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在大别山上挨骂》

1974年新年刚过，指导员找我并给了我一张通知书，说经领导研究批准派我出去学习。通知书上写着某年某月到某地报到，内容是批林批孔辅导员培训班。指导员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有什么想法，我问指导员，有伙食补助吗？

用济南话说，我这是掂憨（济南方言：装傻）。其实，早在1973年下半年，我就注意到各大报纸已经刊登了一些文章：孔子、孟子、法家、儒家、秦始皇、商鞅变法、五马分尸、《吕氏春秋》等等。这些词汇已经多多少少灌输到我的脑子里了。我虽然喜欢历史，但我毕竟只上过一年零一个月的初中，严格意义上讲我连个初中生都算不上。虽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但不知为什么，报纸上的文章我确很喜欢。尤其是带有历史知识的文章，我经常拿来阅读。有些文章虽然让我感兴趣，但里面毕竟有明显的口号性，正是这些口号一样的文章让我云里雾里。

当然，云里雾里的不止我一个人。谁都明白，法家与儒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重新打了起来，而且把两千后的人牵扯进去。记得当时我们一些战友在一起议论时，很为自己的中华民族感到骄傲，任何年代，任何事件，任何人，只要你想，都会从我们的祖先那里找到原型。通过历史的过去，有的人厚今，有的人薄今，反正都带有哲理，不管从哪个角度，都能讲得头头是道，各有各的道理。

那个年代，全国人民关注时局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表面上看是把一两千年前的人从坟墓里拉出来批判，但真正的目的地球人都知道。

我当然知道指导员派我来学习的目的——一场运动来了。作为一个基层单位，部队的宣传栏里要有你本单位的文章，这不但是立场与觉悟的问题，也是领导水平的问题。宣传栏里本单位的文章越多，本单位领导就越风光。

指导员在我的脑袋上拍了一巴掌，说：“老是那么不严肃。这次学习不同以往，这可是发挥你特长的时候了，拿出真本事，让我们也瞧瞧你吃几碗干饭。”

我知道指导员这是刺激我，还拍了我的后脑勺。我虽然不是孙猴子，指导员也不是唐僧，但这可是好兆头。派出去学习对一名战士来讲是利好消息，一是说明你在某个领域有发展前途，二是领导重视你并准备培养你，学业有成后就会由战士变成给干部。对我来说还有第三条，学习期间有伙食补助，吃得比我所在部队好得多。

果不其然，到培训班报道，培训班的一位工作人员一手递给我教材，一手递给我饭票，并告诉我学员在第一食堂就餐，也就是干部食堂，每天的伙食是六毛五。我大喜，比规定的战士伙食标准高了两毛钱。可别小看两毛钱，报到后紧接着进食堂吃饭，一份煮白菜五分钱，一份烧土豆八分钱，一份红烧肉一毛五分钱。我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场面（济南方言：够意思、大方）。”

用现在的话说，领导派我来学习如何批判孔子，我倒好，研究菜谱菜价了，十足的吃货。没想到那位工作人员一把拉住了我：“你再说一遍。”

那位工作人员一脸严肃，吓了我一跳。我心想，我说的可是济南土话，你能听懂？。没想到那位工作人员哈哈大笑，还给了我一拳，用标准的济南话讥笑我：“你这个蓑衣（济南方言：调皮）孩子。”

没想到在批林批孔培训班上遇到济南老乡。细聊起来，他姓章，家住济南国棉二厂，和我家只有两站地，当兵前经常跑到他家的附近游玩。他是1968年的兵，是武汉军区某部队政治部宣传干事，他也是提前派出去学了一段时间，然后被抽调到培训班当教员，也就是说是我的老师了。我大喜，培训班有这位老乡教员，完成学业没有问题。我套近乎，请他在这次培训班中多帮帮我。谁知，我这位老乡教员又笑起来，说：“你演道（济南方言：演戏）啊。”

我不解，很认真地回答：“我绝不是演道。我看了报纸上那些批判文章，又是历史又是现代、当代的，我们一共学习一周，还要写两篇批判文章，太难了。”

老乡教员摆手让我把耳朵贴到他嘴边上：“有什么难的？中国有句老话你难道不知道？天下文章怎么来着……”

章教员笑得诡秘，其实已经明显地把诀窍告诉了我。

一周的学习时间，除了传达中央文件和学习“两报一刊”文章以外，其他时间都用在写文章上了。表面上看，来自武汉军区（我的部队隶属于总参，因为驻扎在武汉，所以参加了当地驻军的这次培训）各个部队的学员很认真地趴在各自的桌子上面对稿纸绞尽脑汁，其实，大报小报摆一桌子，翻来覆去都是在用红笔把所需要的词句画下来，一会抄这段，一会抄那段，这张报纸抄得不对劲换那张报纸，那段写得不贴切再换另一段……

文章的雷同是司空见惯的。经常是我们在一起交流大批判文章，每个人的文章几乎都有那么几句和他人相同，有的甚至一字不差。在我的印象中，抄报纸最多的是“两报一刊”，抄袭文章最多的“梁效”、“罗思鼎”、“池恒”（他们都是当年红得发紫的写作班子）。如果放到现在打抄袭官司，“梁效”、“罗思鼎”“池恒”还不把法院的门踏破了。本来，章教员还神秘地告诉我写文章的妙招，其实培训班一开始，一句口头语就在我们中间公开流行了：天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

我在培训班曾写过一篇文章《孔孟之道是历史发展的绊脚石》，我的日记告诉我，这篇文章让我在培训班大放异彩。时隔42年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这是我花了一天一夜，趴在培训班的桌子上抄写的。用章教员的话说，我抄得巧，抄得妙。一篇文章你不能照一份报纸一篇文章抄，这样容易对照，容易露馅，要把所有的报纸所有的文章放在一起，头一句话把它转换或者掐头去尾，再从另外一份报纸的另外一篇文章找下一句，再转换或者掐头去尾，来来回回，一篇文章就不分不清是“梁效”的、“罗斯鼎”的还是“池恒”的了。

我的文章最初在培训班的宿舍里张贴，后来转到培训班的教室，再后来转到食堂的宣传栏里。文章是得到一级级领导的赏识后一次次转移的。日记记载，我的这篇文章得到了培训班领导的赞扬。这位领导好像是某部队的政治部主任，他在批林批孔培训班结业仪式上表扬我，说一个战士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一眼看穿孔老二顽固地维护奴隶制度，他的孝子贤孙和他一样，搞“克己复礼”其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结业仪式结束后我和章教员告别，章教员拿我开涮，说你小子行啊，一眼看穿孔子那个时候就想复辟资本主义，你是杨二郎，有三只眼啊。

章教员说这话的年代没有穿越，时间隧道这样的词，如果有，估计他肯定会说，你穿越到春秋战国时期问问孔子什么叫复辟？

我拿着这篇文章从培训班回到我的部队。指导员看着我在培训班上的鉴定，尤其是我写得批林批孔的文章，当然主要是培训班的领导那位主任写的批语更是让他喜出望外，第一时间就找人拿来墨、笔和纸张抄写成大字报的形式在我们部队张贴。

回到部队没多久，大约在1974年1月下旬，我们部队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部队政委在大会上不紧不慢地念文件，号召部队全体指战员批林批孔。我们政委是1937年参军的红军，山西人，打仗出身的老干部，他的口音和他对文件的解释大大拉近了孔老二和林彪之间的距离，我几次听政委是这样解析文件的：林彪、孔老二都是反动集团的头子，林彪孔老二他们搞克己复礼，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一时间会场众人交头接耳，把一场政治运动的动员大会，变成了历史人物关系的解析讨论会。

很快，我成了我们部队的名人。因为我会写文章，具体地说我会抄写文章。好几个单位邀请我，辅导他们单位的人写大批判文章。

有一天指导员又找我，说专门给我腾出了一间办公室，不让我干别的，专门写文章。离开我的时候，指导员信心满满地对我说：“好好写，争取上军报。”

这要求也太高了。我记得章教员对我说，咱写的文章也就是内部咋呼咋呼，出不了门，因为咱都是抄的。

指导员向我下了命令，我想，有道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只要巧，只要妙，只要有决心，还害怕文章上不了军报？

这需要费大力气，因为想要文章惊人，上军报，就不同于一般的文章东抄西凑，就需要乾坤大挪移，抄的文章词句不但要转换，要掉个，还要打乱整个词句的结构，把另外一篇文章的思想内容转移到另外一篇文章上。比如说，用另外一篇批判文章的词句，换到另外一篇文章上，概念变换词句，转换主题，变成自己文章所要表达的意图……

用这办法，我连续写了很多大批判文章，具体题目我已经忘记了，但有一点，我们部队宣传栏经常有我的文章。甚至后来只要我投稿，负责宣传栏的领导就立刻撤下其他人的换上我的。一时间我这个秀才格外引人瞩目，走到哪都有人和我打招呼。

我的日记告诉我，1974年3月的一天，我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孔孟之道——腐朽思想的鼻祖》，文章一出来立刻上了部队的宣传栏。四十多年过去了，这篇文章怎么写的，或者说怎么抄的已经忘记了，有一点我清楚地记得，这篇文章被部队政治部推荐给了军报。

没想到没过几天，军报回信了，说我写的文章好，批判孔孟之道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有理论，有力度，军报准备刊用。

那几天，我就像丢了魂一样总想往通信班跑，只要报纸一来，我立刻把军报拿过来翻来覆去找。有的时候其他人正在看军报，我不顾一切地从他手里抢过来，惹得人家非常生气。

文章最终还是没有刊登，没有刊登的原因我始终不知道，但是我们部队的人可都知道我写了一篇文章要上军报了。

部队宣传栏安放在食堂大堂上，因为那里是部队所有干部战士一天三次经过的地方，那一阵我真知道什么叫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我的心飞向了食堂，总盼着饭点快快到来。那是我当兵以来，第一次急切去食堂不是为了吃饭。到了吃饭点，三步并两步，心急的想立刻飞过去。吃完饭，你还不能总站在宣传栏那里盯着看，要装作谦虚必须显得不在乎。离开的时候，脚步缓慢，一步三回头，一旦有人议论宣传栏的文章，我会立刻收住脚步，竖起耳朵，怨恨自己不是六耳猕猴，听不到他人的赞扬。

《孔孟之道——腐朽思想的鼻祖》给我带来的虚荣心是巨大的，我听到了很多赞扬，说部队发现了一个写作人才，一个秀才，文章写得很有条理，很有说服力，这个战士有培养前途……除了各种赞扬的声音外，那就是各级领导的表扬。有一天我们部队政治部主任还特意给我打电话，让我不要骄傲，再接再厉，这篇文章没有上军报，不要气馁，要加倍努力，把大批判的文章写得好上加好，争取早日上军报。

各种声音让我失去了自我，几乎忘记了文章是抄来的了。

政治部主任给我打电话不久，我接受了一个任务：跟随测试小组测试我们部队新近研发的测绘仪器。测试小组人员由各个单位抽调，大部分成员由部队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也有少部分战士参加，他们负责扛仪器，担行李，而我负责测量，简单地说就是眼睛趴在仪器的目镜上读数字。

测试新近研发的测绘仪器是一件苦差事。我们部队经过百般周折从西德进口了一台测绘仪器，进口的测绘仪器精度高，灵巧，使用方便。部队专业技术人员如获至宝，把仪器大卸八块，然后根据仪器零件画图纸，再让仪器厂加工。新仪器加工出来，需要到各种不同的条件、环境、气候下调试。说是研发，其实就是仿造的西德产品。

用一句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我们带着研制出来的仪器上路了。有道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仪器好使不好使，往三脚架一支就能辨分晓。仿制的仪器比西德的仪器沉好几倍不说，最主要的是各种毛病层出不穷。一会掉一个螺丝，一会镜头盖打不开，要不就是测出来的数据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让你哭笑不得。四十多年后，我为咱们国家的制造业感到骄傲，卫星上天，航母下海，我相信我们的测绘仪器也会非常精密了，再也不会出现镜头突然转不动，把一个组的人困在大别山上……

当时，我们测试小组来到大别山湖北省一侧的一座山上。具体的山名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小组早上四点我们就开始爬山，因为大别山气候变化莫测，需要迅速完成测试任务，稍有贻误，等待你的大别山有可能就是风雨交加的夜晚。

开始很顺利，一行人很快来到测点，几个技术人员小心翼翼把仪器支起来，没想到还是出了问题，仪器的镜头突然转不动了。

四十年多后，有一条新闻，说中国虽然已经是经济大国，制造大国，但一个圆珠笔芯我们仍然制造不了……我不了解圆珠笔芯的原材料和加工技术有多难，四十年前西德仪器的中心轴只有筷子一般粗细，而我们仿造的仪器傻大黑粗，中心轴比拇指还粗，结果用了没几次，转不动了。圆珠笔芯的新闻我不奇怪，GDP可以大步向前追赶，但知识与技术需要几辈子的人沉下心来稳扎稳打才行。

那台仪器其实就像那些技术人员早产的婴儿，由于先天不足，让人伤透了脑筋，几乎所有的技术人员都在“抢救先天不足的婴儿”，只有林明召技术员还有几个战士在一起搭帐篷。

林技术员是搞自动化的控制的，仪器的镜头转不动估计是机械故障，与他无关。林技术员是南方人，不是广东人就是广西人。他原先在地方一家研究所工作，那家研究所被撤销了，我们部队接收了他们研究所的部分人员。林技术员穿上了军装，直接成为我们部队的技术干部。他的年龄比我大了很多，再加上他是干部，我是战士，宿舍也不在一起，虽然在工作中经常接触，但其他时间我们很少来往。但有一点我知道，他是老牌大学生，“文革”前毕业于清华大学，经常听别人说，他来到我们部队，很快成为我们部队的自动控制专家。平时他很少说话，只要政治学习，他就在一旁抽烟，一支接一支，极少发言。按理说，我们这台测量仪器和他关系不大，但是部队要拿这台仪器向国庆献礼，调集了很多技术人员，因此林明召也来到我们测试小组。

大部分技术人员在对付仪器，战士赶紧勘探地形，支帐篷，对付大自然。我看见林明召使劲地拽着绳子向一棵树拉去。大风一刮，差一点把人甩出去。我立刻想到大批判里面的一句形容知识分子的词：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赶紧上去帮忙，绳子拴好了，他看了我一眼，好像有话对我讲。

果不其然，拇指一般粗的中心轴出了问题，导致仪器不能转动，一群技术人员在煤油灯下挑灯夜战，研究方案。我躺在帐篷的角落里，闲着无事正想睡觉，林技术员突然走到我面前，说睡这么早，不是浪费时间吗，咱们出去走走。

我被林技术员从帐篷里拉了出来，我当时想，他要和我谈什么？

可以说，和他人交流那是我一生最浪漫的一次了。

漆黑的夜晚在大别山上，我和林技术员坐在一块石头上，远处传来呼啸声，不知道是野兽的声音还是山坳里的风声。我很快起身又钻进帐篷，拿起一支冲锋枪重新来到林技术员的身边。我对他说：这个山上有狼和金钱豹。

也许我抬头看了看月亮，也许我漫不经心地拉了拉枪栓，也许我看了看身边的林明召，心想大别山的风能把你刮到山下。林技术员突然问我：

“你看过《论语》吗？”

他的声音吓了我一跳，在大别山上，新研发的仪器出了问题，一干人马搞得疲惫不堪，他把我拉出来，面对层峦叠嶂的大别山，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不知如何回答。林技术员盯着我追问，“看还是没看过？”

我摇摇头：“没有。”

“我看过你写的文章了，”林技术员站了起来，整个身子面对着我，“你批判孔孟之道，我问你，你知道孔子和孟子有什么区别吗？

我摇摇头：“不知道？”

“我再问你，秦始皇焚书坑儒杀了多少读书人你知道吗？”

我还是摇摇头。

“孔子在教育、政治、思想、道德甚至生活方面的理论和观点你知道多少？”

我继续摇头。

“你他妈的知道什么？”他突然提高了嗓音，“什么都不知道，你还写批判文章，写个狗屁啊！”

林技术员的话吓了我一跳，一个看起来斯文的技术干部，嘴里突然爆粗口，而且声音的分贝超过了远处的狼嚎。他怎么了？我不解地看着他。

“你不要用这样的眼光看我，我看你年轻，又喜欢看书学习，才忍不住对你说这话。你一天到晚写大批判文章，基本知识都搞不清楚，一派胡言，还觉得自己聪明，其实呢？你是一个没有脑子傻瓜！没有思想的猪。懂吗？猪！”

我被他骂得失魂落魄，幸亏是晚上，否则我会一头扎进大别山的森林里，一辈子躲着他。我好不容易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好像实话实说又好像在提醒他：“文章那可都是抄来的。”

自我揭短并没有得到林技术员的谅解，他一边摇头一边冷笑：“知道什么叫恬不知耻吗？你还好意思说是抄来的，就像咱们这次带来实验的那台破仪器，都以为模仿制造就能成功，其实呢，你不把真正的技术学到手，就是东施效颦！”

我傻了，不知道面前的林技术员为什么突然爆发出这种情绪。

他看着我不解的样子，显然还没有解气，他继续说：“我还不知道你的文章是抄的。小刘，我明白，你也明白，我是冒着危险和你谈话的，你要是揭发我，那我就成了破坏批林批孔运动反革命分子了，这个帽子对我预示着什么你知道，但我看着你年龄小，好学，我怎么也忍不住想告诉你，人要有思想，懂吗？思想，不是猪。”

我看着林明召，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当时脑子闪过一个念头：林技术员疯了。

林明召转身要走的时候，微微一笑说：“我的话说完了，下山后，要么你去政治部，要么去图书馆。”

说完，把我一个人扔在漆黑的旷野里。

林技术员在大别山上的最后一句话，我记了42年。

部队仿造西德的仪器在大别山上的实验没有成功，镜头在大别山上转不动了，而我让林明召骂得找不着北了。时隔42年后，林技术员在大别山上骂我是猪的意义慢慢彰显出来，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是感到后背发凉。可以说，大别山上特殊的挨骂，让在人生的岔路口已经开始下道的我又重新拐了回来。

直到今天，也一直懊悔，一直没有机会问一问他在大别山上为什么会突然骂我。

我对他虽然不是很了解，但总体印象他是一个很沉稳的人，他是部队干部，是我们测绘部队自动控制系统的专业技术人才，也许是前途无量的技术专家，难道他就不怕我去检举他吗？要知道，我要是检举他，那可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只要迈进政治部的门……也许我会受到领导表扬，而且极有可能还会被推荐上大学。但他可就完了。干部身份消失了，军装会被强行脱下，头顶上不知会戴上一顶什么名堂的“帽子”……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一个年轻战士提出忠告，还特意强调：要么去政治部，要么去图书馆……当时，望着远去的他，他的身影在黑暗中显得那么瘦小，但他的声音，却震撼了我。

这是一种假设：如果部队不在大别山上测试新仪器，我和林明召单独在一起的可能性不大，大别山上挨骂的一幕也许不会发生。在大别山上，林明召把想对我说的话闷在肚子里，或者说他看我不顺眼不愿搭理我，他也不会主动骂我。下山后，我可能继续抄写我的文章，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我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突然明白这个道理后，我已经失去了问他的机会。1977年春天我从部队复员了，不久他也从部队专业了，后来听说在海南省担任了领导职务。

林明召，我人生中极其短暂的一个过客，但我却记住了他。

从大别山上下来，我没有去政治部，我去了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