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梦硌醒
我一直想说一说老青岛的人和事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出生在这里，一个甲子过去了，在这个叫“铁路宿舍”的地方，我度过了懵懵懂懂的童年，饥饿和敏感的少年，成长期的记忆难以泯灭，那些场景和气息、画面与声音，多少年后带着不可抑制的躁动，带着快乐和忧伤，拥进我平静的生活，刺痛着岁月深处的经脉，许多次把我从梦中硌醒，我有时在暗夜里睁眼躺着，有时披衣坐起，怅惘不已。
许多年来，我围绕着居住的铁路宿舍，陆陆续续在笔下展开追寻和打捞。我知道，当一个人陷在回忆里难以自拔的时候，说明他老了。老态龙钟的特征和财富，便是在破碎的版图面前，不由自主地拼接镶嵌，收拢已经离散的岁月，描画过去寒酸而温暖的记忆。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曾在她唯一的长篇小说《姑娘和妇女们的生活》里说：“人们的生活……乏味，简单，令人惊奇，莫测高深。”我出生长大的铁路宿舍，何尝不是如此！一排房子，一堆邻居，一个社会，一颗星球，个体经验亦是集体记忆，阶段生活也是时代刻痕。童年少年的生活，既简单又复杂，既乏味又高深，它像一串散落在湖底的珠子，沉没了那么多年，仍然散发着时明时暗的光波，水纹涟漪不断。
芳大娘
芳大娘是我家的老邻居。说她老，是因为从我记事起，芳大娘就满脸皱纹，步态蹒跚，至今已过二十多年，芳大娘还是那样，满脸皱纹，步态蹒跚。仿佛她生来就是个老人，后二十几年没有变化，时间对于她只是掠过的风，未曾吹开或吹皱、未曾增多或减少她的老态。
其实芳大娘也有过浪漫的青春。她是一个老革命，听我妈妈讲，芳大娘年轻的时候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员，常常在敌我拉锯战中疲于奔命，她的几个孩子都是在战斗和行军中死去的。
我问过芳大娘，同敌人打仗，怕不怕？尤其她一个女人家。
一提到战争，说到过去的艰苦经历，芳大娘就滔滔不绝。她说她向还乡团扔过手榴弹，她当时很能跑，两个孩子就是在拼命的跑动中流产死掉的。还有一个孩子已经三岁了，结果在山里野营，给冻死了。当然也饿，孩子没东西吃，大人也没得吃，常剜野菜。
说起由地主、富农组成的还乡团，芳大娘恨得牙根咯吱咯吱响。
“还乡团用铡刀铡贫协的人，还用刺刀捅。”芳大娘说。
我问：“你们对还乡团怎么样？”
芳大娘说：“咱们也用铡刀铡，用砖头、石头砸他们的头，把头砸烂。有的还活埋。”
我问：“谁先动手？”
芳大娘说：“咱先杀他们，分他们的地，分他们的房子、牲口，分他们的金银财宝，连他们家里的锅碗瓢盆也拿走。不过，那时候的财主有的也不咋样，家里穷得只有一两头牲口，咱也给他分了，把他们赶到牲口屋去住。”
“那他们还能不报复？”
“就是呀，国民党扶持还乡团，共产党支持咱贫协，两边拉锯，逮着就杀，越杀越邪乎。”
芳大娘蠕动着没牙的嘴，脸皮耷拉着。真想不到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年轻时候还杀过人。
想到芳大娘杀人，我对她应该有的慈祥印象，好像抹上了一些恐怖的东西，我大睁着眼，老想到鬼怪电影里的妖魅。
芳大娘为革命立了功，在腥风血雨里颠簸了大半生，可她没有一官半职，也许是她不识字的原因，难以提拔，她所享受的最高待遇，就是每月从街道办事处领几十元钱的生活费，再就是她积极发挥革命余热，担任我们宿舍第七小组的治安干部，每晚颠着小脚，拿着手电筒，上街巡逻，说是抓小偷，还防止敌人和平演变。
前不久我回家，又见到了芳大娘，她拽住我，仰着脸，絮絮叨叨地说我长高了，又问我孩子，问我的工作。我说还是在写点稿。
“写稿？”芳大娘拽着我更紧了，她叫着我的小名，一再提到她为革命牺牲了四个孩子，她用脏乎乎的袖子抹了抹眼泪，又掀起油膩的蓝布褂，让我看她背上的枪伤。
“孩子，要写我，我可以向你讲上十天十夜，当初，我们和还乡团……”
她又扯上了，想到与还乡团杀来杀去，不知为什么，我很难产生歌颂这位革命老妈妈的冲动。
唉， 芳大娘！
扫街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妈妈虽然是解放前的老党员，但因为生了六个男孩，她放弃了区政府所属企业的公职，专职在家照料孩子，全家的经济收入只靠我爸爸和后来大哥有限的工资，其困难、窘迫可想而知。
为了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我很小就干各种家务活，生火做饭洗衣服就不用说了，买煤，买粮，买菜，还到山上去搂草，去海里挖蛤蜊，随同宿舍的大人到海边垃圾场去捡破烂，从工厂里倒出的垃圾里翻捡铁、铜、油线、煤渣。
为了给家里增加收入，妈妈还把打扫街道卫生的活儿接了下来，当时居委会从每户收取几分钱的卫生费，到月底发给打扫卫生的人，每月几块钱。现在看那点钱不过是一盒不上讲的烟钱，可那时候，我们太穷了，几块钱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可忽视的稳定收入。
按要求，扫大街要在居民没起床的时候，一般是黎明时分，这也正合我意。扫街毕竟是出苦力的活儿，我有点羞于见人。天将明未明，整个世界一片静穆，街道渺无人迹，我的心情就有些放松。可是太早了，也遭罪。冬天苦啊，从家里出来不久，手和脚就冻麻了。遇到下雪，雪厚得扫帚扫不动，我只好用铁簸箕铲，弯腰一趟趟地像推土机似的前行，寒风凛冽汗水照样淋漓。
秋天是满地的落叶。我们街道的房子是日本鬼子给铁路工人盖的，他们可能很重视绿化，房前屋后都是排排的树，有挺拔的杨树，还有粗壮茂密的梧桐树，秋天来临的时候，我感觉老天爷好像故意为难扫街的人，刚刚扫干净了，身后又是被风吹落的树叶。那时候每天早晨看着覆盖一地的落叶，痛苦极了。低下头扫，不想明天的事儿，一天天，落叶周而复始，直到天空飘落雪花，树叶才不挑衅了，寿终正寝。后来我爱好写作，周围许多诗友都以秋天的落叶为题，赞美，象征，辞藻华美抒情，我却始终写不出一行关于落叶的诗句，也许童年的经历干扰了柔美的诗意。
夏天扫街轻松多了，脏物少，凌晨不冷不热。只是起得太早，很困。记得妈妈把我从睡梦中叫醒的时候，我真难受，眼睁不开，朦朦胧胧穿上衣服，到院子里抱起一把大扫帚，走出屋门。
世界很静，我能听到远远近近的鼾声。需要打扫的宿舍道路有四条，呈东西走向，有二三百米的样子。我从东头开始，“唰”、“唰”、“唰”地扫了起来。清晨空气凉爽，我抡起竹子编的大扫帚，由左至右，把地上的脏东西，例如纸屑、树叶、草皮，全部扫到右边，每扫过几十米，我就把扫在右边的垃圾撮到一个大筐子里。
刚刚扫完的街道，非常干净漂亮，黄土地上被扫帚划过整齐的扫帚印痕，像是一幅美术作品。我常常伫立回望，看着地上洁净的图案，我创造、劳动的愉悦，从心底甜甜地涌出。
扫街开始觉不出累，从东头扫到西头，接着从西头往东头扫，到了第三趟的时候，胳膊酸了，腰和腿隐隐的痛。最要命的，是饥饿感袭来，肚子里空荡荡的，胃揪心的痛。在我的记忆里，家里的食物总是不够吃，我和哥哥、弟弟轮流扫街，谁黎明出工干活，早晨饭会加半块饼子。这时候，我是那么地想念那半块饼子，想得我眼泪快流出来了。后来我真的哭了，空荡荡的街道上，眼泪无声地淌，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饿得意志衰弱，也可能是累得有些冤屈，反正，我扫街的后半段，有一阵儿是伴着泪水进行的。
天空慢慢放亮，有起床早的人已经出门了，我擦干泪痕，强打精神，和邻居打着招呼：“王大爷！”“上班啊李叔叔！”过去不会说“你好”之类文雅的词汇，只有干脆利落的称呼，所有的问候、温馨全在里面了。妈妈对我们兄弟管束教育很严，从小就教育我们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好习惯要一步步养成，让我们见了长辈态度要谦恭，主动热情打招呼，串门时要避开人家吃饭的时辰，人穷不能志短，等等。母亲的话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影响。扫街以来，我和哥哥、弟弟都有过拾金不昧的光荣记录，有一次我在地上扫出来一张五斤的粮票，当时那个激動啊，真想留下，可我确实做到了“设身处地”，想到了丢粮票的家庭也许和我家一样，丢了五斤粮是多么可怕的灾难，于是，我像一个“英雄”一样，气宇轩昂地把粮票交给了宿舍主任。
我还在扫着街，这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我也只剩下半条街道，胜利在望。不过，这时我抡扫帚的胳膊已经麻木，握扫帚的手有些颤抖，只是机械地来回舞动，扫帚在半硬半软的土地上，“唰～”、“唰～”、“唰～”地呻吟。
扫街时间长了，我也从中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例如用什么姿势扫最节省体力，怎样巧妙用劲；遇到石块或土疙瘩，扫帚要轻轻上抬，掠走脏物而扫帚不阻；右边的浮土积多了，要垫回左边，不然会路面洼陷，一边高一边低。
我参军后部队经常打扫卫生，我扫街是连队的一把好手，他们看着我身后扫出的漂亮图案，啧啧称赞。战友们哪里知道，我在童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扫街专业户了，家里扫秃的竹扫把，不下几十把。多少年过去了，童年扫街时的饥饿、劳累感觉，始终难以忘怀。这些，我都没好意思向战友们说，可能是年轻人的虚荣心在作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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