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文的小说多写实而少抽象，多叙述而少描写，沉静、冷峻、孤绝，恰如寒冬决绝地挺立在广漠、苦寒的坝上草原上的一棵孤树。然而，当走近这棵大树，你会豁然发现：它的身躯那么遒劲、刚直，桀骜地和寒风对抗；它的根系那么粗壮、有力，牢牢地紧抓着贫瘠的土壤。
胡学文的小说极富力量感。这种力量的生成或与作品的对象有关：他的小说多以坝上草原为背景，他触摸着这块广袤、荒寒的土地，感知着在这块贫瘠的滩涂上挣扎的人，探求着他们生存的本相，也叩问着人存在的真谛；也或与他感知和叩问的方式有关：他总是直截了当地将笔下的人物推向孤立无援的绝境，直截了当地呈现人与坚硬的现实之间的对撞，直截了当地在对撞中把人心、人性展现出来。这样的“直截了当”使得胡学文的小说极富冲击力和穿透力，同时，这爆发的力更彰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美。
碰撞之力
胡学文是讲故事的高手，所以作品大多“好看”。他尤其喜欢和擅长讲述“好人遭难”的故事。早期的小说如《极地胭脂》（2000年）、《飞翔的女人》（2002年）、《婚姻穴位》（2003年）等就呈现出这个特点，其后，《麦子的盖头》（2004年）、《逆水而行》（2007年）、《大风起兮》（2008年）依然持续着这个模式，直到最近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奔跑的月光》中的首篇《奔跑的月光》（2015年），胡学文始终未曾中断这一故事类型的讲述。《奔跑的月光》讲述做好事的宋河的遭遇。宋河为给进监狱的儿子减刑，找关系托门路，结果钱送出去了事没办成。宋河试图要回些钱，但是，钱未要回，却“捡”来一个傻子。富有同情心的宋河将傻子带回家中，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帮其寻找家人，终于将傻子交给“家人”后却发现所谓“家人”是假的，随后一拨又一拨“家人”相继来索要傻子，傻了眼的宋河一次次拿钱求得暂时解脱。小说最后，宋河夜以继日试图找回傻子，负债累累、内外交困……好人难当，这似乎是当下社会存在的普遍问题，借助这篇小说，学文再次呈现一个好人做好事后的尴尬与困顿，再次呈现当下生活的扭曲与荒诞，呈现柔软的人心与坚硬的现实相碰撞后的种种可能。
为什么胡学文对这个故事类型情有独钟？我以为，因为这个故事类型体现着胡学文对于理想、现实的思考以及对于文学的认识。胡学文笔下的主人公多本分、善良，但是却恰恰因为本分、善良而陷入尴尬，走入绝境。但是，我们还看到，即使这些人走入绝境了，胡学文也并未止步，他依然执着地让这些人继续走下去。所以， 学文笔下给人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类人：他们行为做事认死理，遇见挫折不认输，一条道儿走到黑，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有评论家将其称之为“执拗的主人公”，我按照河北方言，将这类人物称之为“一根筋”。无比困窘但依然一次次帮助傻子的宋河如此，不论怎样艰难始终坚守极地的女配种员唐英（《极地胭脂》）也是如此，不惜代价寻找女儿的荷子（《飞翔的女人》）、不计后果追寻尹小梅死亡真相的李响（《命案高悬》）、不屈不挠要把坡地要回来的马达（《向阳坡》）等，都是这样的“一根筋”。他们按着自己认准的方式做事，不动摇、不妥协、不放弃，直至置身于孤立无援的绝境，直至和周围的整个世界为敌。但是，即便如此，胡学文让我们相信，这些人依然会固执到底，哪怕玉石俱焚。至此，痛感骤然而生，力量感骤然而生。
胡学文笔下的现实如此坚硬和残酷。或者说，胡学文之致力于将这些人物推向极端，其实同时也更尖锐地呈现出了现实生活之滞重之残忍。《逆水而行》中的村主任霍品，他对抗着试图将村中的土地承包出去的乡长，想方设法地保护着村民的利益。但是，“逆水而行”的结果是他不独成了乡长的眼中钉，也成了他所保护着的村民们的眼中钉。霍品成了一个无人支持无人理解的独行者。但是，霍品依然逆水而行。坚持的艰难，生存的艰难，做人的艰难，理解的艰难，在此一一呈现。但是，也唯其艰难，才更能凸显出浊重的生活中卓然独立的霍品们的不弯不折的精神，才更能凸显这种执拗的坚持之宝贵。还可以说，胡学文笔下的人物和他们所处的世界实质上构成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关系：矛愈尖锐，盾便愈坚硬，二者相克相生，构成的张力便生生不息；也还可以说，胡学文的写作就是在具象一幅幅“蚍蜉撼大树”的图景，卑微的蚍蜉在对大树不屈不挠的撼动中焕发出灼目的光芒；正是小人物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崇高的力量。震撼于此而生，美于此而生。
“国民性”之思
细读胡学文的作品，会发现：胡学文笔下执拗的“一根筋”，与以往所熟知的乡民的愚昧、顽固、保守、自私绝不相同，甚至恰恰相反，他的这些“一根筋”们所坚持的某种行为，虽然在他人眼里不合时宜，但实际上却是有道理的。或者说，其实正是这些执拗的“一根筋”们，在坚守着本分、守护着底线、彰显着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精神。《奔跑的月光》中的宋河之所以一次次收留傻子，是因为“总不能让他冻死吧”的慈悲心；《向阳坡》中的马达之所以要将坡地收回来，是因为他不认同“老板的狗就是比人值钱”的理论，他坚守着人的尊严；《飞翔的女人》中的荷子那么执着地寻找丢失的女儿，宁可离婚、卖血、受辱，是因为她认为坏人做了坏事就一定要把他找出来。这些人的执拗显然没有错。同样，一个被乡政府带走问话的人却突然死了，告知家属真相，本就是政府或医院最基本的责任，但是，当你被利诱和胁迫的时候，是否还能如吴响那样敢于抛弃一切追问事实真相呢（《命案高悬》）？同样，一定要告倒出卖了草滩的村主任的姨夫和瘸羊倌错了吗（《秋风绝唱》）？这些人身上的执拗、执着确实超乎常人，我们甚至可能因为他们过度的执拗和执着以及所付出的过分的代价而摇头叹息。但细细追问：究竟是所谓识时务的“正常人”错了，还是如马达、荷子一样坚持某种信念，不撞南墙不回头，即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一根筋”们错了？他们一心所要讨回或者坚守的不就是最基本的为人、为民之本么？他们所讨要或者坚守的不是作为人的最本真的尊严、正义、善良、公道么？他们所坚守的东西难道不是当下社会里最为缺失的吗？他们的坚守难道不是当下社会中最为宝贵的吗？反观现实生活，当下的社会其实并不缺少法律条文，也不缺少道德规则，缺少的其实正是坚守道德底线坚持内心律令的人。所以，胡学文笔下执拗的“一根筋”们不是愚昧，而是执着的坚守：坚守着不可触碰的原则和道德底线；这些执拗的“一根筋”们不是保守，而是义无反顾的反抗：反抗当下社会司空见惯了的金钱法则、权力法则和恶的横行。所以，学文的小说，一方面在表现残酷的现实；另一方面，更着重于呈现那些执着的坚守之心，那些对残酷的现实说“不”的执拗之心。这些执拗的“一根筋”们实在并不是愚昧和顽固，恰恰相反，他们才是真正坚守着人之为人的精神的人，是反抗着流俗对人的磨损和侵蚀的人，是一直保有警觉和警惕的人。
而当学文着力发掘乡村底层民众中的这种执着的反抗的时候，我以为他其实是在发掘着中国民众身上的另一种“国民性”。提到“国民性”，我们首先会想到阿Q、孔乙己、祥林嫂们，我们也必然会将“国民性”与愚昧、麻木、保守、自私、怯懦等病态精神列为同义词。但是，我以为这种理解是不完全的。原因很简单，如果“国民性”等同于愚昧、麻木、保守、自私、怯懦等病态精神，如果中国人身上只有“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的话，我们根本无法解释古老的中华民族千万年以来繁衍生息、绵绵不绝的奥秘。客观地说，中华民族的“国民性”除了上述负面因素外，必然还有另一个层面的积极的内容，那就是能够导致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繁衍生息绵绵不绝的积极内涵。而这个积极内涵，至少包括我们民众身上固有的那种不懈的坚持，那种执拗的正直，那种面对流俗不妥协、不服输、不畏惧的精神，那种将“理”坚持到底的“一根筋”精神。中国的“国民性”中的这些内涵，如果说以前的文学创作中没有被集中而充分地展示出来的话，那么，恰恰是胡学文对此进行了集中而充分的呈现；而当胡学文发现了底层民众身上的这种积极的执拗并且执拗得将其表现到底的时候，我以为胡学文也是在“从新发现‘人’”（周作人语）：他从新发现了中国老百姓身上那种看似和愚昧很近但其实完全不同的精神质素，从新发现了一种一直在推动着我们民族向前行进的人的精神力量。总之，执拗的“一根筋”精神是胡学文对“国民性”的新发现，“一根筋”形象也是胡学文对于现实主义文学人物类型的新创造和新补充，是他对现实主义文学所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我个人以为，这是胡学文所塑造的这一人物类型的精神实质及其于当下现实在精神建构方面的意义。
不得不提到胡学文所塑造的一个复杂的人物姚洞洞（《一棵树的成长方式》）。之所以说姚洞洞复杂，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遭难的好人，他也不仅仅是一个坚守着某种原则的“一根筋”。姚洞洞身上凝聚着更为复杂的因子：执着、倔强，狡黠、富有心机。他家穷被欺，母亲受辱，恋人移情，几近绝境。在随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不服输，不怕累，精心算计，终于一步步将村中的权力和财富统统集于一身，报了母亲受辱之仇、夺妻之恨。但是，姚洞洞和坚硬的现实对抗的过程，分明让我们感到了惊心动魄：姚洞洞对抗的是乡村坚硬的流氓集权制度，而他的获胜也无非是推倒了旧有而建构了新的同样的制度。在姚洞洞身上，我们看到了乡村历史惊人的内幕和惊人的循环。姚洞洞形象的丰富、立体，让我们看到胡学文对于乡村生活的熟悉、对于乡村民众的熟悉，还看到他对于千百年来固囿乡村社会几千年的体制的洞察。基于此，我愿意把姚洞洞看作是胡学文所塑造的最有深度的人物形象。
摇曳之姿
胡学文近几年的创作，尤其在中篇小说《从正午开始的黄昏》、长篇小说《红月亮》中，我们看到他的一种新尝试：在面向浊重的物质生活世界向下开掘的同时，他试图拓展另一条通往更为隐秘复杂的精神世界的通道，或者说，他在从前多关注人与物质世界的胶着对抗的同时，进一步向着人的自我世界的矛盾与分裂探索。这一新的拓展和探索，显然是胡学文试图构建更为广阔的文学世界的表现。
学文采用复式结构达到这个目标。在以往的作品中，学文如同一个专业的挖井高手，探准了切入点之后便义无反顾，直达目的地，其叙述因而也多是单一和清晰的；而在《从正午开始的黄昏》《红月亮》中，我们看到学文开始建设结构复杂的立交桥，开始设置两条甚至多条秘密勾连的道路，开始架构虚实交错的艺术空间。读者则需从秘密交叉的道口小心进入，一路寻找着路径，分辨着方向，判断着关联，直至曲径通幽而抵达对复杂人性和复杂生活世界的会心。
《从正午开始的黄昏》围绕主人公乔丁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叙写乔丁的现实而正常的生活：他家庭殷实，娇妻爱女，和岳父母关系良好，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过着看似幸福美满的日常生活。这条线索铺排得扎实细密，叙述得清晰温婉，一如乔丁表面的生活；另一条线索写乔丁隐秘的内心世界：他隔一段时间会到另外的城市，在半夜时分和一个存在于他心中的女人“她”入室偷窃。这个“她”实则是乔丁之前遇到的一个女贼，但这个女贼用她的方式帮助过乔丁，也吸引了乔丁，乔丁逐渐和她一样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侠盗。后来，女孩儿意外死亡，乔丁也娶妻生子，过上了看似稳定的日常生活。但是，乔丁内心世界里有一种强烈的纪念她的需要。于是，乔丁要不时逃离现实重复和她曾经的行为从而完成对她的纪念。与前一条线索相比，这条属于黑夜和内心的隐秘线索被学文叙述得神秘、跳跃，一如无法解释和捕捉的复杂的心理世界。两条线索叙述出来的乔丁就具有了多重面目：日常的和非日常的；表面的和隐秘的；平静的波涛汹涌的；分享的与独享的……小说如此设置已让人动心，但更见巧妙的是，胡学文让这种内心的分裂更具普遍意义：在一次夜半入室偷盗中，乔丁撞见了偷情的岳母，一向温婉淡雅的岳母的另一重面目似在不经意中打开……从而，如同撩开一层遮蔽着的纱帐，人的以及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交叉性、多重性、隐秘性真相被呈现出来。《红月亮》亦复如是，虚实交叉的结构、显隐交错的布局，让小说具有了可体味而不可言传的多义性魅力。
这样的尝试使得学文在沉静冷峻孤绝之外，又有了一个新的面孔：柔韧与细腻；这样的突围使得他的作品除原有的以硬碰硬的撞击之力以外，更增加了攀缘与交叉再生之力。如果说之前的胡学文是一棵孤绝凌厉的大树，这时的胡学文则还如一棵葳蕤柔韧的老藤。如大树之扎根沃土直指云霄，如藤之姿态横生葳蕤攀缘，胡学文有理由让我们期待：他的文学世界将绽发出繁密茂盛的力与美。
让更多人喜爱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