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家风》王金平散文赏析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父亲去世后,我在他桌子的抽屉里,发现了他写的A自传,只有短短的21页纸,简略地记载着他一生的匆忙和满足,每次读它我都禁不住泪流满面。

父亲十岁时,连年闹灾荒,由于家里人多(他弟兄五人,一个姐姐),粮食很快吃光了。开始,带糠的枣核还能买得到。吃了枣核渣,屙不下来,就用锥子捥。吃花生秧。村里村外的榆树皮也被剥得精光。没东西吃,饿得皮包骨头,头都抬不起来。爷爷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们担心呆在家里会饿死,无奈,就递给父亲一条布袋让他去要饭。

走到村东的小河边,父亲实在迈不动脚步了,便蹲在墙角下晒太阳。父亲伸不出那只向他人乞讨的手,更舍不得那张自尊的脸。他摆弄着布袋,发现布袋上有个窟窿,就有了不去的借口和理由。他折回村里。

一进村,碰见一位大辈分的妇女,正举着一块糠面饼一边吃一边从巷子里朝外走。她见父亲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便掰下一三角给他吃。父亲咀嚼得如美味佳肴。当时,父亲就想,长大了,一定忘不了乡亲们。

父亲给村里办的第一件善事,是最先给每家每户安上了电灯。

记得那年我八岁,下学回来,见几个脚穿胶鞋、头戴安全帽的陌生人,在村南的地里,推着一盘一人高、缠着麻绳粗的电线线盘,我和几个小伙伴好奇地远远站在一边看。听人说,村里要安电灯了。

那天,在我家院门口,碰见一个头戴安全帽的年轻人,他笑着问我:“你爹叫啥?”

我回答,叫王怀亮。

他说:“知道不,就是你爹找我们局长的,这儿是山里最先拉上电灯的村。”

半月后,送电了。家里突然明亮起来,比煤油灯不知要明亮多少倍呢!我的心也随之明亮了!

父亲又帮村里安上了自来水。

村里原有两口水井,村东一口供村东的人吃水,河边一口供村西的人吃水。以前,村民们都是提着井绳担着担杖朝家里担水。下雨下雪多有不便,特别是河边那口井,台阶高。我十二岁开始一天担两担水,它让我吃尽了苦头。而现在,只要在自家院里拧开水龙头,清泉就会哗哗流出。

再后来,父亲跑来点资金,又带头捐款,在村东的河上,也就是当年他去要饭歇脚的地方,架起了一座石桥,消除了老乡们的涉水之患。

从前,有许多人亲口对我讲过,说父亲是个诚实的人,是个老实人。

当下,“老实人”在一些人眼里是个贬义词,意思是没能耐、比较窝囊。但我认为他们说父亲的“老实”是褒义的,是说父亲讲诚信、不欺骗。

父亲在任邢台县西水东调指挥部副指挥长时,夜以继日地为野沟门水库的修建和东调水渠的开挖忙碌着。

有一天,他带技术人员到西河口水渠涵洞施工现场查看,为鼓励他们大干快上,面对几十名民工,父亲承诺,明天中午他要亲自给大家送饭。

不料,第二天上午一阵电闪雷鸣,天下起了大雨。快到中午时,父亲冒雨担着盖有塑料布的两桶面片汤,手提一布袋馒头出现在施工涵洞。他衣裳上的雨水不住地滴滴答答往下掉。

民工们一见,都惊喜地围了上去。

带班长上前紧握父亲的手,激动地说:“指挥长,这么大的雨,叫炊事员送就行了,您还亲自来!”

父亲说:“既然我说要来,就得守信用。”

带班长说:“非常感谢指挥长!我一定要带领大家埋头苦干,不辜负您一片期望!”

1981年夏天,我刚到城里参加工作。娘和两个妹妹,从山里的贾庄村,搬到了邢台市枫林街县社家属院。那时,大哥和二哥都已结婚另过。父亲要求我和三哥搬回家住。

长这么大,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猛一下生活在一块儿不习惯。况且,父亲对我们很严厉。在家住了一段时间,觉得别扭,于是我要求搬回公司住,理由是公司安静、有时间看书学习,这一要求却遭到父亲反对。当时,我并不理解父亲。后来,他在跟同事们谈话时,我在一旁听到了,才懂得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便于培养父子感情,二是守在身边便于管教。

我一直认为父亲是一个粗鲁的人,因为他经常骂孩子们,尤其对我更甚。我参加了工作,有一次和他犟嘴时,他还杵了我两拳,结婚后,他还当着我妻子的面骂过我。但那一次,父亲领回来一位客人,在我家住过一晚上。从此,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下班回家的父亲,身后跟着一个花白头发、农民打扮的老者。

一进屋门,父亲便请老者坐在沙发上,然后对我说:“这是我的高小老师,让你娘炒俩菜!”

平时,我家饭桌上都是一盘菜,那晚出现两大盘不同的炒菜,证明家里来了贵客。

我们围坐在小低桌周围,父亲请老者坐在平时他坐的沙发里,父亲,则和我一样,坐在一边的小板凳上。

吃饭时,父亲不时客气地让老者夹菜吃,还亲手给他递烧饼。

老者只教过父亲一年的课,却成了父亲永远的老师。

第二天早晨,老者起床后,父亲从自来水管里接了凉水,又从暖瓶里倒出热水,用手试过水温后,才请老师来洗脸。老师洗脸时,父亲手拿毛巾恭敬地站在一边。老师洗完,父亲递上毛巾,然后把脸盆的脏水倒掉……

在家,父亲对我们这些子女很严厉;可在外,他从不拿官架子。他对人很有礼貌,特别是对乡下的农民,像是和风细雨,唯恐他们感到陌生或者不自在。

父亲当副县长时,主管我们县财贸工作,可以说从他手过钱无数,而实际上,父亲是一个很仔细很节俭的人。

三哥结婚前,每月的工资都要交回家里,手里只留一百元的零花钱。三哥结婚后,父亲仍要他向母亲交工资,父亲的“苛刻”实在叫人无法忍受,三哥只好搬走另过。

每月,我的工资交没交,父亲都要过问。我是上发薪还是下发薪、工资多少,他都一清二楚。

1992年我结婚时,父亲要给我在木器厂定做大哥、二哥、三哥结婚时一样的一套家具:一个半开门的立柜,一个双人板床,一个写字台,两把木椅,另外缝制几套被褥,除此之外,没有别的。

“现在什么年代啦!”妻子极力反对。

经过几次“拉锯”、磋商,无奈下,父亲才同意给我换成一套组合立柜、一个包厢床、一个写字台、椅子换成了一组拐角沙发。彩电和洗衣机都是妻子陪送的。

父亲对我们很“小气”,其实他对自己也是如此。

父亲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所以他年轻时就很懂得如何缩衣节食。

从前,我听他的同事说过,跟他出差在外很憋屈,他啥东西也舍不得买不说,吃饭还要捡最便宜的。

父亲退休后的第二年,搬到了县地税局家属院去住,当时,他对母亲说:“你看咱多享福,住的和金銮殿一样,比以前皇帝住的皇宫都强。”

其实,他住的是一套极平常的单元房,但在父亲眼里,这已很奢侈了。

父亲从没主动让人给他过过生日。

他当领导时,单位里几个晚辈,每年都嚷着要给他举办生日宴会,他总是推脱说:“等退休了再说吧!”

而退休了,人们再催促他时,他又推脱说:“过生日太麻烦,以后老了再说吧!”

直到他六十九岁那年,子女们都要求给他过生日时,他才说:“明年吧!等我七十岁了吧!”

可就在七十岁生日的前夕,他突患脑出血成了植物人,再没醒来。

从父亲成为植物人那年起,每到父亲生日那天,我们兄妹六人都不约而同聚到一起,给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给没有意识的父亲,举办生日宴会,算是弥补我们这些做子女的遗憾。

我最早记事,是父亲盖老家的红石头房子。那时,我还是一个光屁股孩子,常在石头堆里穿行。石匠叮叮当当凿飞的石渣,溅到身上,疼得我呲牙咧嘴,然而还没顾上喊出声,就被石匠呵斥跑了。

爷爷本来在老家的垴上给父亲分了两间旧房,我出生那年夏天,几场暴雨竟使石板房滴滴答答漏个不停,再说孩子们越来越多,炕上挤不下,盖房便成了家里的当务之急。父亲心里却暗暗叫苦,因为他手里既没钱又没粮。

在横穿村中小河的西侧,大队给我家划了一块宅基。父亲决定借钱借粮先盖三间新房。

他抽空匆匆回家,当天找石匠、找家具、发面蒸馒头,一刻不停,直忙到夜里12点。第二天凌晨4点起床接着蒸馒头。父亲和石匠们一块儿抬石头运石头。平时,他一顿饭要吃3个馒头,那几天中午,也不知道是累得还是舍不得吃,他只吃半个馒头就吃不下去了,下午还要继续干活,手指都磨出了血印。离开家后,十天半月才能缓过劲来。

因为盖房子,家里过几年紧日子,经济上缓缓劲,然后再接着盖。老家现在那一全院,父亲分三次才盖好。

我十岁那年平生第一次“出远门”,是去父亲“单位”。 那时,父亲住在野沟门水库建设工地的工棚里。我放了寒假,陪他去值班。

人们大都回家过年了,工地上显得很冷清。我在那里住了十多天。

野沟门水库距我老家只有三十里地。回家时,父亲没时间送,我是搭顺路的货车回来的。

平时,修水库的民工一万多人,几十个施工点同时施工,供应、技术、民工安排、处理伤亡事故……诸多的事情忙得父亲不可开交。父亲有时到浆水、有时到山西阳泉出差,经常从我们村边路过,可他就是顾不上回家看看。古代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父亲修水库五过家门而不入是常事。

后来,父亲在县商业局当了副局长,在县供销社当了主任,在县政府当了副县长……父亲曾代表邢台县政府,两次出席全国“学大寨学大庆”等重大会议,并在会上作典型发言。

至今,家里的墙上,还挂着父亲当年受到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接见时的合影。

很多人这样评价父亲:他是靠实干“上去”的。换言之,勤劳使他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工作岗位。

父亲的品质、作风、性格、爱好等等,自然不自然地在我们这些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孩子们身上显现,自然不自然地形成一种“门风”,形成和确立了我们的家风。

如今,我们兄妹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而我们的身上,始终都保持着那根深蒂固的、质朴的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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