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堂《人生节点》

有些事情淡忘了，有些事情还记着。七十虚度，有意识地回忆一下个人成长及创作经历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能想起来的事情，差不多都是人生节点上的故事。就像一棵树上若干个分杈的地方，你的修剪即决定着它是向这长，还是向那长，节点关系着你的成长方向及人生道路，故而印象特别深。

但节点上的东西，先前差不多都已经写过了。像我这种写现实题材，又是现实主义或“新写实”写法的作家，其实是不怎么会虚构的。在我的小说，特别是散文里面，有关我个人成长、家庭变故、创作经历、某一个阶段的情感与情绪等等，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出现过，说是个人与真实生活的影子或写照都是靠谱的，至少不牵强。

汇集在这里的，就都是节点上的东西。有些篇什，热心与细心的读者或许还有读过的印象，将其放在这里，也是对我生活与创作经历的一个验证：噢，他写的大都是真事儿呀！

想象与梦想

我说过，我少年时候即做起了作家梦的。我也是多年之后才意识到，就文学创作的基本功而言，较之城里的孩子，农村孩子可能更富有想象力。我甚至认为越是山区的孩子，就越有想象力，比方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就会想象山那边及山外边的事情；越是穷人家的孩子，对梦想的追求就越执着，比方我们见识较少，思维简单，不太容易见异思迁。这与文学的特质可能有关，文学总是离穷人及农村孩子更近一些，比方仙女爱穷人的故事。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梦想，也是受了某些具体事件的触动与启发。20世纪50年代的上半叶，村里在我家院子连接着堂屋的山墙盖了三间办公室。如此一来，上边来人至村委会，就等于来我家。那时农家的房门都是不上锁的，但村委会的办公室要上锁，有时上边来了人，见村委会的办公室锁着门，就直接进了我家。这样我就有机会首先认识一些男男女女的公家人儿，并能知道他们是放电影的、地质队的还是农业局的技术员。

我那时大概七八岁或十来岁，我现在想起他们的时候，有可能将他们张冠李戴了，但让我产生梦想的原因是准确无误的。我大姐14岁时干过青救會长，初级社时又是省劳模，对公家人儿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特别对跟她年龄相仿的女工作队员备加喜欢，三句话一投机，即引为姐妹，村里也乐得将她们安排在我家住宿和吃饭。

在我家住得时间比较长的有一个姓曹的县农业局的技术员。我后来知道她来主要是试验和推广胜利百号大地瓜的。但在农民的眼里，他们一律的是公家人儿，闹不清具体是干什么的，故而村里有些不文明的事儿，像两口子吵架或婆媳不和了，谁家的鸡丢了哪家的老娘们儿出来骂大街了，都要找她管。她也操着半生不熟的当地口音，去训斥他们。遇见个别调皮捣蛋的，她还问人家是哪个单位的，并让其站好，保持立正姿势。我小时候特别害怕被公家人儿问是哪个单位的，即从她这里来的。

她推广胜利百号大地瓜的栽培技术里面，有一条是在地瓜育苗的时候先将地瓜放到60℃的温水里泡一下，庄上有人就怀疑，说那还不泡毁了个 的？还60℃呢，又不是烧酒！她就在那里一边讲解示范，一边学着当地的话骂人，就这么弄，不听话毁你个小表贼儿的！这个“小表贼儿”应该是 “婊子儿”的变音，是沂蒙山最常听到的骂法，大人骂孩子一般都这么骂。她闹不清具体是怎么个概念，将婊子儿说成小表贼儿，听上去还怪好听。她那个地瓜育苗的办法还真行，待秋后一看，这年的地瓜还真是格外大，也没黑斑病，人们遂叫她60℃。庄上再有人吵架的时候，旁边的人一说60℃过来了，你俩别吵了，一般也挺管用。她干活的时候，就挽着裤腿儿，白嫩丰腴的小腿儿上经常沾着些泥巴，形成一种色彩上的反差，让你觉得腿上沾着泥巴比不沾泥巴还要好看些。我大姐就说，她是知识分子工农化呢，毛主席不是说吗，农民腿上有泥巴，脚上有牛屎，可还是比知识分子干净些？她是按这话做的。

那几年她隔三差五地就要来一趟，每次来也都带些小人书给我。她告诉我，那些小动物能说话的书叫童话，而写这些书的人就叫作家，她要我好好学习，将来也当个作家。她本人也经常写些地瓜育苗、玉米授粉之类的小文章，登在一本叫作《农业知识》的杂志上。有一次，她得稿费3元整，就买了些香蕉给我们吃。

一个稿费，一个香蕉，都是我第一次听说和第一次见到的东西，故而印象也格外深。初冬的一个晚上，她风尘仆仆地从县城来了。正好一帮跟我大姐要好的大姑娘小媳妇来我家串门儿，她就提溜出一嘟噜黄乎乎的东西给她们分，一人一个。五六个娘们儿竟没有一个认识那是什么东西。曹同志说这是好吃的，有一个老娘们儿逮着就咬了一口，边咬还边嘟囔，怎么不好咬啊，里边倒是怪软和！曹同志笑得嘎嘎的：看把你急得的，你看我大兄弟怎么吃！那次我也是头一回吃香蕉，但不知怎么上来就知道应该扒了皮吃。那老娘们儿就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书上写着？

用稿费买香蕉这件事对我的刺激特别大，咱一边吃着就一边暗下决心，将来一定当个作家，也用稿费买点香蕉什么的给老乡们吃。

打那之后，我脑子里便产生了将来当个作家的梦想。并从当下做起，格外喜欢起语文来，见到些新词儿、好词儿就记到小本本儿上，还学着来点风景描写什么的。

在那样的一种心态下，待我稍大点之后，我就觉得文艺工作者比其他工作者要好听，甚至比先进工作者也好听。尽管后来的“文革”中他们一般都受了些或大或小的磨难，可我还是痴心不改。比方说，我们学校有个老师因先前发表过几首四句一首的小诗，“文革”中挨了斗，我还是对他挺羡慕，觉得因这个挨斗还是要比偷鸡摸狗光彩些。因此，我到部队干起了通讯报道工作不久，兴趣即向文学创作上转移。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1971年发表在《锦州日报》上的《支农红医》，说一个支农的战士自学针灸，给老百姓治病的故事。编辑还加了编者按，说由此篇开始，我们正式恢复“大凌河”文学副刊，并号召群众拿起笔做刀枪，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云云。

直到不惑之年，咱才终于走上了专业创作的道路。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要实现当作家的梦想格外不容易。那时正好有家报纸开了个“作家风采”的栏目，除了登你一张照片之外，还要登一句玩儿深沉的话，我就写了几句戏词给登上了：这一段咱心情好不轻松，实现了当作家一个美梦，从此后把生活好好深入，沉下心搞创作与世无争。当然喽学马列也须抓紧，更不能忘记了精神文明，唱上它二黄原板这么一段，告知那关心我众位弟兄。

哦，我后来热衷于鼓捣“報纸剪贴”，也是跟曹同志学的哩！我小时候见过她就有那么一本报纸剪贴，里面全是她自己发表的东西，看上去挺精致，也挺震撼，我遂从发表第一篇文字开始，照样儿学样儿地鼓捣起来，如今已积攒了20多本了。

文革与串联

今年是“文革”50年，不免就想到50年前的诸多往事。

1966年我高中毕业时，被保送到中央机要二局所辖的一个学校去深造。入学通知书拿到手了，户口起了，乡亲们送行的酒也喝了，我即经母校至远在重庆的那个机要学校去报到。

不想，在我回家起户口的三天里，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剧变、恶变，全国所有的大专院校都停课闹革命了，“文革”开始了！一进校门，即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给震愣了！我于惶恐不安中，匆匆瞥了几眼校园通道席棚上的大字报，竟有二十来张是对着我刘某人的，说我是资产阶级接班人，是“黑帮分子”重点培养的黑苗子。我一进教室，一个要好并负着一点儿小责的同学将我拽到一边，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说是了不得呀，这场运动真的是排山倒海呀，好在县委派了工作组，及时扭转了群众斗群众的局面！之后便让我放下包袱，积极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来。这时县委组织部又要我去谈话，说那个机要学校已经来了通知，新生暂缓入学，具体入学日期，待“文革”告一段落之后再另行通知。

这便是我的第一个人生节点了！如果不是“文革”，我的人生道路肯定是另一个样子！

其实被保送到那样的学校，并不说明咱的“德智体”就有多出色。它只说明本人的出身及社会关系纯而又纯。我所有的嫡系、旁系亲属及其社会关系中，还真是连个下中农出身的都没有，全是地道的贫雇农。此前，我即影影绰绰地听说，有三帮人分别去我家搞过外调。待那天早晨，班主任老师用自行车带着我去县委组织部谈话的时候才知道，还真有这么回事儿。跟我谈话的那人管这事儿叫“三堂会审”：“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是组织部、武装部、公安局分头儿调查的，国家培养个机要人才不容易，要经过三堂会审，确实没有半点儿污点才能确定下来。”他的表情神秘兮兮，“听说还不能随便往家写信，短期内也不能回来探家，可前途无量啊，越机密的单位越重要，越重要的单位就越有前途，这点定了，我今天是找你来谈话，以后你可能会找我去谈话哩......”咱就激动得热泪盈眶，决心苟富贵，勿相忘，等混出个名堂来，一定回来找他谈谈话。

就这么件事，竟让我在整个“文革”前期始终灰溜溜的。我从家里出来时，带了些鸡蛋及干果之类准备在路上吃的东西，天很热，我怕时间长了会坏了，拿出来给同学们分，有的竟然不屑接，即令我尴尬不已！我大略地统计了一下，在“文革”开始的那几天里，直接或间接写我的大字报共有四十来张。大字报那种铺天盖地的气势，那种让你无处躲无处藏的威慑，让我这个还未走出校门的少年备受创伤。大字报确实是个很伤人的东西，它能让你记一辈子！我当时即猜出后来也被证实了那些大字报的作者是谁，故而多年之后，待我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有几个同学要跟我“聚一聚，叙叙友情，以后经常走动走动”的时候，我便以有事儿为名，躲了。有一位还到我家跟我套近乎，一见面就说，玉堂啊，让你挖着了哩（沂蒙山方言：得了额外的好处或占了便宜）！我问他，我挖着什么了？他说，你看哈，咱一样的同学，你当了兵，提了干，回来又做编辑，成了正式的国家干部，还经常发表小说拿稿费，这还不是挖着了？

我说，这就算挖着了呀？记得高中时候，我们那些年龄比你小的同学正为考个高分好分而拼命的时候，你就开始谈恋爱享受起初恋与热恋的甜蜜了吧？我在部队顶风冒雪站岗放哨的时候，你在家已经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吧？我28岁结婚的时候，你已经有3个孩子了吧？如此算来，你说谁挖着了？再说，像咱这种沂蒙山出去的农村孩子，一无背景，二无靠山，不豁出个半斤八两的谁提你的干？你以为部队的干部就那么好提呀？

他就笑了，说是，你这么一说，心里舒坦多了，你还真会让人心理平衡！

我挺吃惊，你心里一直不平衡来吗？咱俩应该没什么交集呀，我当兵，你超龄，与你无关吧？我在部队提干，你在村上当民办教师，不影响你转正吧？我业余搞点儿创作，你业余种自留地，养鸡鸭鹅狗，也不会妨碍你的家庭副业收入吧？没有交集、互不影响，怎么会心理不平衡？就像我当年被保送上大学，不曾也不会影响任何人考大学一样，构不成竞争的关系呀！

他脸上稍稍不自然一会儿，说是，嗯，是这么个理儿不假，你这么能写又能说，若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全县第一个揪出来的可能就是你！

我又是一愣，问他，下次文化大革命，不整走资派了？专整写点儿小说的业余作者？再说我的小说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主义，凭什么把我第一个揪出来？若真的再来一次，我相信中央还会下发个多少条，绝对不容许挑动群众斗群众吧？下一次的“文革”之后呢，也还是会清查于“文革”中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几种人儿吧？不过我还是谢谢你的提醒，替我操着心也担着心，若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就跑到你家藏起来，你肯定不会出卖我的吧？

他就说，那、那是自然！

那次我还提醒他，你还是好好干活，过好自己的日子吧，不要老盯着别人过日子，那会影响心情，影响健康的；你有老三届的底子，好好钻研一下农村小学的教学业务，考上个正式的公办老师应该没什么问题；另外也别让你老婆到处乱跑了，前些日子她拿着一枝蔫了的地瓜花来我家，自我介绍是你老婆，我问她有事儿吗？她说没事儿，就是想看看作家长得什么样儿！跑五十多里地来看我长得什么样儿，值得吗？有用吗？我又不是演员，有什么好看的？

他就有点儿气恼地说是，这个熊娘们儿，我回去不抽死她！

我说，别介呀，当年你费了那么大的劲，一周一封情书，好不容易追到手了，现在要抽死人家，也太狠了吧？

他即嘟哝道，我可能在家里说起过咱俩是同学来着，她就记在心里了！

他走了之后，我独自暗笑了好大一会儿，靠，连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住，还妄想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呢，做梦去吧你！

“文革”给我的教训与感悟是：突如其來的好事儿总是要付出额外的代价的。人家正在拼命复习功课准备高考，考上考不上还在两可之间，你却先拿到了入学通知书，你心里踏实了，还不容许人家有一点儿羡慕嫉妒恨呀？咱农家孩子，穷人，永远不要指望好事儿来得太容易，太多或太快，还是费老鼻子劲得到一点儿好事儿心里踏实些。另外，我也理解了鲁迅先生晚年为何会对他的论敌“一个也不宽恕！”我已到了回忆与忏悔的年龄了，近年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些令自己脸红与尴尬的往事，想起那些往事的情景与背景，特别对一些曾帮助指导过我的人，回报甚少，心中多有不安与愧疚，唯独对那些将羡慕嫉妒恨付之于行动，用大字报或匿名信的形式，无端地攻击和伤害他人的人，不原谅，在这点上我效仿鲁迅先生：一个也不宽恕！

——有点儿扯远了，再回到当年的时段。后来，同学们见我不走了，那个神秘的学校没去成，再攻也没什么意思了；也因了我是地道的“红五类”，县上几次开万人大会还让我给毛主席写致敬电什么的，日子又渐渐地好过起来。

这年的“8·18”，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县上从各个学校选拔了些学生代表，由县里的领导带队，去北京晋见毛主席。我们即认为毛主席不是随便见的，而是经过了选拔和有组织地去见的。至十月底，好像毛主席已经接见了六次了，我们才听外地到沂蒙山串联的红卫兵说，红卫兵去见毛主席谁也不敢阻拦，也根本不需要组织，去了就见了。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了商量，遂筹划着“学习红军两万五，长征路上不怕苦”，徒步去北京。

此前，我从没走出过沂蒙山，四层以上的楼也没见过，更没见过火车、电车之类。这次要去北京，当然要做些必要的物资准备。首先要弄套黄军装。我知道我大姐的一个小叔子在外边当兵且已经当上排长了，估计他家有，我即蹿了六十多里地从学校赶到我大姐家，托我大姐向表嫂借。我大姐是我表嫂的媒人，我先前也曾代她给我那个远在内蒙古当兵的表哥写过信，关系一直挺不错。我大姐一开口，她就说，表弟去北京见毛主席呀，那可是件光荣的事儿，借什么借，送给他了。她家还真有现成的军装，不过不是一套，上衣跟裤子的颜色不甚一致，表嫂说，不要紧吧？我说这就不错了，别穷讲究了。待我回到学校，那几个同学早将一面写有“红卫兵”字样的丈把长的大旗拿到手了。第二天凌晨四点，我们即打起背包上路了。

说是徒步串联，其实刚走到周村，就听说再过几天，毛主席要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若是徒步去北京，肯定赶不上，我们遂挤上一列火车，赶到济南再转车。不想一到济南站，那几个同学一下子冲散了，最后是我们三个同学挤在一个列车上走了。

车在凌晨三四点钟的样子到了北京。我们在永定门车站下了车.就有接待站的解放军将我们接到了位于牛街的报国寺粮食部招待所。这时候我就知道，你看着到处都乱哄哄的，但接待工作还是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的。而接待站的标语上也写着“欢迎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的字样，让你心里很温暖。

与我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毛主席已经接见过一次的德州的小子。当时各接待站都有规定，凡是毛主席接见过的都要动员离京。那小子趁送站的不留神，就又跑到了接我们的车上。他说来一回不容易，能多见一次就多见一次。此后我们单独活动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当向导。他还教会了我两首歌，一首叫《北京的金山上》，一首叫《北京有个金太阳》。我开始往往将它们唱混了，那小子就不厌其烦地给我纠正。

十一月二十四日凌晨两点，我们按着头天晚上的布置听着哨声起了床。每人发了一包食品和一条毛毯就上路了。待赶到西单的东边天安门广场的西边，已是早晨六点了。早有人给我们在长安街的南边儿留了位置，我们遂按队形坐下了。我们披着毛毯，啃着面包，就着香肠，大唱革命歌曲，还有的则在那里边唱边舞。

下午两点半左右，长安街上不时地有敞篷吉普车过来过去。德州的那小子说是快了，杨成武一出来就快了。他说刚才坐吉普车过去的人就是杨成武。果然，三点整，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响起了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毛主席穿着军大衣，站在敞篷车上，缓缓驶来。那神采，那风度，确实就是一个伟人的形象！我们当然就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回接待站的路上，德州的小子告诉我，刘少奇站在第八辆车上，你看清了吗？我说看是看清了，但具体站在第几辆车上哪顾得上数？他即感慨地说，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可能也是刘少奇最后一次露面儿。后来的事实果然就如他所说。

从北京回来，我就再没到别的地方去。见到毛主席也就行了。我们到底是山里的孩子呀！一是外边太乱不敢出去了，二是经济上也不允许。当时接待站的饭票是一天一毛钱，如果困难也可以打借条不缴的，但我还是缴了。回来之后，才知道，有的同学将接待站的大衣或毛毯也拿回来了，之后接待站来信催还，个别也有不还的。这一切我都没干。我有被保送上大学的教训：嗟来之食，吃下去是要肚子疼的。

咱的心里实际上对那个待“文革”告一段落再去上的那个机要学校还存着梦想，后来形势的发展让你觉得永远也无法告一段落了，我参军入伍了。

参军与提干

巴顿将军有一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在我军龄不算短的经历里面，上来就想当将军的战士，还真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一个小当兵的，他可能上来想当个小排长，叫一年入团、二年入党，三年当个小排长；进而连长、营长的一步步熬上去；你让他上来就想当将军，要命他也不敢。如果将此改成不想当排长的战士不是好战士，不想当连长的排长不是好排长嘛，还比较现实，也比较普遍。

我是1968年参加革命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青年是个什么概念？我们自幼唱的是，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说的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做的是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不但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特别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电影《南征北战》里面那个老大娘说高营长“又进步了”的话，也让我们羡慕不已，并引以为榜样。

当时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当兵算是最好的出路了，我遂报名参了军。那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次征兵，而且还是“特种兵”（当时国防科委所属的部队都叫特种兵）！在整个高中阶段，我曾多次经过滑翔员、飞行员以及那个机要学校的体检，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非常自信，连同我“红五类”的出身，当个特种兵算是手拿把攥、理所当然的事！

当我们拥挤在用帆布罩着的军车上，心情复杂地离开县境的时候，我即暗下决心，到了队伍上一定要好好进步，弄个排长连长的干干。我们管提干就叫进步。

过多少年我都记着，当年离家时我那个当过省劳模的大姐给我说过的话，现在我也经常给我的孩子说：所有的家长都是喜欢勤快孩子的，你再聪明、文化水平再高，可你懒，家长就不喜欢，单位上的领导也这样，没有谁会喜欢懒人的。我即给自己归纳了一句格言式的话：人生进步勤快始。无论在连队里面干文书，还是到机关搞报道，我都认真地实践着。你可以想象，你这里一上班，人家早早地就在那里提水扫地擦桌子了，那会是什么感觉？什么印象？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这样的习惯，写作之前，总要这里那里地擦一擦，早晚看着顺眼了，这才坐到电脑前。当然，争着扫地擦桌子的不光我一个人了，那时凡是积极要求进步的战士也都是这么做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专利。

你可以说这是动机不纯，是为了当官。但你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始终勤快着吗？以自己的实干争取进步，还是比托关系走后门跑官买官光彩些！我们确实也在有意识地实践着这句话：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那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刚入伍时所在的连队伙食较差，吃高粱米。炊事员也不会做，常让我们吃夹生饭，加之气候不适应，当兵第一年，我即得了胃溃疡。曾有过怨言，觉得伙食不如舰艇部队好。有老兵就告诉我，人家伙食好，工作也是累呀，他吃得好，吐得也多呀；你永远记着，让你来当兵不是让你来享福的，你想工作轻轻的，伙食好好的，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共产党又不傻！他这话也特别地让我心理平衡、任劳任怨。

那时凡是被定为培养对象的还要经常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同时听取他们对自己的意见，以体现培养和考验的那么一个过程。当时有一个提法叫思想爬坡，即是說的这个过程。

以我那样的思想基础和工作姿态，连同我连年被海军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故而我当兵满三年，就基本实现了两年入党，三年提个小排长的理想。提干之前，领导找我正式谈话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要注意克服提干前一身汗，提干后站一站的松劲思想；当时对搞报道的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无论在哪里发稿子，都要用报道组的代号或个人的化名，先前我也一直这么坚持着的。有一次，《海军通讯》约我写一篇采写某稿的体会，我寻思那是个仅供通讯员看的内部刊物，写的又是个人的体会文章，即署了我真实的名字，领导跟我谈话的时候也被当作名利思想给我指了出来。

提干的最后一关是体检，那个胃溃疡就吓得我不轻。那天早晨，我独自空腹步行了十多里地去部队医院做钡餐透视，这一路那个紧张！我暗暗祈祷上苍，让咱这穷人家的孩子顺利过关吧——这有点儿小家子气了是不是？但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好在做钡透的大夫，知道我是因提干而体检的，只在我的体检表上填了个轻度胃炎，让我过了关。

我将提干看作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二个节点，我若提不了干，我的生活道路肯定是另一个方向。故而我拿着体检表往回走的时候就兴奋得直蹦高，唱了一路“杨子荣有条件把这副担子挑，他出身雇农本质好，从小在生死线上受煎熬……”

写作与创作

1969年的八一建军节，我所服务的国防科委23基地划归海军建制（国防科委是保密单位，没有新闻报道的编制），一个月之后，我从连队文书的岗位上借调到基地政治部宣传处，从此开始了我的文字生涯。因我从小就怀着一个作家梦，故而对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事情特别敏感与喜欢，尽管新闻报道只是写作，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但已经与自己的梦想很接近了，至少沾了点儿边儿，我将此看作是曲线当作家的一个必由之路，遂感觉良好，兴趣盎然起来。

我们一起调去的有五位同志，连同原宣传处的两个干事，即成立了一个报道组。我们先是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集中学习了新闻报道的一些基本知识，重点学习了消息与通讯的写作，特别树立了新闻的真实性乃是党性原则的那么一种观念。担任报道组长的是一位1949年参军的老干事，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就翻来覆去地强调那个“三见面”：即写了稿子，要跟当事人见面，跟其他参与者见面，跟当事人所在单位的领导见面，“一定要让其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啊！”

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个人物通讯。说的是被国防部命名的“节约炊事用煤先进连”的原炊事班长杨长林，带领全班战士，将他们创造的马蹄形回风灶作了部分改进，改成了煤矸石灶。而这个杨长林还是志愿军登高英雄杨连弟烈士的儿子。稿子写好之后，跟他们指导员见面的时候，那个指导员提了两条意见，一是该同志有骄傲自满情绪，最近刚提了个小排长就思想长毛，将原来的对象蹬了，找了个部队医院的护士；二是改造马蹄形回风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支部给予了大力支持，是集体的智慧。我跟他说，思想长毛的事情就不要提了，他刚提起来就出问题，也说明你们把关不严，至少负有领导责任；你们是基地的老典型，出了问题若是自己不兜着，一旦传扬出去，后果就比杨长林思想长毛还严重。那指导员愣了一下，看了我一会儿，问我，你是哪一年的兵？我告诉他之后，他笑笑说，军龄不长，水平不低，真是一级有一级的水平啊。之后，他磨磨叽叽地说改煤矸石灶的问题还是他先提出来的，他是从《解放军报》上看了驻山西某部身在煤山不烧煤而烧煤矸石的报道之后，才让他们鼓捣的；改灶还不能耽误做饭，就全靠晚上加班加点，你稿子里面写的鼓捣到凌晨两点多的那一次我也参加了。我理解他的意思，当即在稿子里加上了他的名字，他又不好意思，说了一番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一定要加名字也别只加我一个什么的。我告诉他，这么个两千字的小通讯，列上一大串人名，绝对不可以，这又不是上黑板报，写表扬稿！他说，具体怎么措辞你说了算。之后即很痛快地在稿子上签了“情况属实，同意发表”的字样，盖了他们支部的公章。

因杨长林老家是天津的，其父在天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他的母亲于“文革”期间还被结合进了妇联。我遂将该稿一式两份，分别投给了《天津日报》和《人民海军报》。那时一些大报对比较重要一点的稿子，还要寄清样给你看。我收到《天津日报》的清样之后，又送给那位指导员审查，再一次让其签了情况属实同意发表的意见，才将清样寄回去。不久，两报即先后发表了。

我们报道组有一本报纸剪贴，当然都是我们报道组成员发的稿子。这个剪贴，让我们有压力了，特别我们基地的政委不时地会到我们办公室来转转，来到就翻那个剪贴。那时每篇文章的后面一律都署报道组的名字，但他要问是谁执笔写的，组长就实话实说，是小刘写的，前面六篇都是他写的。政委即问我是哪里人，什么学历，我回答之后，政委即说，沂蒙山呀，沂蒙山好的，老三届好的，你的文字也是好的，现在大学不招生，部队也就有机会吸收一些高材生，对部队建设好的。

该首长原是国防科委的政治部主任，据说是1965年毛主席亲批的四个破格提拔的青年干部之一，“文革”中不知犯了什么事儿，被降职到我们基地来了。他是我所接触到的唯一一个通读马列，并对马列原著烂熟于心的高级领导干部。有一个礼拜天，我正在办公室看部队作家林雨的短篇小说集《五十大关》，他来了，问我周末怎么不出去玩玩儿呀，我说看书就等于玩儿了。他就说，“那你来一下！”看得出他是刚洗完澡回来，端着个脸盆儿，稀疏的头发还湿着，看见我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亲自为我泡了一杯普洱茶，说是他的一个在云南当兵的侄子给他捎来的。我那是第一次听到普洱茶这个名字，泡出来很好看，但不敢喝，见我拘束又惶恐，他即向我介绍普洱茶的来历，大概的意思是与诸葛亮有关。之后便摊开当天的各种报纸，分析各报的第一版，特别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内容上的相同与不同点。他说由此便可知道中央的战略部署，部队的新闻报道如何紧跟形势？首先就要研究这些东西。他就紧跟形势、典型宣传及学习马列等问题谈了大概一个来小时，既随意，又有条理。我回去之后当晚整理了一个谈话纪要，文字上当然也给他顺了顺，完全是聊天的口气，看上去观点挺新，也很亲切，很有文采。周一一上班，即交给了报道组长。他一看事关重大，遂又汇报给了宣传处长，宣传处又汇报给政治部。政治部为此还形成了一個红头文件，下发给了团以上政治部门。

这么一件小事，竟让我在报道组里微妙起来。有一个跟我一起调去的同事就说，那天怎么偏偏就你自己在办公室呢！我说是呀，谁知道政委那天恰恰就过来串门呢，还把我吓得够呛！有的就说，首长随便跟你聊个天，你就整理份谈话纪要，你还真是有心人！言外之意是我有巴结领导之嫌！多亏有老干事给我解围，说政委刚到基地不久，家属还没调来，周末没地方去，找人说说话或下下棋都很正常呀，你觉得政委谈话的内容是随便拉家常吗？是一般的官话、套话、车轱辘话吗？还多亏小刘有心，他若不主动整理出来，在另外的正规场合，你绝对听不到这样的谈话！

我相信那份谈话纪要，政委是看到过的。半年之后，当我回到基地下属的部队政治部单独从事报道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政治部主任即对我说，你是我专门要回来的，你的文字很好，基地首长很欣赏，但一定要谦虚谨慎，不要辜负首长的期望，啊！我能感觉到，后来我能顺利提干，那份纪要也多少起了点儿作用。

但新闻工作做得久了，你还是觉得无聊与无奈。我所在的机关，是基地下属师级单位的政治部。不是所有的领导都像基地政委那样重视新闻报道工作，一个人独当一面地搞新闻，也没有基地宣传处那种业务氛围。我所在的部队又纯是科研保密单位，此前没有新闻报道这一说，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新闻工作的传统与意识，甚至缺乏对新闻报道工作最基本的了解与尊重。海军的各舰队或陆军，都有新闻报道上的奖惩制度，我这里没有，你干得再好也没有说法。“科研工作不需要在报纸上宣传”，是那时普遍的观念与共识。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稿子还特别不好写，你若在稿件里面表扬某个人，稿子见报之后，绝对会有三个以上的人找领导反映那人有问题！找得多了，领导觉得你不是在宣传，而是给他添乱。故而在日常工作安排上，新闻报道永远是可有可无，顶多是“打杂儿”的那么种角色！那几年，我参加了所有下基层的各式各样的工作组，写了最多的典型材料及领导讲话，但仍然让你觉得别的干事比你都重要，像进“五七”干校、抢险救灾等等的事情，他们永远忙着，都去不了，还是你去吧！好在那时我的兴趣已开始往文学方面转移，我将其看作生活经历上的一个积累，也就傻呵呵地乐得这里那里地跑来跑去。那些个经历后来也确实让我受益匪浅。三个月的“五七”干校，后来我写出了三万多字的中篇小说《都不是好东西》，两个月的唐山抗震救灾，我写了十万多字的小说《乱世英雄》《那年初秋在唐山》和《车过唐山》，以及数十篇散文与随笔。

另外，我宣传报道过的一些同志，也给了我诸多的关心与温暖。前面提到的那个杨长林，稿子见报的当年，参加了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之后的三年里，他连跳三级，当了工兵营的教导员，每次见到我，都让我感觉出那种发自心底的尊重与亲近。他曾送给我一个自己用贝壳做的蜡烛形的台灯，说我就是一根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令我甚感欣慰。

那时在部队干新闻工作的好处是，去北京海军总部开会或观摩的机会比较多。一些与新闻无关的活动，也让我们参加，比方1972年全国第一次美术展览，海军政治部即召集各舰队及我们基地的新闻干事去观摩，海军政治部主任刘居英还接见了我们，传达了江青、姚文元及郭沫若对全国美展的指示与意见，我现在记得的是，他们三个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所有作品都图解政治，过于直露；郭沫若则说了八个字：直奔主题，一览无余。那次我们还参观了林彪死党海军原政委李作鹏的黑窝。我回来在政治部内部一传达，也让我的一些同事羡慕嫉妒恨了一小下。说到刘居英，我们那个政治部主任竟是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常务副院长时的老部下。会后他就问我，呀，他出来了呀，他身体怎么样？之后告诉我，这个刘居英是“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那个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的亲弟弟，也是咱山东人，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省委组织部长，有山东四大才子之一的美誉。多年之后，我到沂南的老区革命纪念馆参观，还真有刘居英的图片及介绍。

那几年，让我日子较为难过的有两件事：一是稿费制度。大概1978年前后，《解放军报》曾开展了一场“稿费应该缴给谁？”的大讨论，讨论了半年之久，最后的结论是给作者。那时稿费很低，一篇新闻稿三至五块钱。在讨论还没得出结论的半年间，我一直是将那点儿可怜兮兮的稿费，作为党费缴给党小组长的。待有了明确结论，总政也发了正式文件之后我就不再缴了。但每次党小组开生活会，有同事还是要提，说一样的写材料，我写的典型材料比你的要长，没有半点儿回报，而你的一篇小豆腐块就有稿费，有点儿不合理是不是？还有的就半开玩笑地说，靠，一份红烧肉三毛二，我们平时都只吃半份，你一篇小稿子就能吃十到二十次整份的红烧肉，一样的革命工作，不一样的待遇，确实有点儿不合理。我曾多次嘱咐那个搞收发的小战士，以后来了我的稿费单子，你不要在走廊里咋呼好不好？他很奇怪，这又不是丢人的事儿，干嘛要隐着瞒着？他忍不住，下次来了，还是要咋呼，他每咋呼一次，即让我在生活会上尴尬一次。

二是1979的二月份，《解放军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难忘的战士》。说的是一位搞科研的老专家，“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下放到饲养班喂猪，有一个战士因默默地照顾他，而被处理复员的故事。整版的篇幅，著名画家陈玉先的插图，看上去还真是挺好看、挺壮观，我这里正兴奋着，领导找我谈话了，问我小说中的材料你是从哪里采访来的呀？我说，这是小说，不需要采访呀，是我虚构的！他看了我一眼，问道四处的那个乔副处长你应该认识吧？我说认识呀，但没说过话！领导又问，他真没给你说过什么？我说没有。他说，那怎么你的小说跟他的经历完全一样呢？我就挺吃惊，说是他在饲养班喂猪的时候我确实见过，也知道他是某个方面的专家，但具体情节都是我猜测、揣摩出来的，真的没跟他说过话！领导即不悦，说是瞧你这事儿闹的，弄得两个处的处长都打电话，说你破坏了安定团结，“文革”期间的矛盾好不容易平息了，你这一写，另一派的人不高兴了，那个饲养员复员是正常复员，怎么是因为照顾什么专家？即把我吓得够呛。跟我谈话的这个领导已经不是原来的政治部主任了，基地的那个政委也早已回到北京官复原职了，即让我百口莫辩，孤立无援。

这件事情之后，我即产生了一个想法，科研单位既不适合搞新闻，更不适合搞创作，现在该是彻下决心，解甲归田的时候了。

此时，我已结婚，孩子也三四岁了，我所在的部队改名为技术部，我的职务也由新闻干事改为宣传干事了，我遂写信跟我家属商量：如果让你随军来我这里，你愿意吗？她一百个不愿意，说是我才不到你那个熊地方去呢，单是吃高粱米我就不适应，你还真在那里干一辈子呀？我即告诉她，好了，我心里有数了。

因为下了决心，有了计划，我开始不在乎起来。《解放军报》的那个整版也刺激起了我创作上的欲望，我开始拼命地写小说，以及小说不像小说、散文不像散文的东西，分别发在了《鸭绿江》《山东文学》《萌芽》《锦州文艺》及军内外的报纸副刊上。当年被辽宁作协吸收为会员，并被选为锦州市文联委员。那篇《难忘的战士》则获得了建国三十周年海军优秀文學作品奖。转年，我又应邀去北京参加了海军政治部主办的文学创作讲习班，听到了我从少年就开始仰慕的著名作家徐怀中、王愿坚等人的讲课，真的是让我茅塞顿开，受益终生。这年年底，我的那篇发在《鸭绿江》上的短篇小说《特别约会》获得了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见到了著名作家马加，金河、迟松年等人，他们都给了我诸多创作上的鼓励。而开颁奖会的地方，就在张学良公馆，不大的别墅，好大的院子，树木葱茏，整个一个原始森林的印象。那一段，为了参加军内外文学创作上的活动，我请假较多，也引起了同事的不满。好在我所有的活动都有正式的上级通知，领导也没法不批。但我越发地觉得，我在这样的科研单位确实不适应了，它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它，赶快走吧！我遂口头向与我关系较好的领导打了招呼，转年即转业回家乡了。

业余创作不易！故而多年之后，待我成了专业作家，我即格外地理解业余作者们的苦衷。过去作协会员的表格上有一栏要单位领导签字盖章，研究会员的时候，我即对一些创作成绩较好，但签不了字、盖不了章的同志十分同情，我一般都会说，业余作者跟单位领导好的不多，算了，放他们一马吧！因为我有过类似的遭遇，有着相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