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红娟《守望者》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这是一个普通农民和共和国抗日英雄的故事。

农民叫赵文岭,是个摄影爱好者,今年62岁,河北献县人,和抗日英雄马本斋是老乡。从1990年至今,他只埋头做一件事:搜寻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抗战英雄事迹。只要听说哪里有马本斋的事迹,哪里有健在的回民支队队员,无论多远多难,他都要去。

马本斋英年早逝,可那些曾经跟随他的抗日将士们依旧转战大江南北,在隆隆炮火中出生入死。他们在漫天的硝烟中幸存下来,很多人一辈子都没离开部队,一辈子深深敬仰并怀念着马本斋。

那些仍健在的回民支队老战士,他们在哪儿?一年又一年,为了找到他们,赵文岭的脚板儿走遍了大江南北,他拍摄了140多位老队员的肖像,写下了100多本寻访日记,积攒了数万张图片。

很多老战士在这二十多年里去世,赵文岭总是提醒自己:要与时间赛跑,给这些抗日英雄们留下在世间最后的珍贵影像。

赵文岭很穷。多年来,他没工夫挣钱,又因为不停地寻访,几乎倾家荡产。为了凑路费,他一次次卖粮食,卖牲口;为了省钱,步行几十里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他在乡下睡过柴棚,睡过麦场,睡过很多城市的候车室,甚至睡在繁华都市的马路边……

但是,站在那一幅幅令人震撼的照片前,听他一字一句地讲述,你又会觉得,他真的很富有。

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纪念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私人展览馆,把自己变成了回民支队的活字典,把寻访回民支队的历史当成了坚持一生的信仰。

赵文岭平时很寡言,在人群中毫不起眼。可是,一旦你问起有关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任何事、任何小细节,他立即会滔滔不绝,记忆力惊人。回民支队的历史都刻在了他的脑子里,精确到了每一天、每一次战斗。

开国上将吕正操的儿子吕彤羽曾说过:“我见过许多大人物,但我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赵文岭。”

“我就是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干不了大事我就干小事。”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赵文岭,说出来的话总是那么朴实无华。

这是一个英雄痴。

一个用生命守望英雄,诠释最朴素的家国情怀的人。

从去年秋天认识了赵文岭,几个朋友就亲热地管他叫老赵,他总是乐呵呵地应承,黝黑的脸庞上挂着一副憨厚的笑容。

最初知道老赵的名字,也是因为马本斋。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菏泽这片抗日老区,与民族英雄马本斋有缘。

菏泽市鄄城县有个回族村叫军屯,抗战时期是个红色堡垒村。当年,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转战鲁西南,曾数次在军屯休整、养伤。那段时间是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了让马本斋早日康复,乡亲们从各家敛了白面烙饼,轮流杀了老母鸡给他熬汤。村里的百岁老人孙留阁,至今还珍藏着给马本斋烙过饼的擀面杖和铁鏊子。2015年春天,马本斋之子马国超得知这一消息,曾两次来到军屯寻访父亲的足迹,并把这一重要信息告诉了赵文岭。老赵一年内三赴军屯踏访,还和菏泽市伊协会长马惠亚成了好友。

赵文岭的家在献县陈庄镇苗庄村,距马本斋故里约40公里。

读小学时,赵文岭看到家里大门有被火烧过的痕迹,就问母亲:娘,咱这门是咋回事?母亲说:这是当年日本鬼子给烧的呀。鬼子进村就抓鸡,吓得村里的鸡看到穿黄衣服的就满街飞。不光抓大人,连小孩也不放过,你大姨14岁就给送到婆家去了。为了躲鬼子,我好几次藏到村边苇坑地里,老深的水,我两只手紧紧拽着苇子,光露着脑袋,冻得浑身打哆嗦。当年日本鬼子很猖狂,到处修碉堡,村村有日军。鬼子的混账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赵文岭从小就牢记母亲的教导:不管多苦多难,都要爱祖国,走正道。

寻访马本斋和回民支队这件事,老赵做起来也很偶然。他从小喜欢画画,后来又迷上了摄影,还专门跑到北京买了一台照相机。1988年春,他拎着相机去了银川打工,领着一帮工友给刚盖的大楼做屋面防水。

摄影技术也没人教,老赵没事就自己琢磨。干完活,他就挎着相机走大街串小巷,寻找镜头拍照。一年后他参加了个摄影展,还获了奖,宁夏的很多媒体都知道了这个爱摄影的农民工。

1989年春节前,有个记者对老赵说,你是抗日英雄马本斋的老乡,几年前我们曾去马本斋故里采访过,不知道如今变化大不大。你喜欢摄影,回老家去采访拍片吧,这可是件有意义的事。怕他没经验,记者还亲笔给他写了采访备忘录。

那年腊月二十九深夜,老赵才风尘仆仆赶到家,一家人过了个团圆年。正月十六,他在自行车筐里装上干粮,骑车就奔向了本斋村。那时,老赵对马本斋的了解还很少,只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抗日英雄。

从此,老赵开始用镜头追寻、记录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足迹。别的地方不说,仅来本斋村就有上千次,先后骑坏了5辆自行车,累计行程不下10万公里。

马本斋故里,当年叫东辛庄。1903年,马本斋出生在这里一个贫苦的回族家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炮火击破千年晓月。面对日军大举进犯华北,马本斋义愤填膺,动员本村青壮年组织起义勇队,后编入回民教导队。

马本斋历任回民教导队队长、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他指挥回汉健儿,转战于冀中平原、渤海之滨,驰骋于冀鲁豫广大敌后战场,夺城上百,歼敌数万,被毛泽东称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马本斋逝世后,东辛庄改名为本斋村。

第一次来到本斋村,老赵心怀忐忑,他没经验,不知道怎么采访。幸好口袋里有备忘录,总算照着提纲完成了采访。

从那以后,老赵没事就骑上自行车去本斋村转悠。很快,他在村里遇到了马本斋的老部下,当年回民支队的连长马国亭。马国亭告诉他,当年,马本斋在村里组织回民武装时,他和弟弟马国柱一起参加了回民抗日义勇队,村里的马瑞强、马国文、马维起都是当年回民支队的队员。抗战结束后,他们就结伴从延安回到了家乡,过起了和普通村民一样的日子。

老赵最喜欢在清真寺里跟老兵们聊天,给他们拍照,听他们讲述当年回民支队打鬼子的故事:

每次鬼子的炮楼打不下来,眼看着前面的战士抱着炸药包牺牲了,马瑞强就主动请缨。他总能想办法把炮楼炸掉,而自己却毫发无伤。

马维起的父亲是二大队队长,他带着一家五口参加回民支队,最后只回来三个。马维起的小腿被打断,耳膜也被震坏了。

马国亭告诉老赵,回民支队没留下太多影像资料。当年曾有战地记者要拍马本斋,他摇摇头,说底片有限,留着打冲锋的时候照。

采访拍摄老战士的过程,也是赵文岭了解马本斋的过程。老兵们告诉老赵,马本斋有满腔的爱国热情,从小受母亲白文冠很大影响,母亲教育他要“爱人民,爱老百姓”。1941年8月,日本人为了逼迫马本斋投降,把马母白文冠抓了起来,威逼她给马本斋写劝降信。但她痛斥敵人: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为了不让儿子担忧,一心杀敌,马母绝食而死。母亲的牺牲,更激起了马本斋的抗日斗志。

老兵们说,马本斋嗓门很大,像喇叭一样,几千人都能听见。直到几十年后,马本斋的声音仍清晰地记在老兵们心中,这让老赵感慨唏嘘。

了解得越多,老赵对马本斋的敬仰越深,对回民支队的感情也越深。他陆续得到了更多健在老战士的消息,开始在周边进行更多的寻访和拍摄。

因为经济条件有限,老赵几乎每次出行都自带干粮,出行工具就是那辆破自行车。冀中40多个县,每个县他都跑到了。1992年,他的朋友送给他一辆新自行车,这让他的寻访如虎添翼。只要听说一个线索,他就不辞辛苦跑了去,耐心寻找蛛丝马迹,再一一找到相关人员核实,反复了解印证。

二十多年的时间,他用镜头记录了本斋村点点滴滴的变化。有时为了拍好一个镜头,他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两三个小时。别人以为他着了魔,等拍好时他又突然蹦起来,吓人一跳。为了拍好本斋村一户农家的变迁,他跟踪了这家人二十多年。外人都分不清,谁是主人谁是客人……

最让老赵欣慰的是,当年马母那两间破旧的小祠堂,经过多次改建,早已旧貌换新颜,建成了占地100余亩的马本斋纪念馆和母子烈士陵园。母子俩依偎在青松翠柏中,永远不再分离。这里,也是他拍摄最多的地方。他很自豪,20多年的变化,都印在了在我的镜头里。

马本斋纪念馆的很多珍贵物品,都来自老赵的捐赠:回民支队队员的入党转正表、职务胸章、他们使用过的针线包,还有多年来历尽艰辛拍下的一幅幅照片……

赵文岭在本斋村、在马本斋纪念馆待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自己40公里外的家。

从本斋村走向全国各地寻访,老赵最初的信息,也是来自本斋村的这些老兵们。

有一次,马国亭告诉老赵,回民支队的老队员刘清瑞,在天津警备区任参谋长。1992年春天,老赵背着相机就去了天津。他找到了刘清瑞,还在他家吃了一顿香喷喷的牛肉炖粉条。

从此,老赵开始跋山涉水,寻访那些健在的回民支队老战士。

他找到了回民支队1940年下半年的花名册,名单上有3500多人。新中国成立后,仅回民支队就出了80多个将军。

抗战胜利后,回民支队队员被派遣到各支部队,分散在大江南北。为了寻找他们,老赵的足迹几乎踏遍全中国。他到过新疆“三个泉”边防连,到过深圳的罗湖口岸,也到过东北的双鸭山,为140多位老队员留下了珍贵影像。

老赵家的日子一直过得很窘迫,但他倾尽全力,在家里的平房之外,又建起了一座二层小楼。他说:“建这个房子,就是为了那些照片。”

去年深秋,我们到老赵家参观时,看到那些照片的底片,都分门别类放在一个个鞋盒里,码放在楼上通风透气又避光的角落。大厅四周,摆满了一张张回民支队老战士的肖像。

那些照片,每一张都令人震撼。随便拿起一张照片,老赵都能给你讲一段刻在他心底的故事。

“我最怕的,就是这些老人离世……他们已八九十岁,生命已很脆弱。所以我要尽快找到他们,留住这些民族英雄最后的影像。”

张刚剑,回民支队第四任参谋长。为了找到他,老赵三下四川,打了数百个电话,才辗转找到张刚剑的下落。

张刚剑是安徽人,1933年就参加了红军,1941年3月任回民支队参谋长。后来调离回民支队。从2005年开始,赵文岭就四处打听他的信息。有人告诉他,张刚剑在20世纪60年代曾在南充军区任司令员,离休后就没了消息。赵文岭曾两次去四川寻访,都无功而返。

2011年底,赵文岭听说张刚剑可能在四川成都,而且身体不太好。他打了数百个电话,询问了上百人,终于得知,老人住在成都军区陆军总医院。2012年5月,赵文岭奔赴成都,在医院病房里见到了病重的张刚剑老人。

提起马本斋,张刚剑的儿子感慨不已:马本斋太厉害了,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他在我爸身上打下的烙印太深了。我爸一辈子最敬重的人,就是马本斋!我们家是汉族,但从认识马本斋起,我爸就开始戴礼拜帽,家里的饮食习惯也和回族一样。每次听我爸说起马本斋当年威震敌胆的气魄,我身上的汗毛都会竖起来。

在医院病房,赵文岭终于握住了百岁将军的手。那时老人几乎已经不能说话,但当他得知赵文岭来自马本斋的家乡,就一个劲儿地点头。老赵买了一束鲜花,默默放在病床前,给老人拍下了最后的照片。不久老人去世,临终时头上仍戴着礼拜帽。

李健轩,回民支队另一个老战士,曾任武汉空军某部副政委。为了找他,老赵也费尽周折。

2004年冬天,赵文岭听说李健轩在武汉,但一连去了两次都没找到。他没气馁,又去北京寻访消息,终于打听到李健轩的老家在沧州河间。那时已过了腊月二十三,老赵却没心思回家过年,决定先去河间看看。一路打听,果然找到了李健轩的老家。一番自我介绍后,他的家人非常热情,当场就拨通了李键轩的电话。老赵激动不已:李伯伯,我已经找了你很久!我也找到了很多你的老战友!过了年三十,我就去武汉!

正月初一,吃了饺子,给爷爷奶奶上过坟,老赵背起摄影包就出发了。他要去衡水坐火车。为了赶车,他只好坐出租车。平时100块钱的车费,他加价给了150,就这,司机师傅还不太情愿。

毕竟是大年初一,火车上冷冷清清,一个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乘客,连卖货的小推车也不见踪影。老赵一直饿着肚子,连点吃的都买不到。

在南昌又转了一次车,大年初四,赵文岭终于出现在李健轩面前,风尘仆仆,形容憔悴。

看着赵文岭的样子,李健轩很心疼:孩子,别说话,洗把脸,先好好睡一觉再说!

赵文岭一头扎到温暖的被窝里,就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不知睡了多久,李健轩的儿子端个托盘过来了:兄弟,翻身,趴下,我给你拔个罐!

老赵说,那是他平生第一次拔罐,感觉好像到了天堂。

第二天,采訪,拍照,老赵忙了整整一天。晚上,他就坐火车去了太原,继续寻访一个叫马捷的回民支队老战士。

马捷,也是赵文岭寻找了很久的人。

他曾经不止一次委托山西的朋友帮忙寻找,后来陆续给了回话,答案都一样,说人已经去世了。可老赵不死心,这次离开武汉后,他就直奔太原。

在太原找了整整两天,终于见到了马捷。一见面,他先给老先生敬了个军礼,但没说几句话,他就知道找错了:这个马捷虽然也是个老军人,但没参加过回民支队!

老人回忆了很久,终于想起来:好像听说过,有这么个人,跟我重名,但不知道他在哪里。

赵文岭继续在太原街头奔波。第三天,他转到了山西省科委附近,结果令他欣喜若狂:这里有人认识马捷,还直接给他说了门牌号码。

赵文岭实在累坏了,但他一分钟都不愿意耽搁,一瘸一拐,站在了那个门牌号码前。

出来开门的是马捷的儿媳妇,她说:我爸出去下棋去了,我马上去找他。

不大会儿,一个老先生拄着拐杖过来了。赵文岭握着老人的手,眼含泪花,很久都不愿松开。

见了赵文岭,老人激动得饭都顾不上吃,整整一个下午,他都在讲马本斋,讲回民支队的故事。虽然已95岁高龄,但6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还有那些并肩抗敌的老战友,早已刀刻般印在他的脑海里。

多年的奔波寻访,老赵凭的就是这股韧劲。无论线索多么渺茫,无论要走多远,跑多少趟,只要有一丝希望,他就决不放弃。

他习惯了饥一顿饱一顿,习惯了十几天不换衣服,更习惯了坐夜车赶路,抱着包睡觉,因为里面有胶卷。这些胶卷比我的命都重要,老赵不止一次这样说。

赵文岭说:“能找到的我都拍了,除了西藏以外我都去了,因为全国各地都有。”

不断的奔波中,二十几年过去了。“现在,这些老人大多已经不在了,不在了……”说到这里,赵文岭眼圈发红。

从老赵的朋友那里,我们听到了一个他为回民支队烈士找“家”的故事。

烈士名叫曹奎,最初搜集回民支队资料时,赵文岭就看见过这个名字。在众多的抗日英雄中,他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

1992年初,赵文岭在查阅资料时,再次看到有关曹奎的介绍:献县淮镇人,冀中回民支队第一任随军阿訇,渤海回民支队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关于曹奎的资料不多,老赵想再多搜集一些,重新整理一下。他没想到,这一查就是13年。

赵文岭背着采访包到了淮镇,查遍了当地的档案馆、地方志,却找不到关于曹奎的任何记载。他又在淮镇所有曹姓人中打听:抗战时期,淮镇是否出了个姓曹的阿訇?回答是否定的。淮镇的曹姓老人明确告诉他,在当地曹姓几辈人中,都没有过姓曹的阿訇。线索就此中断了。

老赵不死心,后来又多次前往淮镇,一个村一个村地打听。后来,他又把搜索范围扩大到整个沧州,凡是能找到的支队老战士,他几乎都问遍了。很多老队员还记得那位长着黄胡子的老阿訇,可更多的情况,谁也说不准了。

老赵断断续续打听着曹奎的信息,转眼10年过去了。

2003年深秋,赵文岭和朋友去了北京,探望当时已83岁的刘世昌老人。他是马本斋的入党介绍人之一,解放后曾任空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

在聊天中,赵文岭提起了曹奎。刘世昌老人曾和曹奎并肩作战,他说曹奎可能是沧县人。这更让老赵疑惑,为什么到如今还有人记忆深刻的抗日英雄,却没人说清他到底是哪里人呢?这激起了老赵的倔劲,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帮这位抗日英雄找到“家”。

2004年,赵文岭在泊头市的清真寺举办“毛泽东主席为马本斋题词60周年展览”,来参观的回族人很多,他仍不忘打听有关曹奎的线索,由此结识了73岁的曹玉发。曹玉发只知道自己的父亲曹希升(谐音)参加过抗日队伍,其余所知不多。母亲前些年过世,生前也从未提过关于父亲更多的信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曹奎就是自己的父亲。

转眼到了2005年8月,赵文岭在北京举办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摄影展”,这已是他第三次在北京举办展览,再次引起轰动。回来后,老赵得到邀请:到泊头再办一次展览。泊头人很热情,有个叫韩宝禄的回族人特别钦佩老赵,再三请他到家里吃饭。席间,老赵又一次见到了曹玉发。

吃饭时,曹玉发谈起自己的父亲,老赵请他再仔细回忆,他终于想起了一些细节:有人管他父亲叫“曹部长”,曾带人来老家“招兵”,还有母亲在油灯下煮纱布的身影。尽管只是一些记忆的碎片,但对老赵来说仍如获至宝。对曹奎的资料倒背如流的他非常激动:曹希升和曹奎可能是同一个人!

老赵兴奋不已,立即电话联系了一些健在的回民支队老战士,一一核实了解到的细节。这时,他又得到了意外收获:曾给回民支队当过地下交通员的李树合老人说,曹奎原来确实叫过曹希升。1942年底,曹奎到河南洛阳北窑清真寺开展工作,解放前夕在西安被害。

后来,赵文岭和曹玉发一起,沿着曹奎当年的足迹,几次前往洛阳、郑州、西安,搜集第一手资料,还扛回了曹奎曾经坐过的凳子。

烈士魂归故里,赵文岭终于为抗日英雄找到了“家”!

在那烽烟四起的年代,很多抗日志士曾经浴血奋战,最终却默默无闻。对于回民支队的历史,老赵了如指掌。马本斋率回民支队打的大小870多场战斗,都清晰地刻在他的脑子里。除了曹奎烈士,他还帮助20多个回民支队老战士写过证明,帮他们找回了应有的荣誉,办理了薪金补贴。同样,一旦有人想伪造革命经历,也注定会难逃他的火眼金睛。

一次,有个老人找到赵文岭,说自己是回民支队的老战士,但有关物品让大水冲走了,要求老赵给写个证明材料。结果三问两问,老人就开始支支吾吾。老赵笑了:伯伯,我研究回民支队20多年了,他们打的哪场战斗,我都清清楚楚。您参加过回民支队可能是真的,但我推测,您打完第一仗就临阵脱逃了,以后的战斗您就不知道了。

听了老赵的话,老人心服口服,羞愧地低下了头。

马本斋英年早逝,他领导的回民支队是否还有延续部队?抗战时期曾令日军闻风丧胆的铁骑部队,难道就没有传承?这些疑惑,多年来一直萦绕在赵文岭心头,挥之不去。

但是,走遍大半个中国后,他依然没有确切的信息。

2005年初冬的一天,赵文岭从北京回到马本斋纪念馆,发现有位老人,在马本斋母子像前,默默伫立了很久。

当老人缓缓转过身来,老赵发现,他浑身颤抖,眼含热泪。

老人告诉赵文岭,他叫李福亭,曾是回民支队队员。这次,他专程从新疆来瞻仰马本斋母子。

李福亭是河北新城县人,1939年参加回民支队。他曾两次随部队来到马本斋的老家休整,吃过马母白文冠炸的油香。受到马本斋批评时,马母曾呵护过他。这些经历,李福亭终生难忘。

抗战胜利后,李福亭和战友们一起转战到新疆,从此在边疆扎下了根。那里,还有很多和他一样的回民支队老战士。

2006年春节过后,赵文岭对老母亲说,娘,我得去新疆。

老母亲有点舍不得,刚过完年,你又要出去呀。

娘,我不去不行,过了年,纪念馆的事就多了。

正月初九,赵文岭揣着卖粮食的钱,踏上了去新疆的旅程。正月十二,在乌鲁木齐火车站,他见到了来接他的李福亭老人。

顾不上休息,赵文岭就开始和李福亭老人促膝长谈,详细询问新疆还有多少健在的回民支队老战士。他再次提起了心里的困惑,为啥咱回民支队没保留下传承的部队?

李福亭老人回答,怎么没有?就在奇台啊。

赵文岭在心里“啊”了一声。这短短的一句话,足以让他热血沸腾。他好久没说话,告诉自己要沉住气,萦绕心头多年的谜团,也许很快就要解开了。

按照李福亭提供的线索,赵文岭先列了个名单,开始寻访其他健在的老队员,然后回到乌鲁木齐。他的最后一站,就是奇台。

奇台位于新疆东北部,天山北麓,距乌鲁木齐市200公里左右。赵文岭的目标,就是奇台边境线上的“三个泉边”防连。从奇台县到北塔山边防站,还要走200多公里山路。

此时正是新疆最冷的季節,到处一派银装素裹,寒风呼啸。赵文岭拎着大包,走了十多里山路。鞋底和鞋帮“分家”了,他就捡来枯草,将鞋帮鞋底绑在一起继续赶路。

边防连派了专车来接赵文岭。一路上几乎都是戈壁滩,赵文岭捂着心脏,忍受着道路颠簸带来的不适。7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三个泉”边防连。虽然室外气温零下三十多度,但老赵心里却热乎乎的,他觉得自己到家了。

在边防连,赵文岭终于厘清了马本斋去世后,回民支队的去向。

1944年2月7日,马本斋病逝于军中;1945年日本投降后,冀中回民支队官兵在延安进行重新改编,一部分官兵奉命去往东北、河北张家口和冀中地区,留在延安的官兵缩编为一个营,参加了保卫延安战斗;解放兰州战役后,全营官兵仅存300多人,随后部队又缩编为一个连,参与和平解放宁夏。1950年3月,部队奉调进新疆剿匪,后来就成为奇台边防连,常年守护在中蒙边境线。

抗日烽火中的回民支队,默默驻守国境线的边防连,两个看似隔着久远时空的队伍,在赵文岭不懈的追寻中,紧紧连在了一起。

赵文岭在边防连待了一个月。他给战士们讲马本斋的故事,讲一场又一场的战役。他讲不够,战士们也听不够。

在雪地里,他和战士们一起训练,摸爬滚打,不惧严寒。他向连长提出:来到边境线,他要像战士那样站一班岗。

连长同意了,问他,站哪一班?

赵文岭回答,最冷的那一班。

最冷的那班岗,是从半夜十一点半,到凌晨一点。

赵文岭戴上军帽,穿上军大衣,全副武装起来。他像一个真正的战士那样,紧握钢枪,在边境线上为祖国站了一班岗。

在茫茫雪原上,赵文岭走遍了200里的边防线,看到了边境线上的中蒙界碑。夕阳的余晖照在界碑的国徽上,格外壮观。赵文岭双膝跪地,热泪盈眶,祖国母亲,儿子来了!他用专门带来的国产相机和国产胶卷,对着熠熠生辉的界碑按下了快门。

在赵文岭家里,我们看到了一摞已经发黄的笔记本,里面记录了他多年来寻访过程中经历的各种艰辛和曲折。

吃苦受累,在赵文岭看来不算什么。最让他难过的,是寻访中缺少资金的窘迫。老母亲为了给儿子凑路费,不知道多少次卖粮食,卖牲口。每次接过老母亲递过来的钱,他都愧疚得暗暗落泪。

1992年,因为寻访的事要求人帮忙,老赵买了一只烧鸡作为“见面礼”,没承想却没找到人。走了一天没吃饭,回来时又累又饿,他真想拽下个鸡大腿来吃。但几次拿出来看看,终究舍不得吃,只好又放回包里。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喝两口水继续赶路。

平时,他兜里一般就放二三十块钱,能吃一碗牛肉面,二两牛肉,这就是他最高的生活标准了。

1993年清明节前,马本斋决定去石家庄,到华北烈士陵园拍摄马本斋墓地,拜访马本斋的三弟,寻找更多的回民支队历史资料。知道他没路费,一个朋友借给他80块钱。他买了两个胶卷,花去40块,还剩40块,赵文岭小心翼翼放进贴身的衣兜。

赵文岭先来到马本斋的三弟家,才知道他两个月前刚刚去世。在这里,他发现了一张马本斋的瓷像全身照。这张照片1932年拍摄于江西,并在景德镇被烤在瓷盘上。

可惜的是,这张瓷像后来不小心被摔坏。10年后献县筹建起马本斋纪念馆,陈列的那张马本斋黑白全身照,就是那时赵文岭拍摄的,成为现今最权威最真实的马本斋肖像。

这次寻访收获很大,在河北博物馆,赵文岭找到了1944年3月在延安召开马本斋追悼大会的资料。还向马本斋的三弟媳妇确认了马司令的出生日期:生日是腊月初三,属虎。从那以后,老赵每年都以自己的方式,给马本斋过生日。

赵文岭在石家庄待了四天,他不敢花钱住店,晚上就来到烈士陵园马本斋墓地,抱着摄影包,睡在墓地旁边的松树上。一日三餐,他只吃馒头,喝自来水,四天一共花了七块钱。

谈及这段经历,赵文岭说,马本斋司令在地下安息,我在树杈上陪着他。那是离英雄最近的时刻,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四月初的夜晚,春寒料峭。黎明前的那段时间,寒意刺骨,最冷最难熬。太阳出来前,老赵就从树杈上跳下来,凝神拍摄映在马本斋墓地上的第一缕阳光。

为纪念马本斋逝世50周年,赵文岭准备到北京去办摄影展。提前半年,他就开始为摄影展做准备。因为没钱,寻访难以继续,赵文岭愁眉不展。老母亲二话没说,牵起羊就到集上卖了。她很高兴,心想儿子又有钱了,可是没想到,卖羊的钱却被偷走了,连小偷的影子都没见着,母亲伤心得吃不下饭。

没几天,母亲又去赶集,老父亲也跟着,这回决定卖驴。为防万一,老两口在集上跟人讲好价,下午买主来家里成交,卖了620块钱。

1994年元旦前,赵文岭来到北京,为摄影展做最后的准备。他和来帮忙的朋友们住在地下室,每天只睡两个小时。离展览还有两天,他走在长安街上,突然觉得心脏一阵抽搐,然后就一头栽倒在地。幸好,他很快又醒了过来,怕影响摄影展开幕,他没有声张,忍着不适继续忙活。但从那以后,他的心脏就落下了毛病,时好时坏,有时不得不住院治疗。

赵文岭说,在寻访路上,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2012年7月,赵文岭接到马本斋的儿子马国超的短信,说有人提供了马本斋新的病逝地点,是在河南范县的一个小村。老赵一听,立刻决定启程前往。没路费,他卖了几袋刚打下的麦子。

1944年2月,马本斋随部队奔赴延安途中,对口疮恶化,又感染肺炎,病逝于冀鲁豫军区后方医院(今河南濮阳县小屯村)。现在有人提供新的线索,他当然得亲自去核实。

为了澄清这事,他一个月到范县去了四次,又找到马本斋的警卫员去核实相关信息。一番周折后,最后的结果否定了马本斋在范县逝世的说法。

最后一次到范县时,几个朋友开车陪他去。汽车在高速上出了车祸,人雖然没受伤,随身携带的硬盘却受损了,里面有他积攒了四五年的资料。

老赵心急如焚,到处找人修复。硬盘在北京放了一年多,到底也没修好。去年,北京一家媒体想拿走,说帮他找专家看看。但他不放心,没舍得给。

老赵说,这些资料,比我的命都重要。

老赵是本斋村马本斋纪念馆研究室的主任。从2003年开始,他每月领500块补贴,直到现在,这钱也没涨过。

很多人为老赵的境遇唏嘘,也提醒他去找找门路,改善一下自己的待遇。但他从不抱怨,他说,比起那些出生入死的英雄们,我已经很知足了。

他说,这是我喜欢做的事,再苦再累,也甘之如饴。

1994年元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展览时,有人出价三万,想买一件他手上的藏品,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在老赵心里,这些东西是无价的,可以献给国家,但决不能拿来卖钱。他宁愿忍饥挨饿,也不肯赚英雄们的一分钱。

走到哪里,赵文岭就把英雄的事迹宣传到哪里。

每年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他都雷打不动地举办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

他腾出自己家的四间楼房,再加上平房的客厅,建起了“马本斋事迹资料珍藏馆”。只要有人来参观,赵文岭就热情接待,每一次都认真讲解,不管听众是几百个,还是只有一个。

“马本斋的故事,我怎么都讲不够!”每次讲到“42岁的马本斋永远闭上了眼睛”时,他都会声音哽咽。

他三次到北京举办摄影展,每次都引起巨大轰动,参观者人山人海。

这些年,老赵一共办了200多场展览。小学和大学,是他最愿意去的地方。给学生们讲述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故事,他从不用手稿。他的展览常常会轰动大学校园,留言摞起来有一尺多厚。

每年3月17日,是毛主席为马本斋题词的纪念日,老赵都要举行纪念仪式。他委托延安清真寺的阿訇读经,然后把读经的音频传到他手机上。他听着阿訇开经的声音,心情激荡。这样的仪式即使只有他一个人,他也做得无比虔诚。

老赵对那些照片视若珍宝,不论走到哪里,他都要带上一些。2010年9月,他去深圳寻访,随身带了100多张照片。在深圳的清真寺,他讲述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故事,聚集了上万听众。返程时,他又在火车上办起了展览。一路走,一路讲,整个车厢都围满了乘客。到了衡水站,他要下车了,大家还恋恋不舍,全体起立,目送他下车。

赵文岭说,他做这些事情,就是想让马本斋和回民支队当年抗战的英雄事迹被更多人熟知。民族的血性历史,不屈的英雄精神,永远不应该被忘记。只要自己还能走得动,就会一直拍下去,一直讲下去,这是一辈子都做不完的事。

他就是那个执着的守望者,永不言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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