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的风，窗户大开着，鸟被惊醒，叫着，拍打着翅膀，外面黑黢黢的，天还没有明亮的意思。黎明之前，仿佛每一片叶子都在苏醒，哗哗的声音，如涨涨落落的潮水。
她总是那样微笑着，那样自然地出现，当然，只是在梦里。她的眼神还是那样快乐，她的书包里总是装着一个苹果。
也许微笑是真实的，而苹果只是一个想象。有时候，我会产生一些疑惑，不知道一件事是真的经历过，还是只是在梦里梦见过。
所以在说起一件经历时，偶尔会忽然停下来，担心是不是混乱了，怀疑是不是真实的。事实上，做梦的时间，也几乎是处理一件事情的时间长度，所以做梦也很累，也要考虑人情世故，也要把事情做得合理。不过做梦有个好处，遇上处理不了的问题，就会出现不符合逻辑的情节，莫名其妙地逃脱，莫名其妙地人出现，或者干脆停止思考，进入睡眠，过一会儿又跳入另外一件事，开始另一个故事。这是人的本能在逃避困难，或者在避险。梦中的陷阱，比在现实当中一点也不少。在梦里，比在现实更忙。做梦就是自己给自己讲故事吧。白天我们只是活了一半的人生，另一部分就存在于梦乡，合上眼睛，我们可以打开另一扇门。有的人在睡眠中死去，我想也许他在梦中遇上了难以逾越的事情，过于劳心或者过于激动。人，要活一辈子，一半时间，甚至更多时间在做梦，够累的。
我很多次梦见那个微笑，在我少年时期的微笑，像一朵攀爬到半墙的粉色喇叭花。那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梦。
做梦，往往更直接地表现出现实的焦虑和恐惧。比如我最怕蛇，有时候就梦见，怕得不行，甚至一写这个字，下面的文字都不敢写了。一句话错了好几个字。一个人躺下休息的权利，是上帝造人时设计好的，不然人们 24 小时不停地思考和劳作，创作的财富和智慧也许可以方便地找到上帝的家门，找到伊甸园的入口。可是上帝无法控制人在睡眠时不思考，因此那些思考，可能比现实更有效，更体现出生命的意义。不过，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当他睁开眼睛后，基本就会把梦里的思考抛掷脑后。白天还有迫切的工作要做，有烦恼要处理，对他来说，梦里的东西很多是无效的荒诞的，也更容易被遗忘。因为梦境经常会缺乏逻辑性，人物的出现以记忆为标准，而不是以时间；事情的发展以情感为主线，在梦里可以妄为，不必太多顾忌。但是如果在梦里做得过分，多数也会被逼迫得走投无路，一头汗水地闯进现实，拍着胸脯安慰自己：还好，在做梦。喝杯水压压惊。比如睡觉时手压了胸，往往也会被噩梦魇住，挣扎着醒来，现实中所有的不堪都可能堆积在那个梦里。
人在白天是聪明的，或者自以为是这样，所以会不把梦里的事情当回事。但是也有很多人对做梦这个问题比较好奇，于是有《周公解梦》，弗洛伊德也研究做梦问题，但是他们不是从相同的角度来解读。周公解读更亲民，喜怒哀乐家长里短七荤八素；弗洛伊德 则从精神层面对人的思想做出分析。
黑夜是人的另一种生活，你无法不入睡，即使你多么喜欢夜生活，如果总是不睡觉，或者失眠，你的另一半生活就会扰乱你的白天的现实生活。我认识的有几位中年朋友在服用安眠药品，他们在一处互相倾诉失眠的痛苦。他们并不是不愿意在现实生活里存在，也不是多么热爱美梦，而是上帝之手把每根神经都调教得恰到好处，不允许任何人拉长。这样看，做梦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甜美的梦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个安慰，就像一次酣畅淋漓的性爱是对焦虑的释放，美梦从来都不愿醒来。只有噩梦，特别是人明知道在噩梦里也不能自己醒来的时候，必定痛苦万分，肝胆俱裂。
有人从梦里笑醒，有人从梦里哭醒，有人在梦里惊醒，也有人一觉睡到自然醒。
也许正像我担心梦到蛇一样，也有人会惧怕入梦，比如一个怕他人篡权的国王，比如一个担心梦中被刺杀的丞相，比如有人忧虑秘密在梦里脱口而出，比如有人害怕在梦里重新经历噩梦般的现实。毕竟入睡往往要在黑夜，黑夜里的秘密也是多的，梦里也总是有秘密是不能搬运到白天晾晒的。
其实更多人在梦里还算计来算计去，想在梦里掰扯清白天的账务和人生。坦然入梦，鼾声如雷，也是一种不被控制的自由，有时候，不妨借助二两小酒，做一个向死而生的梦。
对一个人的理解
越是喊着口号来办的事情，越是难办的事情。几年前，喊出的“理解万岁”，人们肯定憋了很大的劲儿，因为做到真正的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在我的老家，一条二十多年没有改变的陋巷，土坯的院墙已经倾圮，两棵枣树长着枯瘦的枝条在冬季的风里晃着。上小学的时候，大概是四年级吧，我曾偷过这棵树上的小圆枣。枣是刚刚泛红的时候，并不好吃，装满了衣袋，全用来投掷同学，当了武器。那天枣树的主人，一个中年寡妇，披散着头发追我们。我们从矮墙上跳出，险些摔进墙那边寿山家的猪圈。如今墙院都没了，残垣断壁也没有了，只有枣树，据说几年不结枣子了，也没有人刨了锯了，或打理一下。在这条小巷子的尽头住着一个人。他家的院墙有些高，每年抹一遍麦秸泥，略显整洁。院门原先是木栅栏，后来换成了黑漆木门。这个人去年已经化成了一抔沉默的土灰。清瘦的脸，憨厚的目光，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这个人对这个村子很重要，但也许人们并不知道或者并不这样认为。他原先只是一个不成大器的文化人，但要比村子里出一个县委书记或是县长，对这个村子更重要。一个人的官痞气可以把他周围的人影响得更痞，而一个文化人所传达散发的，如同热量，会使那些哪怕最愚昧的穷人百姓，也感到一丝要让自己的后代努力的精神压力。
我就是这个村子里、这样一个穷人的后代。
说起来，我只是在他最后的日子，才真正认识他。后来我想他那样看重我，大概也是需要一个人对他的阅读、理解和安慰吧。
他做过官，我相信他肯定是一个好官。他不做官之后，还是一个文化人，是一个与普通概念中的农民不同的村里人。我的手里曾有他写的两部戏剧稿本，我一页一页翻读。我虽然不懂戏剧，但凭着一点悟性，解读着他重新整理创作的关于乡土历史中一个古代将军的传奇故事。在他清静整洁的家里，他俯身在干净的饭桌上，那是农家过日子最常见的饭桌，大概还是他年轻结婚时置下的。桌子的颜色几乎褪尽，显出细致的木纹。他就在这张小桌子上，手指敲击着鼓铙节拍，他那一生在农村劳作的妻子，满足地望着他，享受着人生最后的幸福时光。也许那时候，当阵阵隐痛和灼热从体内升起并辐射时，他以为那是历史人物的命运触痛了自己。
我不敢说那是一部多好的作品，我只是通过作品理解了一个人，即使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也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后来，大概一年吧，同样题材的戏曲在市里排演，我不清楚这其中是否有他的智慧。
在他弥留之际，他说，送他出村，有四支铜管就可以了，其余的都不要。
“四支铜管”，让我读到了他最后的孤独和浪漫。
而当他的亲属花钱雇来八支铜管时，他是否为此感到了无奈 ？八支和四支，我相信并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比较。因为四支铜管的和声，是你的哀怨与无奈之痛，它们简短、仓促，甚至有时难以接续，但这种颤动一直在生命里存在，也许一个人的一生就需要这样的音律和节奏来解读，来祭奠；而八支铜管的和声，更像一个乐队，这与他的微笑不符，与他的质朴不符，哪怕这微笑是在最宽容的时候。当然，身后之荣，并不是每个人追求的，亲人们发自内心的追悼，才更加重这种追悼的悲痛和力量。
粉色的纸花，这些被村里的孩子们争抢着扯落的纸花，在乡间土路上被风翻动。无论怎样，他走远了，他的身后是寂静的冬天的田野，是一条悄无声息延伸着的小路。我不是刻意到这里来，我只是从这条路上走过，像所有曾经和将要路过这里的人一样，有不同的目的和方向。我拾起那些遗落的花瓣，拾起他关于四支铜管的那个遗愿，心头掠过一丝憾痛。
村子依然很好，像邻近的其他村子一样，一茬一茬的庄稼人播种和收获着粮食，供养着孩子们上学读书。村子里的一个人还记得你站在巷口，喊他的名字，對他微笑，并寻找着恰当的词语跟他交谈时的表情，并时常同别人提起你。
那个人就是我。
当夜色尚朦胧，孩子们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赶去学校，我在夜色里睁开眼睛，听着他们远去的声音，头脑是那样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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