图书200余种2000多册。

“不对不对,是400余种4000余册!”班长纠正说,可惜电台播音员听不见。

“无所谓无所谓,播了就好。”团支书说。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外面一声清脆的鞭炮响。

大家议论起《光明日报》和《大众日报》会不会发消息的问题。

有人笑这是小题大做,可成功的喜悦毕竟是掩盖不住的。

“学生自己办书市,这是第一次啊!”

“是不是全国第一次?”

“那不敢保证,但至少在山东省是第一次。”

“听说出版社要给咱们送锦旗呢。”

……

周二晚上,班长召集几位同学到临时借来的书库——文史楼的一间教研室,清点剩下的书籍,给书市算总账。

我们将捆好的书打开,点清书目和册数,登记好,再重新捆上。点完书,松一口气,数字基本对得上,没怎么丢。

又清点明信片,数完后,着实吓人一跳:把剩下的明信片数目和各组报上来的售出数字一加,每一种都少,多的少二十几套,少的也有三五套。乖乖,这不是要把我们卖书挣的那点钱全都赔进去吗?

进货时考虑到,马上就新年了,明信片肯定好卖,即使书卖得不好,明信片也能挣些钱补上。没想到卖得多,丢得更多,戏恰恰在明信片上唱砸了。难道,我们的顾客——主要是大学生们,就这么个素质?

大家战战兢兢地算钱数。一位女生念丢失的明信片数和价钱,另一位女生按计算器,算完后吓得她面色如土:“算了,算了,我不敢算了!”

“我来。”我自告奋勇,接过计算器。结果更滑稽:赔了两万多!

又算一遍,还是如此。

“你不会用计算器吧?”瑶峰同学一把抢过计算器,“你是加减乘除没分开!”

一想果然是,我把乘法和加法混成一锅粥了。

但瑶峰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他算的结果,丢失的明信片才值两块多,和我那两万多一样可笑。

最后只好用笔算。计算的结果是,丢失明信片的价值,与书市盈利不相上下。这意味着,60多个兄弟姐妹们为这次书市付出的辛勤劳动,全泡汤了。

真是欲哭无泪。教研室里死一般寂静。

有人不信邪,提出重新清点发票。死马当活马医,这个建议得到响应。点完发票,惊喜地发现,实际上卖出的数字比各组报上来的要多得多。这样一来,丢失的即使不是没有,也极少了。

原来是虚惊一场。看来,中文系学生的数学水平实在大成问题。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重新有说有笑。

干完活,已近半夜12点。走出教研室,眼前是一条漆黑、漫长的楼道,没有一点光亮。我们手摸着墙,脚探着路,一点一点往外挪。有一男生使坏,出一恐怖怪声,吓得一女生发出凄厉的尖叫。

“媳妇”的美好时光

爱情的形态千千万万,爱情的故事形形色色。

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爱情扮演的是一个边缘角色,当然不至于沦落到“匪兵甲”、“匪兵乙”的程度,但顶多是比较重要的配角吧。

那时,学校不禁止恋爱,不提倡恋爱,鼓励不恋爱。“不禁止”与“鼓励”,在政策层面上的意义是迥然不同的。“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与“不禁止少数人先富起来”,能一样吗?“鼓励”之下“先富起来”的少数人,是光荣的;“不禁止”之下“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即使不是可耻的,也差不多。

不能低估政策的意义,但到底是不是政策起的效果却很难说,反正那时的校园里,谈恋爱的是少数,更多的兄弟都想先实现伟大的革命理想,然后再恋爱、结婚,也就是所谓的“先立业后成家”;至于姐妹们的想法,可能有所不同,但不敢妄断。

虽然“先富起来”的少,但总是有的。“先富起来”的,在校方眼里不很光荣,但不知怎么回事,在我们这帮“穷人”眼里却并非那么不光彩,有时甚至成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关键是,他们“富”起来了,却没法带动我们这些穷人共同“富裕”。因为他们太“勤奋”,我们太“懒惰”;他们胆太大,我们胆太小。

628宿舍,也有两个哥儿们“先富起来”,并且把女朋友都带回来了。我们背后称她们为“老A媳妇”和“小Y媳妇”。

大约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地下活动,这俩媳妇终于来到了兄弟们面前。所谓“丑媳妇也得见公婆”,我们这些朝夕相处的兄弟大约也算得“公婆”吧。

这两个媳妇不仅都不丑,相反倒都挺俊的。但是,两人反差却很大。老A媳妇略显丰满,性格内敛,不爱说话, 从没正眼看过兄弟们。小Y媳妇身材窈窕,性情爽快,爱说爱笑,见到弟兄们一口一个“大哥”,十分亲热,似乎天生与我们就是一家人。

天长日久,俩媳妇都成了628的常客。老A 媳妇除了与老A说话,从不理睬别人。而小Y媳妇,到了“婆家”,却只顾与“大哥”们说话,把小Y晾在一旁。日子长了,我们都与小Y媳妇打成了一片,把她当成了自家人。在她面前,该干什么干什么,该说什么说什么,凡事并不回避。而老A媳妇一来,就不同了,能躲出去,尽量躲出去,把宿舍腾出来,留给他们二人世界;躲不出去,也尽量轻声细语,免得打搅他们。

某日,一兄弟不知宿舍已腾出,贸然闯入,却发现老A与媳妇一起躺在小Y的床上,闹个大红脸,急忙退出。老A住上铺,上上下下多有不便;小Y住下鋪,被爱情利用一下也顺理成章。

待老A将媳妇送走,弟兄们鱼贯返回家园后,那贸然闯入的兄弟犯坏,对小Y说:“小Y,你的床上刚刚躺过人,不是一个,是一对。”小Y大惊,急忙在床上寻找蛛丝马迹。拈起落在枕巾上的两根长发,小Y生出无限感慨:“唉,我的床,我媳妇还没上过,倒让别人给上了!”

弟兄们哈哈大笑。

628宿舍的兄弟“兔子不吃窝边草”,大老远从外系甚至外校娶回来两个媳妇,而本班其他宿舍的两位兄弟却没这么客气了,专啃窝边萝卜,毫不客气地各从本班某女生宿舍骗来一媳妇,或者当了那个女生宿舍的“上门女婿”。听了解行情的弟兄说,这俩“上门女婿”颇受那个宿舍里“丈母娘”们的欢迎,已经正式开过Party,得到了隆重款待。“丈母娘疼女婿”果然不假,不像我们这些“公公”,专门挑媳妇们的刺儿。一次寒假开学后,班上风传那两位女婿都去了真“丈母娘”家,据说他们都颇得“丈母娘”欢心,顺利通过考察。

“谁说的?”本宿舍一位弟兄提出质疑。

“当然是他们自己说的了。”另一兄弟道。

“自己说的?我还说我也去了她们家,也顺利通过考察了呢。得她们自己说,才可信。”

“你去她们家?你想得美。”

“想得美?让我去,我还不去呢。她们,也就那么回事。”

“哈哈,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了吧?”

后来,以及后来的后来,小Y与媳妇真的结成了夫妻;老A音信皆无,最终和那位媳妇结婚与否,未知;女生宿舍的那两个姐妹,双双成功嫁给两位“上门女婿”,这也是班内爱情罕见的成功案例。

中文85级的另一个班,据说也成了两三对。

中文85级,120多人的大集体,男女比例相当,帅哥、美女如云,正值青春花季,开出的爱情花朵却不多。大学期间谈过恋爱的,男生,大胆估计不会超过一半;女生不详,但在那时便找到如意郎君的,似乎也很少。

毕业离校

临近毕业,酒成为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为了未来与希望,我们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也寻找梦想。但是,残酷的现实,将一切击得粉碎。到头来,无论心里还是手上,都空空荡荡。

6月30日中午,628的兄弟们出去喝酒,独缺广朋。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他还在为留在济南而奔走。

第二天中午,人总算凑齐,我们又在北门外一家新开的小酒馆相聚。在一起的日子没几天了,本该掏出一些肺腑之言彼此相赠,却突然都没了话语,只是一味地劝酒、喝酒。平时几乎滴酒不沾的刚,喝得比谁都多。

晚上,中文系毕业典礼兼最后的晚餐,气氛极为压抑。几个男生借着酒劲将几个酒瓶摔得粉碎。许多人提前离场,聚会不欢而散。

我和老宋回到宿舍,隔壁和对门几位弟兄又拉我们去楼顶喝酒。楼顶平台上,大家席地而坐,又开始痛饮,谁都记不清自己喝了多少。黯淡的星空下,啤酒瓶东倒西歪散了一地。一兄弟酩酊大醉,满嘴方言,呜呜噜噜,不知说些什么。

7月3日,畢业方案公布。凡是没有找到单位的,都回来源地的人事部门报到,等待“二次分配”。我的去向是北京市密云县人事局;老莫是家乡所在地区人事局;广朋百折不挠,终于在毕业分配方案公布前一天,拿到济南一家用人单位的公函,但无奈太晚了,分配方案已无法更改,只好回家乡聊城;怀涛去了济南一家报社,但据说报到后还面临五选一的竞争,存在变数;老宋和刚都在自己的家乡找到了相对满意的单位,避免了被二次分配的命运。

几个月来,我多次打电话给面试过的北京一家研究所,其间还返京上门询问,每次给的答复都是“现在情况特殊,还在争取指标”;直到发派遣证前,指标也没要来,但也没说不再进人。这使我还残存着一线希望,就是在回京后二次分配前,他们的进人指标能要来。

我想,如果能够派遣到北京市人事局,还存在去那个研究所的可能;如果回到本县,问题就复杂了。于是赶紧去找到辅导员,说明情况。辅导员领着我去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将派遣证上的单位改成了“北京市人事局”。当然,办事的人很不情愿,说这不符合政策。

经过争取,老莫也将派遣地由地区人事局改成了自治区人事厅。

毕业分配方案公布的同时,颁发了毕业证和学位证书。毕业证鲜红鲜红的,捧着它,却没有原先想象的那种兴奋。

中文85级两个班的班委会联手为大家印制了大红烫金封面的纪念册,里面收集了108位同学每人一张彩色照片,照片旁边是每个人写下的一句话。

拿着这本纪念册,到本班各男女生宿舍,请他们留下临别赠言,也算是告别吧。遗憾的是,每个宿舍人都不齐,也只好碰到谁请谁写了。

7月4日,同学们开始离校。

7月5日中午,老莫和同方向的几个同学一起南下,我和几个兄弟将他们送到校门口的公共汽车站。和老莫这个住在我上铺四年、让我有时喜欢有时讨厌的家伙分离,还真有点舍不得。挥手告别的时候,车上一个女生已泣不成声;而我受她传染,也差点掉泪。

晚上八点半,我提起行囊上路。怀涛和班里其他几位同学送我到汽车站,广朋送我去火车站。

临别,有力地握手。

1989年7月5日晚10时45分,开往北京的298次列车缓缓启动。我告别了济南,同时告别的还有四年的大学生活、十六年的学生生涯,以及难忘的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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