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军旅四十载，如果让我说出迄今为止三位真正的朋友，已转业多年的老战友正鹏应该算得上一位。
正鹏老家是四川剑阁县，大山区。认识他的时候，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地方的高考求学热一样，部队兴起一股学历热。当时我在38军政治部干部处任干事，经报名申请，组织上同意我报考西安政治学院政治机关干部专业。接到入学通知书后，处长孙运琦让我推选一名业务接替人，考虑再三，我选中了当时在112师政治部干部科工作的正鹏。正鹏1961年出生，年龄小我5岁，刚从28军教导大队毕业提干没有多长时间，在军师机关尚属于小字辈，但从我接触看，正鹏作风朴实单纯，为人诚恳厚道，做事认真踏实，接管我负责的档案统计和调配工作，应是合适人选。孙处长一向对我信任有加，自然就同意了我的选择，正鹏很快来处里报到，我用了整整一天时间，给他交了班。除了具体的业务工作，还有处里一些内勤零碎事务，诸如每周要给家家户户送电影票、冬天分送大白菜和葱蒜等蔬菜，正鹏一直认真听我交代，把注意事项都记在了小本子上。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了我们三十多年交往的情谊。
我在西安政治学院学习期间，隔不多长时间，就会接到正鹏的来信或寄来的书籍、刊物和学习用的纸张等。信里他会给我讲工作开展情况，以及部队近期的一些动态。那时我还参加辽宁《鸭绿江》文学杂志社举办的函授，正鹏负责给我转寄函授资料。知道我爱写东西，他还经常寄一些稿纸给我。那时我承担着父亲为家庭建房欠的账还款任务，临上学时，为还家中的账，还借了一位杨姓战友150元钱，我到学校发了工资攒够钱之后，便寄钱给正鹏委托他负责转交给那位战友。离开原单位脱产学习，正鹏俨然就是我的一个“留守办事处”的角色，桩桩件件事情他都办得认真、仔细。
对于正鹏的工作，我也依然挂在心上，经常询问他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帮助他尽快熟悉业务，挑起工作的重担。我上军校的第一年年底，曾专门给正鹏写信，让他找一下师机关有经验的同志配合搞好年底的干部实力统计。信中我还给他说了三条注意事项，一是要注意认真分析理解军区对这次统计的要求，自己首先要弄懂，不要盲动；二是注意发挥下属单位统计人员的作用，认真组织校对，特别是对军直、一〇四医院、工兵团等刚调换过统计人员单位的报表要严格把关，把基础工作做细；三是认真组织报表综合的工作，心中要有数，分工要明确，在讲求质量的基础上求效率。此外，我还给他说了主表与附表内容不一致时如何处理等问题。正鹏年轻、反应也快，经过了一年两次的统计实践后，业务就完全拿得起来了。待我两年后从军校学习毕业时，他已经是很称职的档案统计等业务干事了。
我上军校第一年，女儿还未出生，还算一个毛头小伙儿，但也真正开始操大人的心了。对于正鹏的个人婚姻问题，多次叮嘱和指点。在年底的一封信里，我对正鹏说：“你的个人问题不要着急，慢慢物色。家乡不好找，在部队驻地或军队医院等单位如有合适的也可以谈，标准不要太高，但总要合适满意才行，愿你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不知是不是这封信起的作用，正鹏不长时间真的在部队驻地找到了心仪的对象，而且老家与正鹏还是一个地方的，结婚后很快有了一个儿子，小日子过得很幸福。
从军校毕业回到处里。由于当时军校按照邓小平主席的指示，要发挥集体干部的作用，对每一位毕业学员都要认真考察，提出任职建议。学校给我提的任职建议是：该学员有发展潜力，建议提两职使用。而我自己当时对这样一个建议并不知情。孙处长看到学校寄来的档案上写着这样一行字，立即表示，要兑现军校建议。我是在那年的五月份按照机关干部调职年限调的副营职，九月份也就是在军校毕业两个月后，又被任命为114师342团1营政治教导员。一年后，在孙处长的提议下，我被调回军机关干部处，遂又被抽调到临时组建的集团军侦察大队，赴云南老山前线参战，在大队政治处任正营职组织干部干事。
此次远行与上军校时期不能同日而语了。我已为人夫、为人父了，爱人考上了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要到省会石家庄上两年学，两岁的女儿先是被岳父领回老家，后又回到保定军部，托家人照看。家中父母也都上了岁数，需要有人照顾。记得临上前线的一个晚上，我和正鹏交谈至深夜，包括此一去万一遇到不测如何处理家事，也都给他谈到了。正鹏紧握着我的手，双目久久凝视着我，目光里折射出的全是牵挂与鼓励。
就这样，正鹏又第二次承担起我的“留守办事处”任务。在前线作战一年多，家里的许多事情，全靠正鹏照料。什么买米买面、换煤气罐，冬储冬藏、夏日防蚊，给老家父母寄钱，等等，都是正鹏跑前跑后张罗。有时候孩子病了，正鹏亲自陪着到医院或门诊部去治疗。那年雨季，我在前线到一线连队去，发现许多战士都有想在战后考军校的愿望，就写信给正鹏，让他设法寄些报考军校的复习资料来，正鹏接到信，很快就寄来数十套复习资料，我送到一线连队后，很受战士们欢迎。战后我还得知，我在前线每次给正鹏的来信，他几乎都要呈送给孙处长看，想必是想让处长及时掌握我在前线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孙处长每次看完信，一般情况下都有批示：“此信我已看过，回信嘱小马在前线注意安全，圆满完成任务”，“请正鹏按小马要求，找些资料尽快寄去”。正应了参战前送行时时任集团军军长的李际均所云：八百将士南疆去，全军万众心相随。只是令人惋惜的是，本世纪初的2001年，我的老处长孙运琦同志因患肝癌不幸英年早逝，每每想起都要扼腕叹息！
从前线回来，经过短暂休整，我回到114师341团，也就是我最初入伍从战士到排长时的老部队，任政治处主任。之后又到军区政治部机关、63集团军炮兵旅、内蒙古乌海和呼伦贝尔军分区等单位工作。正鹏为照顾家庭，也调回老家附近的部队—总装备部所属一个基地，长时间在政治机关从事纪律检查工作，后在一个研究所任政委（副师职）。又过了几年，他转业到成都，在省委机关工作。我也从内蒙古调回北京，先后在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军区政治部任职。
说起来，这段经历如过眼烟云，一转眼也就过去了。但实际上，真的不容易，非常不容易。这个时期无论于正鹏，还是于我，都正值人生爬坡的阶段，人世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悲欢离合、坎坎坷坷，各自都经历了不少。无论我在哪个地方、哪个岗位，无论我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正鹏和我都有密切的联系，或通信，或致电，或面见，沟通思想，交流感情，互相勉励和关注。那年正鹏由副师职转业地方工作，他打电话专门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转业到地方，使自己的人生阅历更加丰富多彩，开辟一片新天地，如同树木瓜果的嫁接，尽管有阵痛，但归根结底是好事，我赞成、支持！我在祖国西北部沙漠地带内蒙古乌海军分区任职时，有一年春节休假，与爱人孩子一起到西安、成都旅游度假，火车快到成都时，先与昔日军校同学、当时在某市任常委的一位故旧打电话，对方支支吾吾，竟连一句热情问候的话语都没有，当即挂掉。正鹏知道我的行程后，专门给单位请了两天假，和爱人一起，陪我们全家到青城山、都江堰游玩，一起观风景、品小吃，好不快活，直到现在，女儿还念念不忘都江堰岸边红烧麻辣小鲜鱼的味道。
正鹏与我就是这样的朋友，虽不是经常见面，虽不是天天联系，但我们之间像是天生有一种默契，有一种牢不可破的信赖，相知相映，没有隔阂，没有客套，无须甜言蜜语，远离庸俗浮躁，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随缘。困苦时，总能够得到他的慰藉、帮助与关照；顺境里，他仍是躲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我，鼓励着我。人生，拥有这样全天候的知心朋友，真的是难得的幸福。
我回到北京工作后，正鹏非常高兴，但他很少拨打我的手机，隔一段时间，就往办公室打个电话，如果有空就畅聊一会儿，如果忙就简单问候一下。有时我从外边回到办公室，上翻一下电话号码，只要有正鹏的未接来电，我就及时给他拨打回去。他知道我爱吃四川的麻辣风味小吃，每年都要给我托运一两次辣酱、豆瓣酱、腊肠等特产。品尝着麻辣风味食品，心里都是香甜的感觉。后来，那位在某市任常委的故旧，有几次来北京让同学联系我说要聚聚，我都推脱说有事而没有应约。不是我的心胸狭隘，也不是我不给谁面子，而是用心中的尺子量过之后的理智选择。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心换人心，玛瑙兑黄金。
近年来，我因工作事宜，先后几次到天府之国的成都去，每次都要抽出时间和正鹏愉悦相聚，一起逛街景、一起品佳肴，一起忆过去、一起话别离。岁月既是一条多情的河流，又是一把无情的刻刀。不知从哪一刻开始，我们的脸上多了些皱纹和斑点，我们的鬓角都变得有些花白了，我们的孩儿也都大了，我们的事业前景也几乎都能看到头了……只有我们之间绵长的友谊，还在延续着、延续着，永远如海底千姿百态的珊瑚那样鲜艳夺目，没有一丝污染的杂质，又像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氧气、水和盐分一样，滋养着我们彼此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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