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春节刚过不久，当生产队长的爷爷接到公社通知，让去公社领化肥，每个生产队一吨。通知还说，这化肥是国外进口的，金贵得很，要仔细着用。爷爷所在的生产队是试点，有的生产队一袋化肥也分不到呢。
化肥是啥？爷爷问公社来下通知的通讯员。通讯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说，化肥就是种地的肥料，化学材料，起的作用就相当于粪肥和土杂肥了。爷爷有些疑惑，这化肥能顶粪肥和土杂肥？
尽管有些疑惑，但這化肥既然不要钱，就先拉回来再说。第二天，生产队的两辆马车全出动，去公社拉回了一吨化肥。这一吨化肥还不是一样的包装，硫酸铵和尿素的袋子各占一半，下面还有含氮是多少的百分比。
爷爷把两种肥料都拆开一袋，袋里装的都是粉白粉白的颗粒状的东西，袋口一打开，一股刺鼻的味道把围着的人们呛得倒退几步，大家纷纷用手捂着鼻子。
这化肥有毒！不知谁喊了一声，围着看热闹的人们都四散了。
爷爷没走，他蹲在地上合计着，这玩意儿上到地里能当粪使？
爷爷有些迷糊，拿不准的东西可不能乱用。爷爷让人去找村里见多识广的老先生文桂来拿主意。文桂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在旧社会当过私塾先生。
文桂戴上老花镜，先看化肥袋子上的字。这字像是中国字，但又不全是中国字。文桂老先生说，这是日本进口来的。
爷爷一听，日本来的，日本人可不是啥好人，别让日本人害了咱。
文桂捻起化肥看看，又放到鼻下嗅了嗅，说，化肥这玩意儿也许能增产，怕伤地啊，咱们祖祖辈辈都用粪肥、土杂肥，产量是低点，可多少都有收成不是，万一用化肥土壤板结了，就一点收成也没有了。
爷爷和社员们听完文桂的话，都默默无语。爷爷心里埋怨公社，这伤地的玩意儿让我们用干啥！最后爷爷宣布，这化肥不能用，种地还用粪肥、土杂肥。
村里其他生产队也拿不准化肥这玩意儿能不能用，见爷爷队里不用也就都没往地里上。
又过了几天，公社来人了，想必是听到了生产队不敢用化肥的事。
公社干部苦口婆心地和生产队长们宣讲用化肥的好处，还说这化肥不是我们国内生产的，是从日本国漂洋过海才来到这里的。去年国家总共进口30万吨，咱们生产队能分到这么多，已经很不错了，千万要用好。不管你怎么说，爷爷等人只是不作声。最后，公社干部说，三天，三天内把化肥全部上到麦田地里，三天后我来检查，如果再过三天化肥还在库房里放着，把你们几个队长都撤了。
公社干部走后，几个生产队长聚在一起商量了半天，这化肥用还是不用？最后决定，不用。既然不用了，这化肥往哪儿放呢？刨坑埋了？或者直接把化肥倒进黄河里？爷爷所在村庄的土地大多在黄河南岸，黄河奔腾咆哮了几千公里，从爷爷所在的村子往东几十里地，就要入海了，所以这里也叫黄河口，或叫黄河入海口。
爷爷一拍大腿，说，把化肥倒进黄河里。
当晚，趁着夜色，爷爷等人将公社分给生产队的化肥全都倒进了刚开冻不久的黄河里。白花花的化肥倒进黄河就不见了，只拿回了盛化肥的编织袋子。其他生产队也如法炮制。
按说生产队上面还有大队，大队的干部就不管吗？大队干部和爷爷的想法是一样的，当然也就没人出来阻拦了。
三天后，公社干部还真来了，一看生产队的库房，还真没了化肥。装化肥的编织袋整整齐齐地叠在库房里。公社干部有些纳闷，这帮家伙这次怎么这么听话？跑到河滩麦田地里一看，根本没有上过化肥的痕迹。公社干部知道，这帮人捣鬼，这化肥没上到麦田地里，去哪儿了呢？
公社干部不敢深究，回公社复命，就说化肥各生产队都上到麦田地里了。
过了不久，爷爷又接到通知，让生产队再去公社领化肥。爷爷就跟通讯员说，我们队的化肥不要了，你们爱给谁给谁吧。通讯员说，那不行，这次化肥的分配是按计划来的，每个生产队都有份儿，不去领还不行呢。没办法，爷爷等人又领回了两马车化肥，这次可是两吨了，差点没把马车压坏了。
怎么处置这两吨化肥呢？爷爷本来还想倒进黄河里。可还没等他找人去倒，有人为化肥这事找到他家里来了。
来人是夫妻俩，男的是爷爷的本家哥哥，媳妇娘家是距离这儿百多里地的寿光。爷爷的这位嫂嫂说，前几天回娘家，说起咱们这儿不敢用化肥，全都倒进黄河里了。娘家人说，我们这儿敢用，给我们送来，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些地瓜干来交换。爷爷一听，两眼放光。还有这好事？
为了稳妥，爷爷先派了一辆马车，拉了几袋化肥，上面盖上给牲口带的草料，让本家嫂嫂坐在车上。白天不敢走，只能等到夜里去。
第二天上午，马车和爷爷的嫂嫂回来了，马车上没了化肥，多了两麻袋地瓜干。
于是再去的时候，爷爷派出了两辆马车，只不过还是走夜路。等化肥换地瓜干换到还剩几袋化肥的时候，爷爷忽然觉得哪儿有些不对劲儿。都是种地，寿光那边怎么不怕化肥？剩下的这几袋不能再去换瓜干了，留着上地，上完地看看究竟再说。
于是这几袋化肥就上到了麦田里。结果就不用说了吧。
今年春天我回村里，和乡亲们聊天，有人说起此事。此时的爷爷已经九十多岁了。人们说起他往黄河里倒化肥的事，他只是笑笑，说，这是小事，我们做过的傻事错事多了去了，那年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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