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我在他桌子的抽屉里，发现了他写的A自传，只有短短的21页纸，简略地记载着他一生的匆忙和满足，每次读它我都禁不住泪流满面。
父亲十岁时，连年闹灾荒，由于家里人多（他弟兄五人，一个姐姐），粮食很快吃光了。开始，带糠的枣核还能买得到。吃了枣核渣，屙不下来，就用锥子捥。吃花生秧。村里村外的榆树皮也被剥得精光。没东西吃，饿得皮包骨头，头都抬不起来。爷爷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们担心呆在家里会饿死，无奈，就递给父亲一条布袋让他去要饭。
走到村东的小河边，父亲实在迈不动脚步了，便蹲在墙角下晒太阳。父亲伸不出那只向他人乞讨的手，更舍不得那张自尊的脸。他摆弄着布袋，发现布袋上有个窟窿，就有了不去的借口和理由。他折回村里。
一进村，碰见一位大辈分的妇女，正举着一块糠面饼一边吃一边从巷子里朝外走。她见父亲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便掰下一三角给他吃。父亲咀嚼得如美味佳肴。当时，父亲就想，长大了，一定忘不了乡亲们。
父亲给村里办的第一件善事，是最先给每家每户安上了电灯。
记得那年我八岁，下学回来，见几个脚穿胶鞋、头戴安全帽的陌生人，在村南的地里，推着一盘一人高、缠着麻绳粗的电线线盘，我和几个小伙伴好奇地远远站在一边看。听人说，村里要安电灯了。
那天，在我家院门口，碰见一个头戴安全帽的年轻人，他笑着问我：“你爹叫啥？”
我回答，叫王怀亮。
他说：“知道不，就是你爹找我们局长的，这儿是山里最先拉上电灯的村。”
半月后，送电了。家里突然明亮起来，比煤油灯不知要明亮多少倍呢！我的心也随之明亮了！
父亲又帮村里安上了自来水。
村里原有两口水井，村东一口供村东的人吃水，河边一口供村西的人吃水。以前，村民们都是提着井绳担着担杖朝家里担水。下雨下雪多有不便，特别是河边那口井，台阶高。我十二岁开始一天担两担水，它让我吃尽了苦头。而现在，只要在自家院里拧开水龙头，清泉就会哗哗流出。
再后来，父亲跑来点资金，又带头捐款，在村东的河上，也就是当年他去要饭歇脚的地方，架起了一座石桥，消除了老乡们的涉水之患。
从前，有许多人亲口对我讲过，说父亲是个诚实的人，是个老实人。
当下，“老实人”在一些人眼里是个贬义词，意思是没能耐、比较窝囊。但我认为他们说父亲的“老实”是褒义的，是说父亲讲诚信、不欺骗。
父亲在任邢台县西水东调指挥部副指挥长时，夜以继日地为野沟门水库的修建和东调水渠的开挖忙碌着。
有一天，他带技术人员到西河口水渠涵洞施工现场查看，为鼓励他们大干快上，面对几十名民工，父亲承诺，明天中午他要亲自给大家送饭。
不料，第二天上午一阵电闪雷鸣，天下起了大雨。快到中午时，父亲冒雨担着盖有塑料布的两桶面片汤，手提一布袋馒头出现在施工涵洞。他衣裳上的雨水不住地滴滴答答往下掉。
民工们一见，都惊喜地围了上去。
带班长上前紧握父亲的手，激动地说：“指挥长，这么大的雨，叫炊事员送就行了，您还亲自来！”
父亲说：“既然我说要来，就得守信用。”
带班长说：“非常感谢指挥长！我一定要带领大家埋头苦干，不辜负您一片期望！”
1981年夏天，我刚到城里参加工作。娘和两个妹妹，从山里的贾庄村，搬到了邢台市枫林街县社家属院。那时，大哥和二哥都已结婚另过。父亲要求我和三哥搬回家住。
长这么大，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猛一下生活在一块儿不习惯。况且，父亲对我们很严厉。在家住了一段时间，觉得别扭，于是我要求搬回公司住，理由是公司安静、有时间看书学习，这一要求却遭到父亲反对。当时，我并不理解父亲。后来，他在跟同事们谈话时，我在一旁听到了，才懂得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便于培养父子感情，二是守在身边便于管教。
我一直认为父亲是一个粗鲁的人，因为他经常骂孩子们，尤其对我更甚。我参加了工作，有一次和他犟嘴时，他还杵了我两拳，结婚后，他还当着我妻子的面骂过我。但那一次，父亲领回来一位客人，在我家住过一晚上。从此，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下班回家的父亲，身后跟着一个花白头发、农民打扮的老者。
一进屋门，父亲便请老者坐在沙发上，然后对我说：“这是我的高小老师，让你娘炒俩菜！”
平时，我家饭桌上都是一盘菜，那晚出现两大盘不同的炒菜，证明家里来了贵客。
我们围坐在小低桌周围，父亲请老者坐在平时他坐的沙发里，父亲，则和我一样，坐在一边的小板凳上。
吃饭时，父亲不时客气地让老者夹菜吃，还亲手给他递烧饼。
老者只教过父亲一年的课，却成了父亲永远的老师。
第二天早晨，老者起床后，父亲从自来水管里接了凉水，又从暖瓶里倒出热水，用手试过水温后，才请老师来洗脸。老师洗脸时，父亲手拿毛巾恭敬地站在一边。老师洗完，父亲递上毛巾，然后把脸盆的脏水倒掉……
在家，父亲对我们这些子女很严厉;可在外，他从不拿官架子。他对人很有礼貌，特别是对乡下的农民，像是和风细雨，唯恐他们感到陌生或者不自在。
父亲当副县长时，主管我们县财贸工作，可以说从他手过钱无数，而实际上，父亲是一个很仔细很节俭的人。
三哥结婚前，每月的工资都要交回家里，手里只留一百元的零花钱。三哥结婚后，父亲仍要他向母亲交工资，父亲的“苛刻”实在叫人无法忍受，三哥只好搬走另过。
每月，我的工资交没交，父亲都要过问。我是上发薪还是下发薪、工资多少，他都一清二楚。
1992年我结婚时，父亲要给我在木器厂定做大哥、二哥、三哥结婚时一样的一套家具：一个半开门的立柜，一个双人板床，一个写字台，两把木椅，另外缝制几套被褥，除此之外，没有别的。
“现在什么年代啦！”妻子极力反对。
经过几次“拉锯”、磋商，无奈下，父亲才同意给我换成一套组合立柜、一个包厢床、一个写字台、椅子换成了一组拐角沙发。彩电和洗衣机都是妻子陪送的。
父亲对我们很“小气”，其实他对自己也是如此。
父亲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所以他年轻时就很懂得如何缩衣节食。
从前，我听他的同事说过，跟他出差在外很憋屈，他啥东西也舍不得买不说，吃饭还要捡最便宜的。
父亲退休后的第二年，搬到了县地税局家属院去住，当时，他对母亲说：“你看咱多享福，住的和金銮殿一样，比以前皇帝住的皇宫都强。”
其实，他住的是一套极平常的单元房，但在父亲眼里，这已很奢侈了。
父亲从没主动让人给他过过生日。
他当领导时，单位里几个晚辈，每年都嚷着要给他举办生日宴会，他总是推脱说：“等退休了再说吧！”
而退休了，人们再催促他时，他又推脱说：“过生日太麻烦，以后老了再说吧！”
直到他六十九岁那年，子女们都要求给他过生日时，他才说：“明年吧！等我七十岁了吧！”
可就在七十岁生日的前夕，他突患脑出血成了植物人，再没醒来。
从父亲成为植物人那年起，每到父亲生日那天，我们兄妹六人都不约而同聚到一起，给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给没有意识的父亲，举办生日宴会，算是弥补我们这些做子女的遗憾。
我最早记事，是父亲盖老家的红石头房子。那时，我还是一个光屁股孩子，常在石头堆里穿行。石匠叮叮当当凿飞的石渣，溅到身上，疼得我呲牙咧嘴，然而还没顾上喊出声，就被石匠呵斥跑了。
爷爷本来在老家的垴上给父亲分了两间旧房，我出生那年夏天，几场暴雨竟使石板房滴滴答答漏个不停，再说孩子们越来越多，炕上挤不下，盖房便成了家里的当务之急。父亲心里却暗暗叫苦，因为他手里既没钱又没粮。
在横穿村中小河的西侧，大队给我家划了一块宅基。父亲决定借钱借粮先盖三间新房。
他抽空匆匆回家，当天找石匠、找家具、发面蒸馒头，一刻不停，直忙到夜里12点。第二天凌晨4点起床接着蒸馒头。父亲和石匠们一块儿抬石头运石头。平时，他一顿饭要吃3个馒头，那几天中午，也不知道是累得还是舍不得吃，他只吃半个馒头就吃不下去了，下午还要继续干活，手指都磨出了血印。离开家后，十天半月才能缓过劲来。
因为盖房子，家里过几年紧日子，经济上缓缓劲，然后再接着盖。老家现在那一全院，父亲分三次才盖好。
我十岁那年平生第一次“出远门”，是去父亲“单位”。 那时，父亲住在野沟门水库建设工地的工棚里。我放了寒假，陪他去值班。
人们大都回家过年了，工地上显得很冷清。我在那里住了十多天。
野沟门水库距我老家只有三十里地。回家时，父亲没时间送，我是搭顺路的货车回来的。
平时，修水库的民工一万多人，几十个施工点同时施工，供应、技术、民工安排、处理伤亡事故……诸多的事情忙得父亲不可开交。父亲有时到浆水、有时到山西阳泉出差，经常从我们村边路过，可他就是顾不上回家看看。古代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父亲修水库五过家门而不入是常事。
后来，父亲在县商业局当了副局长，在县供销社当了主任，在县政府当了副县长……父亲曾代表邢台县政府，两次出席全国“学大寨学大庆”等重大会议，并在会上作典型发言。
至今，家里的墙上，还挂着父亲当年受到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接见时的合影。
很多人这样评价父亲：他是靠实干“上去”的。换言之，勤劳使他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工作岗位。
父亲的品质、作风、性格、爱好等等，自然不自然地在我们这些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孩子们身上显现，自然不自然地形成一种“门风”，形成和确立了我们的家风。
如今，我们兄妹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而我们的身上，始终都保持着那根深蒂固的、质朴的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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