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骏虎《阳光亮过所有的灯》

作者:李骏虎 来源:原创

是的,我要说的是梦想。我要说的是有梦想的人生。我的梦想在文学,或许我将要谈论文学,但我其实是在说梦想。梦想是生命的阳光,和它相比,其他的人生追求,那些与生存状态、生活质量,与名利相关的种种愿望,不过是照亮脚下前行道路的灯烛,而梦想是照耀生命大地的阳光——阳光亮过所有的灯。

曾经,我常常会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块写小说的料?直到慢慢发现,好的创作状态和作品,不是出于脑子,而是源于心灵。有研究表明,人的心脏是参与思考的,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血泵。若干年前看到这则小小的奇闻,我是当做科普知识记住的。多年后我却在写作实践中笃信了这个说法。

无知者总是无畏的,和后来不同,我开始学写作的时候,是自信满满的。一个人一生会从事什么事业,有宿命的成分,也有外部条件和自我性格的因素在内。我会折纸片儿往地下甩,和人斗输赢的时候,还认不得几个字,但颇有些想成为文化人的萌动,为此,我趴在炕沿上,把父亲的藏书《水浒传》《吕梁英雄传》翻开,一页页地翻看,找到没排满的半页或者大半页空白纸,就用小刀子仔细地裁下来,然后从祖母的针线笸箩里翻出针线来,让目不识丁的祖母帮我装订成本子,打算给上面写点儿什么。祖母望着被我裁得七零八落的两本厚书,很担忧地警告我:“也不知道你爸这书还有用没用,你把人家的宝贝糟蹋成这样,看挨打的日子在后面!”这件事情说明,我从一开始就是个爱搞花架子的形式主义者,但具有挑战权威无视经典的勇气。

父亲有没有因为我破坏了他的书打我,我不记得了,好像那个时候他也顾不上这些,当时正是文学狂热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村委主任的父亲,是方圆村子甚至整个甘亭公社最有名气的“写文章的”。和他一样为文学疯狂的还有本村的一个农民好友,三十年后,父亲早放弃了文学,而那位跟着他学创作的叔叔至今还在写当年流行的“一袋烟小说”。大约两三年前,我作为省作协副主席回到故乡洪洞县参加一个文学会议,在会后主办者发给我的现场照片里,我愕然发现当我在主席台讲话的时候,那位叔叔就静静地坐在会场角落里,我用鼠标把照片放大了又放大,凝望着他沧桑的面孔失神良久,心里很不是滋味。三十年前,每到下雨天,不能下地干活儿的时候,那位叔叔就会带着他的儿子来我家,他儿子和我在炕下“打纸片儿”,他和我年轻的父亲趴在我家土炕上研究“故事结构”。我忙里偷闲望了一眼他们的表情,他们面色庄重,一定是在商议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支起耳朵,听到他们讨论一个人在公园里把手表丢了,是应该丢在长椅底下,还是应该丢在水塘边的草丛里。为此两个人讨论到掌灯时分都没有定论,他们父子还得在我家吃免费的晚餐。及长,我想起那个情景就纳闷儿,两个没去过大城市的泥腿子,怎么会知道“长椅”和“水塘”的呢?

再后来就有点儿明白了,为了学习创作,我父亲经常骑着公社奖给他的自行车去临汾城里(当时的行署),到邮政局买文学杂志,以至于攒了满满几大柜子《人民文学》《作品》《青春》《汾水》(《山西文学》前身),家里到处扔的都是文学杂志。他们关于公园的那点儿想象,一定来自于刊物上别人的小说。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所以他们最后没有成为作家。我曾不无遗憾地想过,假如当时父亲他们能有条件和视为神圣的山西文坛五老马峰、西戎、束为、孙谦、胡正见一面,哪怕说上一分钟话,马老告诉文学青年的第一句话一定是“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那父亲他们也许就会被一语惊醒梦中人,知道要从生活而不是别人的作品当中去寻找素材,知道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那现在我也许就跟李锐、蒋韵老师家的笛安一样,成为“文二代”了。这绝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大概二十年后,我在《山西日报》社做副刊编辑,就有幸结识了马老和胡老,在马老给我的若干便签中提到的最多的就是“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我就代替我父亲成了作家,圆了他的梦。

父亲和那位同好叔叔没有实现文学梦想,他们失去了文学但是留下了梦想,这使他们成为晋南传统农民中的异类,他俩不安心种地,北上太原城,买回蘑菇菌种搞家庭经济,就在我家新瓦房的堂屋里搭起架子,覆上塑料薄膜养蘑菇,结果弄得菌丝乱飞,一家老小“吭吭咳咳”咳嗽了整个冬天。后来我父亲还当过养鸡专业户、种棉大户,熬过糖浆,种过果园,兴冲冲地转移着他未遂的文学理想,没对生活改善多少,倒是赚来正经农民的冷嘲热讽,他们说:“看看人家保玉,看着书本种地哩,也不知道是他日哄地,还是地日哄他!”父亲却矢志不渝,不为所动,几年之后,他科学种田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当年嘲笑他的农民每到节令总是手足无措地登上我家的门,毕恭毕敬地向他请教:“保玉,你看后半年种什么保险呢?棉花上的红蜘蛛应该打什么药?”而此时父亲对堂屋里中堂底下那个黄色的柜子看守得也不那么严了,于是我偷偷用砸扁的铁丝撬开了柜门上的锁,结果大失所望,没什么值钱的宝贝,满柜子全是硕大厚实的牛皮纸信封,上面打着红色的印戳:退稿!我打开一个,抽出来,是厚厚的一沓信纸,第一页上用蓝色的墨水恭敬地写着“短篇小说,马房院的故事,李保玉。”呈“工”字型排列。有一次在给家里养的牛铡麦秸的时候,我问起这件事,父亲很自豪地说:“那个小说已经通过了二审,三审没通过,差点儿就发表了!”退稿的是山西作协的《山西文学》编辑部。父亲还饶有兴味地跟我谈起当时山西文坛红极一时的“两座石山”,他还知道韩石山曾在汾西当过教师,最有名气的小说是发在《山西青年》上的《行路难》,而张石山的短篇小说《镢柄韩宝山》获了奖。有意思的是新世纪之初山西文学院让专业作家和签约作家“结对子”的时候,韩石山老师成了我的导师,而张石山老师如今经常和我一起参加文学活动,父亲却对文学和“两座石山”都失去了兴趣,他含饴弄孙,整日忧心的是在北京工作的我弟弟马顿买不起房子。

被父亲冷落的文学杂志,后来成了我的课外读物,印象最深的是在《人民文学》上看到的张贤亮的《灵与肉》,插图像题目一样触目惊心,可惜当时看不懂写的是啥意思。有一天放学后翻阅一本掉了前后封皮的杂志,看到一个叫贾平凹的作者写的短篇小说《桌面》,不长,一读就读了进去,被感动了,觉得写得好,有了模仿的冲动。后来的若干年里,我一直坚信那个写《桌面》的作家会出大名的,现在看来,我十一岁那個时候眼光就很准,还是有点儿艺术天分的。

我没有问过父亲,他是否真地读过《水浒传》和《吕梁英雄传》,还是因为我把书剪坏了没钱买新的。我却是直到1995年20岁的时候都没有读过一本像样的外国文学名著,此前最可炫耀的是在上初中的时候,一个人住在野外的看瓜棚里,就着马灯读完了八卷竖排本的《红楼梦》,夤夜读到“昨夜潇湘闻鬼哭”,灯影摇曳,瓜棚外枯叶在风中哗哗作响,顿时寒毛倒竖。为了凑足学费,我从十四岁上学做瓜农,每天晚上在瓜棚里看瓜,早上就用小平车拉一车西瓜和甜瓜去军营门口的国道边摆摊儿,支一张小饭桌,上面摆着一个最大个儿的西瓜做招牌,西瓜底下用草圈儿垫着。好歹是个读书人,嫌丢脸,就让我八岁的弟弟马顿坐在桌子后面的小椅子上,我在平车后面铺块麻袋片儿,躲在后面看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有人来买瓜了,弟弟就喊我一声:“哥,别看书了,出来称西瓜!”我就抖擞精神像个老手儿一样出来和人讨价还价,抡起西瓜刀打开个三角口子,很自信地对买主说:“看,沙不沙——都说了不沙不要钱嘛!”

那个暑假,我深深地爱上了美丽婉约的知识女性丁洁琼,为她哭得稀里哗啦,为她多年梦绕魂牵,虽然那本《第二次握手》最后一页没有了,却给我留下了无尽的遐想。三十年后在网上看到老作家张扬打人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管张扬做什么都无可厚非,因为他写过《第二次握手》!

如愿考上中专后,我保持了在初中时给报纸副刊投稿的爱好,这样在补贴生活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女同学的青睐。但对于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我是没有任何理论概念的,我不自信的原因是上初中时学校很有名的弄潮文学社竟然不吸收我当社员,我假装不屑,其实是那么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在那本油印刊物上发表。我不被吸收的原因是我的作文总是不能符合要求,喜欢胡思乱想,比如那年春天下雪了,老师让赞美雪景,我却想起来村里的老农常说的一句农谚:“冬雪皆宝,春雪皆草”,我就写了很多春雪的坏话,以为老师会表扬,结果招来他很多白眼儿。后来我父亲终于不能安心当农民,他报考了《山西青年》办的“刊授大学”,“八七版”《红楼梦》里演黛玉的陈晓旭当时也是学员,有一期《山西青年》的封面明星就是她,美轮美奂如黛玉附体。父亲靠着文学青年的底子获得了刊授大学的结业证,被公社一位独具慧眼的领导看中,要他去做党办秘书,在此之前,安排他去《临汾日报》副刊做实习编辑。父亲就辞了别人眼热不已的村党支部书记一职,去报社实习,数九寒天,戴着一顶雷锋式的“火车头”棉帽,蹬着自行车顶着呼啸的西北风每天天不亮出发,太阳下山才回来。而我却不得不跟着母亲去地里拉棉花秆儿,那是一个冬天做饭和取暖的燃料。正是父亲在报社做实习编辑的时候,他鼓励我学习写作,把我写的寓言故事和诗歌拿到副刊“新芽版”去发表,让我获得了最初的文学声名,感受到了作品发表后的愉悦和自信。或许就是從那个时候起,我认识到在中国的文坛混,除了写得好,还得有人脉。

但我最早被认为有文学天赋,却是因为一篇写在日记里的说不上文体的文章。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要求学生每天写日记,并且要作为作业检查。当时学校扩容,原先的宿舍成了新生的教室,只好拆了西边的围墙,把十几亩低洼地围起来开辟新的操场,在操场周边建设新宿舍,于是从教学区到宿舍区就需要下两个漫长的大坡——南坡和北坡之间是一段断崖,每天各班值日生就把垃圾直接从断崖上倾倒下去。天长日久,硬是移山填海般又人工造出来一座垃圾坡,有一个冬天的午后,是自由学习的时间,我掂着一本翻开的历史书,溜溜达达地来到垃圾坡顶上,选了个向阳的所在坐下来晒老阳儿。忽然就被眼前的一幅画面震慑到了:一位头上裹着污黑的毛巾、穿着破烂黑棉衣的老人正半倚在垃圾堆上翻找什么,在他的身边是一条可怜兮兮的老黑狗,也在用爪子刨找什么,不时用哀哀的眼光看老人一眼。在他们的远处,是乡村冬天萧瑟荒芜的田野,田野之上是凄凉的长空。我不知道被什么击中了,动也不能动,就在那样寒冷的冬日午后,完成了当天的日记《老人与狗》,也不知道到底写了什么,也不知道要表达什么,只觉得眼前有个画面,心中有个疙瘩,不写出来不舒服。第二天就得到了语文老师的褒奖,他说“有深度”,后来拿给我爸看,他也很惊奇,拿给我几页稿纸,吩咐我按照格式誉写出来,投稿给作文刊物。可惜的是并没有发表,可见我写的文章从一开始就不合规矩。

我后来读书的山西省广播电视学校听起来是个文艺类学校,其实是货真价实的理工科中专,也许图书馆是有不少典籍的,但我可怜的文学才情此时正值志大才疏不得其门而入的阶段,根本不知道该借什么书看,也基本看不进去什么西方经典。混了四年,记得借过的书就一本《冰心散文集》,而真正通读也读懂了的就是小仲马的《茶花女》,还是因为对妓女爱情的猎奇才被吸引。但我听说真正会写小说的人,读书都是不多的,你的生活和你自身的感知就能完成好作品,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就是这样有如神助完成的。当时常借些杂牌文学杂志来标榜自己的文学理想,受到一种类似当时流行的电视剧《辘轳女人和井》这样叙事风格的影响,在于我如对牛弹琴的电工电子课上百无聊赖时,动手把一个小时候听来的民间故事改写成小说,不知被故乡的什么鬼魅附体,居然就写成了。寄给了《山西文学》编辑部,然后就忘到了脑后。一个下午,正和同学在操场边的水泥乒乓球台上打球,同学捎给我一封薄薄的白色信封,是《山西文学》寄来的,我顿时有福至心灵的感觉,觉得事情成了。拆开看,果然是《山西文学》的编辑祝大同老师约我去编辑部做个小改动,那封信祝老师写得龙飞凤舞,很多字我不认识,但还是看懂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去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那条巷子对于我和所有文学爱好者一样云山雾罩的,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有朝圣的感觉。见了面才知道,祝老师约我来的意思,主要不是为改稿子,他要看看这个把小说写得鬼气森森的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是个毛孩子。他很隐晦也很艺术地问我:“你这么小,那些描写男女性爱的经验从哪里来的?”我说:“夜场录像厅的毛片。”他恍然大悟,长长地“哦”了一声。

但或许我是搪塞了他,因为那个年代有两个轰动全国的文学事件,一个是路遥的去世和其《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一个是贾平凹的《废都》因为里面的那些个空格成为禁书。《平凡的世界》太厚,我当时没顾上看,盗版《废都》却是窝在被窝里拿手电看得快流鼻血了,很难说我不是身心都受到了贾平凹那些个空格的影响。

就这样,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清早的阳光》发表的时候,祝老师在“编者手记”中表达了发现我的惊喜,表达了对这部小说的惊奇,同时也表达了对我昙花一现的担忧。很不幸被他言中,我之后的五年时间里,作品都没有达到《清早的阳光》的水准。后来上鲁迅文学院,与同学王族聊起这篇小说处女作的创作过程,我回忆起那个阶段深受一位叫曾明了的作家的小说氛围影响,王族很兴奋地说,没想到你还喜欢她的作品,那些年曾明了火得很呐。并且我从那次交谈中还了解到,曾明了还是一个颜值很高的女作家。

我毕业回到故乡,临时在县报社工作,流着眼泪读完了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次感受到文学作品给予人的精神的伟大力量,但也从那句“早晨从中午开始”,知道了当作家其实是一件艰辛的事业。为了继续自己的文学热情不灭,我用稿费创办了一个小印刷刊物《文学爱好者》,像个山大王一样扯起文学大旗,乌合起二百左右喜欢写作的男女啸聚山林,自己写自己发,拖欠的印刷费托国家破产政策的福,直到县印刷厂改制时才被清零。想起初中时曾在日记本中写下豪言壮语:“我的理想是成为文学家,我的理想职业是文学编辑。”不承想把个理想落实成眼下的情形,不禁感到万般凄凉。当时的环境中,没人和我谈文学,没人指导我阅读,也没人交流创作方法,就像在黑暗里摸索着行走,不愿意承认创作上穷途末路,却无计可施。这个时候,从晋东南师专毕业回来一个叫乔文波的家伙,自称中文系毕业,一副文艺青年的形象和文学大师的气魄,可惜他只是个实习生并且一文不名,我就让他做了《文学爱好者》编辑部的主任,让他替我看稿子干活儿。一个晚上,我带着一箱方便面去他寄居的县委大楼宿舍里,想和他谈谈文学。他飘洒着乌黑浓密、略略卷曲的过耳长发傲慢地问我:“你看过《百年孤独》吧?”我压根儿没听说过是个什么东西,他不敢相信地说:“你不会连马尔克斯也不知道吧?”我说我当然知道,但看过太久,忘球了。他从枕头下拽出一本不太厚的绿皮册子说:“你拿去看吧。”那是我第一次触摸到《百年孤独》,那本影响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内的无数中国作家的盗版书。可惜我对它是免疫的,因为我底子太薄了,不足以被他调动写作欲望,而且我写的《清早的阳光》基本上也是魔幻现实主义那一套,那本书只是充当了我后来炫耀自己文学修养的谈资。

就是从乔文波嘴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当时中国文坛三位响当当的女作家的名字:池莉、方方、陈染。她们被相提并论,排名先后也是乔氏所为,但他最爱陈染,他有一个十六开笔记本,上面大段大段抄写着陈染的小说——因为家寒,他买不起杂志,只能跑到图书馆抄写——他激情四射地站在地下给我朗诵陈染的小说,并且很暧昧地提到一个情节,大概就是在夜晚的出租车后排座上,一个女人在给一个陌生男人口交。让当时尚是童男子的我瞠目结舌心乱如麻。读到高潮处,他大声地喊出:“陈染就是我的梦中情人!”

我此生最引以为豪的第一件事情,就是1997年傾尽所有的积蓄为我弟弟马顿付了一半大学学费,并且尽我所能为他提供生活费用,最后的结果居然是拯救了我前途渺茫的文学梦想。山西师大中文系97级的大学生马顿,听了一个学期课后发现他自诩为作家的亲哥哥其实对文学的认知少得可怜,他像个导师一样把课堂上听到的大师作品买上几本,带给他可怜的哥哥恶补,换取当月的生活费。马顿是个爱书的娃,他把在校门口的儒林书局买到的名著,都认真地用画报包上书皮,然后在书脊上用他古怪的字体写上书名和著者。在他买给我的一堆书中,有一本是王永年翻译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博尔赫斯小说集》,很多名著我怎么都读不进去,但这一本很舒服地就读下来了,而且获得了洗礼般的快感和享受。博尔赫斯,这个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的盲眼老人,在小径分岔的文学花园里,用他的拐棍儿为我指引了第一条通往文学殿堂的小路。

正是1997年,一位青年作家的死亡轰动了中国文坛,马顿适时地把他的《时代三部曲》带给了我这个在小县城里耳目闭塞的哥哥。像当时很多文学青年一样,我一下子就被吸引并且打开了。从1997年第一眼看到王小波的作品,直到2007年的十年间,我几乎所有的中篇小说,竟然都是模仿王小波先生风格的,有8篇30万字,我是多么迷恋和敬仰他啊!记得2007年编辑中篇小说集,心中充满了怎样的温暖和欢悦啊,我像那些续写《红楼梦》的痴人,只为翻烂了原著,觉得还意犹未尽,索性自己写给自己看。于是,就有了那本向王小波先生致敬的《李骏虎中篇小说集》。我是个无趣的人,是从王小波的作品里硬生生地体味到什么叫做“有趣”,我几乎拥有他所有版本的作品,那几年里,家里到处扔的是“黄金”、“白银”“青铜”、“黑铁”,随便坐在沙发上,靠在床头,或者蹲马桶上,抄起一本来,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能立刻读进去,嘿嘿地笑起来。坐在《山西日报》社的花园里捧读《红拂夜奔》,我埋着头呵呵呵呵没完,几乎被人疑为脑子有病。每天午后,捧着一个本子,铺张报纸在大楼背后的角落里,练习“王小波体”。其实,我最钟情的是《万寿寺》,我的第一个中篇《雪落的声音》几乎就是临摹着它写的,当时《花城》准备发,洪治纲老师还写过一个很长的评论。从王小波那里,我知道了早晨的雾气可以用扯开的棉絮来比喻,我知道了天空垂下来,像一颗没有瞳仁的眼珠子。一部《黄金时代》足以代表王小波,但《青铜时代》的《寻找无双》《红拂夜奔》《万寿寺》,则真是王小波的“世界奇观”,无人能及。

我认为,评论界把王小波的小说界定为“黑色幽默”是浅显的,实际上,王小波的创作已经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荒诞。小说中的讽刺意味与苦涩的幽默结合在一起,通过不确定的时空和人物来表现作品思想内容,将现实中的具体人物抽象化。他的小说已经达到了“在故作平淡无奇的日常形式中表达出反常的内容”,使不受制于现实的事件,显得“比真正的生活真实还要现实”。在当代中国作家里,无出其右,莫言也难望其项背。

1998年的冬天,我到太原应聘《山西日报》的编辑,考完后到当年读书的山西广播电视学校门口的报摊买了一本黑色封面的《大家》。一个人在永济饺子馆就着素鸡和皮冻吃饭时,翻开其时影响巨大的《大家》,看到上面残雪等名家的小说,我暗自叹气说“这辈子能在《大家》发表一个短篇小说就足矣!”没想到转过年来,我就在出租屋里接到了一个南方口音的电话,他说,他是《大家》的主编李巍,我寄去的两篇小说决定发表,并且希望我再给他两篇小说和一张艺术照片。第二天早上,我六点钟爬起来,一天没吃没喝也没上厕所,一直在我的旧电脑前坐到晚上六点,十二个小时完成了一个中篇一个短篇,然后跑到照相馆去拍了一张意气风发的艺术照。

正是《大家》的主编李巍老师给了我重新出发的机会,2000年第五期《大家》为我发了一个作品小辑,包括两个中篇两个短篇,使我真正浮出水面。他把我模仿王小波时疯狂练笔的那些习作,史无前例地一划拉全拿到他的刊物上去发,让我一起步就成了“master”。虽然我没有像李巍老师期望的那样,被他打造成中国的杰克·罗琳,毕竟他让我压抑多年的文学激情有了发泄的渠道。中篇小说《睡吧》是李巍先生策划而完成的作业,当时他是准备要发来年第一期的头题,他那么兴奋,以至于经常在我还没起床的时候就把电话打到我租住的房间,把我的破手机打得烫手,把我的话费打光。虽然《睡吧》的写法遭到他们编辑会上的质疑,最终没发出来,但我在老家砍玉米的时候,还是坐在玉米地头的牛车上,挽着袖子捧着手机,尽量地安慰着他失落的热心。因此,当2012年的冬天传出消息,下野多年的李巍老师临危受命,正筹备《大家》复刊时,我猜他一定会找我,这个他当年鼎力扶持、如今已经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的青年作家。果然心有灵犀,我很快又听到了那个亲切的南方口音,当年曾如同文学使者在替缪斯之神传达福音,虽然此时稿债压得我几乎直不起腰来,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在几周内写一篇解构类型小说的作品。而在创作当中,我意外地解决了这些年一直困扰我的不知如何切入时代、书写当下社会的难题,再一次,我的报恩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我不能记起来第一本《悲惨世界》是从哪里得来的,有前皮没后皮,确切点说是第二部“珂赛特”,只记得在一个百无聊赖的雨天时光里,我在老家的屋檐下拿起了它,然后就像陷入流沙一样被吸了进去,浪漫主义鼓荡起我没有信仰的魂魄,深深地记住了雨果和译者李丹的名字。我欲罢不能,读完后倒回去寻找到第一部《芳汀》,并在插页上看到了雨果的照片,他和我心目中的文学大师长得分毫不差。其后,我多年着迷于阅读雨果,搜集购买到他所有版本的全集和作品,凡我有书架的地方,都有一套雨果文集,他是公认的浪漫主义教父,但他笔下的芳汀的悲惨命运,主教对冉·阿让人性的转变,以及他对宗教的长篇累牍的评述,还有他笔下拿破仑的滑铁卢之败都是那样地直击人的精神归宿和人类社会的本质以及人生的苦难。很多年里,我都怀疑雨果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神。和王小波一样,雨果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我所有的作品都摆脱不了他们的巨大阴影。

迄今为止,我认为自己最具有文学品质的长篇小说,还是第一部《奋斗期的爱情》。那是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损害的》和卢梭《忏悔录》深刻影响的作品,它几乎具有西方经典小说的所有元素,虽然笔触稚嫩,却格局合理,营养全面。正是在乔文波的介绍下,我在1998年应聘《山西日报》社编辑的时候,到他的同学杨东杰的出租屋里借住,以文学的名义我们一见如故。虽然同样出自晋东南师专中文系的杨东杰和乔文波同样“傲慢和自负”,我还是用自己的韧性从他那里获得了新鲜的补充。像乔文波问我知不知道马尔克斯一样,杨东杰问我知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名字太长了,我不能复述,就无法假装知道。杨东杰嗜书如命,据乔文波讲,上大学的时候,他读西方大师的作品,都是把一个人的所有书借出,全部读完后再读下一位的,如此厉害的人物不是我浅薄的文学修养所能对话的。但我的精神胜利法是学以致用和“走着瞧”,因此我死缠烂打,从他手里借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损害的》,并且看了两遍。在此期间,他竟然打电话问我要了不下三次,生怕我丢掉。就是在杨东杰租住的平房里,他像乔文波向我灌输池莉、方方和陈染一样,让我知道了余华和朱文。其实早在我上中专的时候,就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余华的《活着》,当时宿舍的同学都出去玩了,我一个人躺在高低床的上铺边看边流泪,只是不知道作者就是余华,而《活着》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杨东杰坚持说余华最好的作品是《在细雨中呼喊》,并强迫我阅读它验证一下,我和他住在一起的那几天,一直在读这本书,我觉得从命运感来说并不如《活着》好。可怜那个时候我哪里能体味一部作品的文学品质啊。我能清楚地记得杨东杰站在他的藏宝洞一样的书柜前,给我大力地推介朱文多么有张力,他说得太专业了,我不能理解,我理解“张力”这个词,是李巍在第一次打电话时这样夸我的小说。但他的推介起了作用,我两年后读到了朱文,并且觉得朱文真的很厉害,我有几篇小说受他影响很深。后来朱文突然不写了,去拍电影,我着急看他的新作看不到,很不理解他那么有才气干吗要放弃。现在我理解了,朱文的写作激情来自于年轻时和这个社会的对立情绪,后来年纪大了,人平和了,也就无话可说了。

我年轻时最狂妄的一个念头是,离开山西,搬到青島的海边去专业写作。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是夭折在我第一篇小说的责编祝大同老师口里的,在《大家》一次性发表四篇小说后,我在太原尔雅书店门口邂逅了祝大同老师和他的夫人,给他透露了我的雄心壮志。祝老师当时绽露着他标志性的玩世不恭的笑容说:“我劝你还是别这么想,《大家》《花城》这样的刊物,文学标准不太靠谱,他们的认可不说明你就写成了,不信走着瞧。”不幸被他言中,不久李巍老师退休,又过了几年,《大家》居然停刊了!

被第一篇小说的编辑泼了一头冷水,使我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也是那次在尔雅书店买到了卢梭的《忏悔录》,没读几页就有了写部长篇的冲动,于是每天晚饭后,在《山西日报》大楼19层的楼道尽头打一盆开水,回到办公室,放在实木的办公桌底下,把脚泡上,用《山西日报》专用的208个字的稿纸写三千到五千字,坚持了一个多月,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拿给《黄河》杂志的张发主编看,张老师很兴奋,给我发了个头题,转过年来,被长江文艺出版社李新华老师青眼有加,收入了著名的“九头鸟文库”,与梁晓声《婉的大学》、方方的《何处家园》、阎连科的《斗鸡》并列,俨然“大家”了!最使我引以为傲的,是《奋斗期的爱情》的章节标题,参照了雨果的习惯和风格,叙事笔调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损害的》影响,而在书的正文前面,我像西方作家常引用《圣经》的话那样,引用了卢梭《忏悔录》里的一句:“虽然我的血液里几乎生来就燃烧着肉欲的烈火,但直到最冷静、最迟熟的素质都发达起来的年龄,我始终是守身如玉地保持住纯洁。”

省委宣传部分管《山西日报》的薛副部长的公子薛飞飞,是个内心风花雪月的散文家,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他送给我一套《博尔赫斯全集》,我兴奋得老虎吃天不知从哪里下口。那是2002年的光景,我不能肯定是不是博尔赫斯看多了,以至于直到2004年,我所有小说的灵感和素材都来自于梦境。日常生活的经验,常常在我的睡梦中反射成奇幻的故事再现,睁开眼睛后我抓住它的尾巴,很有感觉地敷衍成小说,也是那个时候,作品开始被转载和收入年度选本。2004年我把十二篇以梦境为素材的小说排列在一起,惊奇地发现它们从形式和精神上都是连贯的,自然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当时网络上小说社区正如火如荼,我把它贴到了搜狐文化的小说社区,很快被一个书商的弟弟卢山看上,拿去出版了,它就是《公司春秋》。

《公司春秋》的出版也暴露出我创作上一个致命的困境,那就是生活积累几乎用尽了,原料告罄,很多素材在多部作品上使用。就在这个时候,省作协选拔青年作家下基层挂职体验生活,我报了名,并最终入选。2005年的元月我结束了省报文学编辑的生涯,被组织部一纸文件安排到故乡洪洞挂职锻炼,因为县政府还没给我安排好分工,其间有了三个月的空档期,我便在新浪读书网上连载了长篇小说《婚姻之痒》。因策划出版“布老虎丛书”驰名书界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臧永清致电给我,签订了首印四万册的出版合同,但是很快臧总被出版《谁动了我的奶酪》而走红的中信出版社挖去了,他签下的书稿成了悬案。就在这个时候,如今民营书商的大鳄磨铁图书的总裁沈浩波突然来到了太原,当时他是磨铁的前身铁虎文化的总策划,他找到了时任山西书海出版社社长的航海路,希望通过他来问我拿到《婚姻之痒》的书稿。而沈浩波的弟弟,时任新浪读书频道的编辑沈笑和我也是好友,正是沈笑向他哥哥推荐了在新浪读书“走红”的《婚姻之痒》(累计点击率四千三百万)。我对沈浩波的承诺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只是因为要下去挂职了,就把书稿给了他。沈浩波却让我见证了有别于传统出版机构的巨大能量,在他的营销之下,《婚姻之痒》成为《当代》杂志统计的当年全国新华书店文学类畅销书第五名。

我一直认为一个好作家在任何时代都是个可以用笔来养活自己的,刚参加工作时我验证过一次,1997年起靠投稿月入六百元,当时县城正式干部月工资360元;世纪之交我验证过第二次,靠给报刊杂志写随笔月入六千元,当时省报工资1900元,只是怕把自己的聪明零售了,才集中精力写小说;而《婚姻之痒》在网络上造成的巨大影响,和民营书商推动的畅销,使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靠着一部小说的版税和影视版权买到了一套房子。《婚姻之痒》在网上连载的时候,很多网友留言说这部书使她们决定保持独身,而很多夫妻把它打印下来作为生日礼物互赠。这部书使我坚定了一个作家应该影响时代的信念,虽然在某些评论家眼里,看上去一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正往非主流的文学道路上下滑。

在等待回故乡洪洞挂职的那三个月里,《婚姻之痒》交付出版后,衣锦还乡的骚动和对故乡风土人情的回忆,使我产生了创作的冲动,不知不觉开始写作一个跨度60年的风俗史小说,在回忆中塑造了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庄一个叫兰英的传奇女人,以及她的命运遭际和抗争精神,可惜的是写了六七万字,县里就通知我回去工作。适值曾在《十月》杂志做过编辑的凌翼老师约稿,就给了他,发在《现代小说》2006年“寒露卷”的头题,他在卷首语中说:“这期的‘开卷’浓墨重彩地推出了山西作家李骏虎的中篇《炊烟散了》,这绝对是一幅让人耳目一新的乡村画卷,读者肯定能有赏心悦目的收获。”而此时他的赞扬激起的已经不是一个青年作家的文学情怀,却成为了一个春风得意的年轻人憧憬着建功立业的文化标签。

我挂的是县长助理一职,其实是民主副县长的角色,分管过文体、广电、教育、保险、石油,协管过林业、旅游、科技。从2005年到2009年整整干了快满一届,建设了洪洞县文化活动中心、重修了飞虹影剧院,把洪洞县失去的全国文化模范县的称号又夺了回来;并且创造了一项至今全国县份无人能破的纪录,那就是同一个年份成功申报三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分管教育的时候,完成了省属、市属三家国企的学校的数百名教师和数千名学生的移交地方工作。还当选为洪洞县的第十三届人大代表。至于上山下乡、走村入户那是家常便饭,想方设法帮助老百姓解决饮水困难等事情就更多了。至今洪洞人都喊我李县长,对当年的文化县长,那是“到处逢人说项斯”。一度,我觉得自己在政府工作方面比写作上更有才能,如果不是遭遇安全事故引起的政治地震,我可能就从政了。如果不是那时省作协推荐我去上鲁迅文学院的高研班,我可能已经不再写作了。

在挂职的那四个年头里,我几乎没有写任何小说,连阅读都变成了历史书籍,虽然有时候真的很手痒,但那种功利、浮躁的心态是不能用来创作的。所幸,2007年的9月,省作协推荐我去鲁迅文学院第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在第一堂课上,我就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寻找着写作上一个质的飞跃,这两三年我一直没写作,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突破困境。在那堂课上,时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的胡平老师用他略含嘲讽的思索语调说:“一个好的作家,他写出的作品那是应该照亮人生、照亮灵魂的。”他提出:“真正的好作品是这个時代绕不过去的,比如说陈忠实的《白鹿原》,茅奖想不给他都不行!”我就像孙悟空当年听到菩提法师讲道一样心花怒放,心领神会。在鲁院的课堂上,我几乎获得了新生,每一次讲座都能有重大收获,《人民文学》主编韩作荣老师给我们讲诗歌美学,老诗人娓娓道来,引用了一个著名诗人的几句诗,最后一句是“前面就是夏天。”我一下子就被击中了,把这句诗写在笔记本上备用。鲁院的一个伟大之处是,调动你的创作冲动,然后给你大量的空闲时间,就在这样的理想环境中,我重新拿起那部写故乡风俗史的小说,为了试笔,润开我干结多年的笔头,我先用兰英的闺女秀娟写了一个中篇,同时也是在实践着胡平老师关于小说的指导。回顾自己在外求学、工作多年,以及重新回到农村的这几年,我发现自己的血脉里流淌的农民的血液一点儿都没有变质,我是那样地渴望回到庄稼地里去劳作,走在村里的大路上我感觉是那样地坦然,和乡亲们搭几句闲话都让我觉得快乐和幸福,我从灵魂深处对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充满了无法形容的热爱,想起这些,我的浑身洋溢着对故乡的土地、庄稼和人们的爱和幸福感。也是在鲁院期间,我的女儿出生了,我成了别人的爸爸,突然就懂得了人世间最大的幸福其实是付出爱,能不求回报、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的爱,就是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我想,我应该写一部作品,献给那些灵魂纯净的人们和与他们的生命同在的大爱!完成后,我把韩作荣老师那句“前面就是夏天”拿来变通了一下,用作这篇小说的题目,它就是后来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这是一部关于付出爱、乡村生活的诗意、生命的生生不息、灵魂的纯净的小说,但它首先是一部关于爱的付出的作品。付出爱,获得心灵的幸福和灵魂的安宁,这是主人公秀娟的信仰,是中国乡村女性的信仰,是和土地朝夕相处的人们的信仰,也是我这个泥土捏成的娃娃的信仰。

从前,我在《人民文学》《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的写城市体验和梦境的小说,并没有成为无效信,我的鲁院同学郭海燕和毕亮到我宿舍看我时说:“我们上大学时就喜欢读你的小说。”当时我还有些汗颜。而当著名作家刘醒龙老师来鲁院为他主编的《芳草》杂志选择“年度精锐”专栏作家时,作为《芳草》小说编辑的郭海燕理所当然地推荐了我,这个专栏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前面就是麦季》。

紧接着,《十月》的主编王占君老师约我写部长篇,我就在《炊烟散了》和《前面就是麦季》的基础上,完成了长篇小说《母系氏家》。《前》的精神向度使得这方面有所欠缺的《炊》也一下子有了灵魂和思想,使得我很顺利地完成了长篇小说《母系氏家》。2008年第4期《十月·长篇小说》頭题发表了这部只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2009年,挂职结束调到山西作协工作后,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又把它重写过了,篇幅增加了一倍。《母系氏家》是我心里最有底的一部作品,我对它寄予厚望,因此《十月》发表后,成书之前,我进行了逐字逐句地修改,增删过半。一来我希望它能成为我的代表作;二来我希望它能开一个从风俗史和人的精神角度去描写乡村世界的先河,我希望我呈现的乡村是醇香的原浆。而修改前的《母系氏家》达不到这两个目的,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原先的结构和叙事都有明显的中国古典话本小说的痕迹,线索和人物关系都比较单一,不具备一部厚重的现代小说的复调结构和交响乐的效果;二是自然和社会背景过于淡化,时代感和风俗味不足;三是人物的精神世界缺乏广度和高度,造成作品的精神内核不够强大,感染力有余而冲击力不够。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修改所能解决的,因此在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后,我决定用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重新写作。这一重写,收获很大,发现原来的故事节奏过快,缺少闲笔。一部好的长篇小说,要把人物命运放到社会时代背景上去,既要把风云变幻写出来,也要把风土人情写出来,而且,在故事进行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慢下来,或者干脆跳出故事,去谈点儿题外话,或者写写风景,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节奏,让小说离故事远一些,靠艺术近一些。再就是,小说的灵魂人物由原先好强的母亲兰英,渐渐转移到了善良的女儿秀娟身上,这个姑娘,终生未嫁,“质本洁来还洁去”,对她的世界里的人们给于了博大的爱和无限的包容,她是乡村精神世界里淳朴和美好的高度凝结体,她的灵魂是纯净和高贵的。要塑造这样一个菩萨和圣女般的人物,用中国话本小说的技法是无法完成的,只能借鉴西方名著的方法去刻画她的精神世界,好在,我阅读过许多大师们的杰作,他们能够像上帝一样指引迷途的羔羊,使它回到丰美的草地,也能使我的精神回到我笔下的故乡。

长达四年的挂职体验生活和短暂的鲁院学习生活,这一前一后真是个奇妙的组合,它们接力完成了对我的潜移默化,同时完成了自己的回归、转型和突破。在外界看来,我的转型似乎是刻意的,但我知道是遵循了自身的创作规律的,我在最有激情的年龄写个人体验,在走向成熟的年龄写自己最熟悉的乡村,在有一定阅历之后写历史,以后再在把握一段历史规律之后写当代,这都是有点儿“随波逐流”的感觉的。

山西作协的办公楼,是阎锡山在太原的一处老宅,属于太原市的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据说,五妹子阎惠卿生前一直住在这里,因为历史并不久远,这一点是确凿的。出了南华门东四条,左拐就是府东街,如今省政府的办公大院,就是阎锡山当年的督军府,也是后来的绥靖公署。我从开始写作就常跑作协投稿、开会,如今又调到作协工作,每天进出于阎锡山曾经进出的宅第;有几年张平主席是山西的副省长,找他批文件就要去省政府——往返于阎氏老宅和“督军府”,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拽着他顺藤摸瓜,探究才去不远的那段历史。

作为深受“山药蛋派”影响的山西作家,我的写作从现实主义起步,但审视自己的创作和作品,依然有大的不满足,尤其是长篇作品,明显缺乏大作品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没有对历史的参照和思考,对现实的表现和关注就是无力的。于是,就有了寻找一段可表现和把握的历史的想法,通过廓清历史,形成自己的认知观念,并为创作和作品提供一个深远而强大的背景。

于是,我想到山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重要地位和复杂形势,就查阅了从阎锡山请薄一波改组牺盟会到“晋西事变”国共决裂的史料,一下子就陷入到这段历史当中去了,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这个时候中国作协征求定点深入生活创作项目,我就顺理成章地申报了这个选题。申报通过后,我先后在晋西南乡宁县采访了当年著名的“关王庙战斗”遗址,还有阎锡山指挥第二战区反攻日军的云丘山“五龙宫”,以及这一带的人文地理遗址。在隰县,采访到了“山药蛋派”五老之一西戎老的发小、和他一起参加牺盟会的92岁高龄的常培军老人。这次深入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次历史常识扫盲,关于山西对华北战线以及全国抗战的地位和贡献,还有随着抗战形势不断变化的政治和军事博弈,之前我还没有读到全面和正面表现的大作品,有大量的一手资料和亲身经历者可以确证,以牺盟会为基础的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山西新军的建立,全民抗战的发动,还有持久战、游击战等正确战术的运用,这些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对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对后来的全国解放都是做出巨大贡献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而表现这一时期复杂的政治和战争形势、塑造山西战场的爱国将士的文学作品还相当匮乏,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名山西作家,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去完成它。

对于我来说,廓清这段历史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通过对历史真实的探究和认知,形成了历史观念和对现实的参照,有了这个参照,对于站在历史角度审视当下、反观时代和社会就有了一个质的变化。用历史眼光看当下,还是站在当下看当下,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来说是两个概念,对于作家本身来说也是两种眼光和境界。我想我会用很多年来表述这段有着特殊意义的历史。同时它也解决了我一直以来的心结,一个作家,不了解一段历史,没写过一段历史,他的历史观是有缺陷的。我很感谢能和这段历史结缘,让我有机会去表述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立场的历史人物。写作现在对于我来说,就是展现人的命运,以及表现历史和当代的关系。

这个题材被中国作协确定为2012年的重点作品扶持项目,题目是《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

在创作上,除了找历史感之外,我想实践“去小说化”,对这部历史小说而言,我想让读者像读史书一样信任我的小说。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么多年,我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拿腔拿调厌烦至极,我要去小说化,就是要摒弃这种讨厌的小说腔,让人说人话。为了给长篇做准备,我先用这个素材写了一个中篇《弃城》,得到杨新岚老师的认可,发在《当代》上。

现在,我打心眼里喜欢托尔斯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而且我已经理解,现实是文学上一切主义的起飞点和落脚点。我说最先锋的就是现实主义,正是因为现实的“超验性”。而我坚定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也正是看到了它的包罗万象涵盖一切,在我的所有作品中,即使是最“现实”的作品,也总是不自觉地运用着“超验”,它仿佛神性的东西,赋予作品以灵性。我不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束缚了我以前作品里明显的超验性,相反,我觉得是现实赋予了超验更大的艺术表现力,超验之于现实主义,就像闪电在乌云和大地之间窜动。

阅读和写作这么多年,我发现自己对于所有经典都没有了排斥感,抓住就能读进去,而且非常享受。写作上也逐渐领悟到古人对音乐真谛的评价“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任何巧妙的构思,都不如发乎心灵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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