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高密(外一篇)》周伟苠散文赏析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不知道莫言之前,更确切地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我与许多国人一样,不知道高密。不怕你说我孤陋寡闻,实在是神州太大,乃至于没什么交集的县域大多不会一一记得。

今年秋天的那个中午,我从居住的姑苏乘上高铁,一路奔波,到了天黑时分才抵达这个叫“高密”的小站。

说它是小站,不仅小,还有点荒凉和逼仄,就像以前去过的那些北方村镇或者小城的结合部。在这里找不到一点历史和文化的痕迹,倒让人有种穿越的失落。

站台窄窄的,而且竟没一寸平滑的水泥道,地上铺设着坑坑洼洼的水泥地砖,拉杆箱在地面上跳跃着,有点心痛。下穿地道更绝,没有自动扶梯也罢了,竟然没有斜坡,只有高高低低的台阶,我只得拎起了那只装满了书籍、不算太轻的箱子。

幸好,站小路也短。出站就有高密国土资源局接站的车辆,与碰巧同车抵达的女作家杨沐一起,坐车穿行在高密的黑夜间,奔作协五届四次主席团会议地点“东北乡”而去。

“东北乡”是莫言笔下的家乡地名,现在高密市已将莫言老家原来叫“河崖镇”的这个地方更名为“东北乡”了。从文学和故事里搬到现实中来,叫起来很响亮。

“红高粱大酒店”就坐落在东北乡广袤的田野之上。这次作协主席团会议选择在这里举行,除了潍坊和高密局的支持,也许还有接轨诺奖,出作品、出人才的美好愿景。

这个酒店隶属于“红高粱集团”,完全得益于曾经的乡民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文学的轰动效应下应运而生,成了一处慕名而来的人们歇脚的旅游休闲去处。

酒店设施比我想象中好多了,伙食也不错。隔天晚上抵达酒店虽已很晚,几位主席和山东的朋友们还是执意要我与杨沐补上了几杯土酿的烧酒,体会到这种蒸馏的“十八里香”红高粱酒的绵厚的劲道。

早上的会议之前,全体主席团人员应邀参加了就在酒店门口的高密东北乡文化中心启用仪式,有幸为莫言的父老乡亲们站了一回台,鼓了一阵掌。

上台致辞的除了高密市的领导,还有文化中心负责人。这是一位高高瘦瘦的退休教师,他带着浓重的方言,引经据典,声音宏亮,抑扬顿挫,令人刮目相看。

鱼贯而入参观,东北乡人多才多艺,书法、绘画琳琅满目,其中就挂有莫言似楷似隶、拙而耐看的书法作品。

最里间的小舞台,正演着“茂腔”,一种流传于山东东部、青岛、潍坊一带的地方戏剧。表演者腔正字圆,有模有样;观众有老有少,不时喝彩,好不热闹。

上午的这个小插曲,让我走近人文高密、走近莫言乡亲们的同时,也让我感慨东北乡文学土壤的肥沃和东北乡人骨子里的文艺。当年的管谟业,今天的莫言,也许只是他们中脱颖而出的幸运儿之一。

行走高密,总会连着莫言,连着张艺谋改编的电影《红高粱》。

一部《红高粱》电影让人们记住了“我奶奶”巩俐之际,也开始让人们知道原作者莫言。

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或将是鲁镇之于鲁迅、湘西之于沈从文一样具有文学标签意义。

1984年冬天,在一篇名为《白狗秋千架》的小说里,莫言第一次写下了“高密东北乡”,开始了有意识的故乡认同,从此一发不可收,创建起自己的文学王国。

天雷勾动地火,红高粱地的广袤狂野,齐鲁人物的性情骁勇和快意恩仇的奇诡场景,这也许会是读过莫言作品、看过莫言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的读者和观众对高密、对莫言笔下东北乡的印象。

《红高粱》的很多剧情也都发生在高粱地里。当年看电影《红高粱》,自己还有点青涩。电影里“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的情景令人脸红耳燥,热血翻腾。莫言小说中塑造的土匪“我爷爷”和凭空添加的“我奶奶”,经老谋子电影和巩俐的大胆再创造,那铺天盖地的红高粱和那个“妹妹,你大胆往前走”的形象已经深入了一代人。

高密的朋友告诉我们,其实这里很久不种产量低又不好吃的高粱了。老谋子当初要在高密拍电影,补贴了不少钱,才让这里的农民种下了近2000亩并不红、其实是叫“高秫秫”的青高粱。

虽然高密东北鄉的红高粱影视基地的一大片高粱在秋风中仍低垂着穗摇曳着,单家大院、花脖子山寨、十八里坡等莫言文字里和模仿《红高粱》电影里的场景还在,但毕竟少了作品中的那种奇特、雄浑、苍凉、悲壮和残旧的味道。

和绝大多数慕名而来的游客一样,刚踏进高密、来到东北乡的那一刻,激情和好奇消退之后,我也未能免俗,心头掠过一丝失落和失望。

莫言的出生地,高密河崖镇,现在的“东北乡”平安庄,所在的只是一片略显荒凉的平原,村子也和所有平原村庄一样的平淡无奇。

路口竖着一块简单的木板,莫言自己书写的“莫言旧居”四个蓝色的大字作为指示牌。

显然新修过的泥垒的院墙,屋顶也是才换过的机制红瓦,低矮的门楼,老式的木格窗棂,显得有点寒酸,却又拙朴而真实。屋子里黑乎乎的土炕、土灶台、泥土的地面,泥垒的内墙甚至没有用白垩粉子刷一下。

偏间里零乱地摆放着筐、犁、锄、耙和木推车之类的北方农具,积满的灰尘和悬垂的蛛网,诉说着旧居与现实的距离。卧室里长条土炕上铺着已看不出本色的炕席,炕上那张当初主人招待客人用的圆桌已开裂了几道明显的裂纹,桌上那盏已没有罩子的煤油灯想必当初曾伴随主人夜读度过多少个漫漫长夜……

堂屋门楣上贴着“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春联,诉说着这个农家质朴而又崇尚诗书的处世态度。就在这间并不起眼还略显寒酸的北方农舍里,诞生了当初爹娘起的大名叫“管谟业”、日后用笔名莫言成为中国获得首个诺奖的大作家。从出门当兵至今,算起来莫言离开这里也有30个年头了,旧居依稀刻下的只是他儿时的记忆片段。

站在村口高高的大堤上,看胶河那依然宽阔但已干枯的河床,满眼都是杂草和苍凉。《红高粱》里,“我奶奶”挑着一担拤饼从这条大堤上像只蝴蝶轻轻飞来,耳畔响起“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啊,莫回头!”的雄浑的歌声。现在,我只能凭想象,让胶河任由它在歌声中和莫言作品里流淌。

几天的高密行走,高密的这个名字渐渐由文学的虚幻变得真实而立体起来。

除了会议安排的研讨、观摩、采访,我也有机会去市区走走,而让我对高密印象至深的却是高密的扑灰年画。

每到一个城市,如果有时间,我都会走马观花去看看当地的博物馆或民俗馆。而高密的这些场馆都集中在文体公园四周。

正好是周末的上午,我们来到文体公园。公园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市民或游客,有几对新人正以城市为背景拍摄婚纱照。虽然天气较凉,穿着薄如蝉翼婚纱的新娘冻得不轻,但仍一脸的灿烂。

博物馆在公园的一侧。我们到达门口时,被告知正在维修,陪同的高密同仁与馆方反复沟通才得以开门。快速走了一遍,只记住了馆里仅有的3件一级文物:用整块玉料自然生成的色泽巧工雕刻而成的汉代玉鹦鹉、国内最早发现的墓志之一汉代孙仲隐墓志和保存完好的汉代陶井圈。其它数千件藏品也许不算独特,勾不起我的兴致,以致没什么印象了。倒是在民俗馆,我被扑灰年画深深吸引住了。

扑灰年画、剪纸、泥塑和茂腔并称“高密四绝”。也许因为各地的剪纸、泥塑太多,并非高密独有,而“茂腔”这一地方戏主要活跃在山东东部几十个县市,被称作“胶东之花”,也算不得高密独有,把这些称作“高密四绝”似乎有点牵强。倒是扑灰年画,有独特的工艺制作特点,堪称一绝。

这扑灰年画不用木板印刷,也不用雕板,而是作画者用柳枝烧成炭,用木炭条在纸上画出轮廓,然后将纸盖在上面,细细扑抹,把图画印在纸上,再经勾线、上色等工序将一幅年画完成。这样的年画避免了木板年画的呆板,色彩鲜活,在风格上明显有别于天津杨柳青、姑苏的桃花坞和潍坊杨家埠这三大年画产地,不僅是高密一绝,也堪称中国一绝。

据说这一深受民间喜爱的年画,初创于明成化年间,盛行于清中期,其发源地就在莫言老家不远的夏庄公婆庙村。现在这一绝技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希望能够传承光大啊!

造访建在高密市国土资源局大楼内的“中国土地文化博物馆”可以说是这次高密之行的意外收获。

说来惭愧,作为中国土地学会文化分会的副主任,我还是第一次造访这个我国首家以土地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从事土地管理和土地文化研究近20个年头了,还是第一次这么翔实系统地从历代土地契证、历史资料图片、农耕文化实物、典型事件蜡像、重要节点场景、土地文化雕塑、测绘器具等全方位触摸土地文化,追溯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国历代土地制度的演变与流转,从中演绎着我国特有的土地文化的不断创新和拓展。

这个由莫言题写馆名、2014年6月25日、第24个全国土地日开馆的博物馆,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和土地文化爱好者参观造访。馆藏最有价值的宝贝要数那近千件珍贵的土地契证原件。这些土地契证种类繁多,涉及土地房产买卖、租赁、典押、置换,趣味横生。不仅反映了各个时期真实的土地使用情况,而且反映了土地文化对社会、经济、立法和生活的影响。

在馆里珍藏的早于1931年12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之前中共最早颁发的《耕田证》——1930年瑞京(今江西瑞金)县圳头乡苏维埃政府《耕田证》前,与我同行的地学诗人胡红栓兄也难得地兴奋起来,拿起相机一阵狂拍。

中国的土地文化博大精深,而这个博物馆浓缩了自古至今的土地文化历史,传承了数千年农耕文化的灿烂辉煌,传递了生命之本的铿锵信息……

愿中国土地文化在全体同仁的努力下不断发扬光大。

行走高密,越往里走,越觉得这个地方不一般的高深。

先说历史,高密足以令人仰止啊。

引经据典,最早可考《金楼子·兴王篇》的记载,梁元帝萧绎在书中说:帝禹,夏后氏,名曰文命,字高密。“高密”乃大禹的字。

《水经注》应劭曰:“县有密水,故有高密之名”。

远在5000多年前,这里已有先民繁衍生息,有据可考的文化遗址20余处,仅龙山文化遗址就有9处。

今高密县治,春秋称夷维邑,属莱国,齐灭莱后,地属齐。战国时始有高密之名。秦灭六国后,推行郡县制,置高密县。这是高密作为郡县的开始。

西汉时置高密国。三国时地属魏。晋、南北朝时期,设青州高密郡,明清分属青州府、莱州府……

再说人物,高密更加令人肃然起敬啊。

过去读书,也曾读到过晏子和郑玄,却不知两位高人是高密人。

晏子名婴,字平仲,官至相国,辅佐齐庄公、齐景公,颇有政绩。最早知道晏子是《晏子春秋》,其《晏子使楚》曾选为中学语文课文,至今仍能背诵“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的经典语句。

郑玄字康成,是汉灵帝时的大司农,东汉末期的大经学家,他研究的学问对寻常百姓而言太深奥、太阳春白雪了,所以很少能记住他的著作贡献。不过高密市区有条“康成路”,想必就是纪念这位高人的。

说来惭愧,以前读史了解刘墉,一部影视剧《宰相刘罗锅》也令这位清代历史人物在“戏说”中妇孺皆知,而我竟稀里糊涂,不知刘墉也是高密人,与晏婴、郑玄并称为“高密三贤”。我的不求甚解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

感谢莫言,作为中国人破天荒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终于让我和国人在兴奋一把的同时知道了高密,知道了高密的这些历史和人物……

当我又站在这看起来很不起眼甚至有点寒酸的小站乘车离开时,我其实还被“十八里香”上着头,晕乎乎的,还未完全回神来。

高密,真是个在平凡中透着极不平凡的地方。

病榻偶记

不知不觉间,已到了知天命的年岁。

天命难违。虽然自己觉得体壮腿健,身体还行,各项指标也还过得去,可毕竟不再年轻,加上长年累月超负荷的工作,不规律的生活,已逞不得英雄了。

去年和今年已先后3次住院,虽然都是外科小手术,但术后恢复却大不如前。这次头部和臀部的两个小手术,创口分别缝合了6针和10余针,毛病不大,伤口不小。

那个周五的上午,一早被推进了手术室。虽然这是今年3个月里第2次进手术室,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想象着拿着锋利的手术刀和雪亮的钳子划破我的肌肤,从创口伸进去,还是有些许的紧张,身体也透出丝丝寒意。

照例是等候。在逼仄的空间里,听2个护士闲聊。手术室的移门开开关关。在医护人员眼里,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太正常不过了。

右臀部手术,确切地说是“坐骨结节囊肿切除”。去年9月末在苏城另一家3甲医院也是外科主任亲自操刀,但当作一般皮下囊肿切除,没切断病灶,时隔一年患处又反复发作。

这次为我做手术的是老同学徐华明兄,中医院的外科主任,虽然与我同龄,但他已满头华发,颇有几分学者风度。

因手术面较大且深,他为我做了腰麻(下半身麻醉)。我躺在手术床上,下半身先是发麻,慢慢轻飘飘的失去了知觉,只听到华明兄与助手的交流,还不时与我说上几句……

一个小时许,做完了第一个手术。华明兄将盛有血淋淋切除物的铁盒递给我看,那连着骨头的囊肿组织物纵横交叉,就是这些病灶,在人的抵抗力下降时就会发作。终于挖掉了一个埋得较深的地雷,我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麻药过后,便是忍受创口的疼痛。头部虽只是切除皮下囊肿,可绷着头套,不能洗头,让平日里习惯了舒适干净的我难以忍受。而右臀部的创口更大且深,不能平躺,更不能坐,让我备受折磨。

在医院躺了一周,每天挂水、睡觉,不仅打乱了家人的生活秩序,还牵动了单位领导、同事和不少亲朋好友前来探望或电话、微信关怀。于是,征得医生同意,提前出院休养,按需要来医院换药,直至拆线。

转眼又是岁末,一年光阴瞬间即逝。

时令刚过“大雪”,雪未下,日历已撕得只剩下薄薄的数页。

出院后在父母居住的小院休养,等待伤口愈合和拆线。

大半辈子忙碌惯了,忽然要躺着休养几周,有点闲得发慌。这几日姑苏的阳光格外的好,太阳透过客厅的长窗射进来,洒在身上暖洋洋的。阳光也让窗外的小院鲜亮明媚起来,客厅里充溢着和煦和温馨。

侧身躺在沙发上,沐浴着温暖的冬阳,有点迷离。

人就是这样,长年奔跑着、忙碌着无暇去多想。而这样突然被动地停下,工作暂时放在一边,思想也忽然放空了,却会胡思乱想,不着边际。

世俗和岁月一点一滴地磨掉了我的激情与诗意。平日里,工作中如履薄冰,生活中忙碌而杂乱,幸好,我的灵魂常常可以游离出身体,氤氲在我精心呵护的心灵绿洲里。

我忽然特别向往起诗和远方,猛然间跳跃出昔日旅行时的快乐片段,那些场景在摇曳的阳光下,有点恍惚,有点诱惑,直至慢慢的出了神,有点发呆的感觉……

手机微信不时地叮当响,我回过神来,便想着起身做点什么。其实什么也不用做,也做不了什么。只能侧身端起了手机对着桌上的鲜花、墙上挂着的几幅字画和窗外的假山、果树一阵胡乱的拍摄,又忍不住选了几张发朋友圈,竟赢得近百点赞、评论,一不小心快成微信达人抑或网红了。

其实我知道,自己闲着,瘆得慌,有点不适应这种闲,而朋友圈的点赞、评论和溢美之词都是对我的关爱和安慰。

又是华灯初上时。

城市的夜空已看不到儿时的满天星斗,有的只是耀眼的华灯和斑驳的光影。窗外,建筑的轮廓无法辨别季节的变化,倒是闹中取静的小院,清冷的灯光下,那棵光着枝丫的梨树,突兀在视线中,提醒着我,外面的世界已是冬季了。

人生也有四季。人的身体抑或工作、事业也会经历春夏秋冬,只是人们常常忽略它,甚至有意回避它。

人过半百,在过去,应该算入冬了,老祖宗说“五十知天命”,六十岁到了“花甲之年”,七十更是“古来稀”了。当然现代人的平均寿命长了,“七十小弟弟,八十健步飞,九十不稀奇”,但客观规律摆在那,五十岁后的身体要靠自己养了。

无节制的操劳、长年累月的烟酒应酬,不要说中老年人,就是年轻人也会“吃不消”。君不见王均瑶、陈逸飞们,一个个成功人士英年早逝,徒留遗憾。

人生究竟要走多远的路呢?这没有标准,也没有尺子去丈量。但人这一辈子还是应该努力向远方行走的,尽可能走得远些、再远些。因此,能走的时候一定不要停下。该歇的时候,也一定要歇好。歇好了,才能走更遠的路。你只要一辈子都在努力向前走,无论走了多远,也就不会遗憾了。

随着圣诞、元旦的临近,新年越来越近了。日历很快将翻至全新的一页。而我也要面临新的转折。

新年过后,我将告别繁忙而具体的政府事务,到任全新的岗位,转入另一种节奏的工作状态。我的身体需要调整和适应,我的一切都需要调整和适应。

数十年来,文化的滋养,浇灌着我心灵的绿洲,让我能够坚守信念,把握着善恶的底线。虽然一路走来跌跌撞撞,步履维艰,至少现在我仍然昂着头、挺着胸前行。

前不久,地产商“疯子”唐纳德·特朗普先生年届七十击败“铁娘子”希拉里赢得了美国的大选,即将开启人生新的篇章。我在公安派出所当过差,搞过宣传报道,当过工厂厂长,开发公司老总,交通局、建设局和国土局长,国家级开发区领导。朋友们戏称,我的履历也毫不逊色。况且,我才刚过五十,我是否也需要好好规划全新的将来,全新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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