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年轮(外一篇)》万吉星散文赏析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小时候,随父亲上山伐树。父亲锯倒一棵树后,我抚摸着树桩上那一圈圈不规则的圆形图案问父亲:“爸,这是什么呀?”父亲用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摸摸我的小脑袋说:“这叫年轮,树有几岁了,就有几个圈。”我望望树,又望望父亲,好奇地问道:“那人有年轮吗?怎么看不到呢?”父亲笑笑说:“等你长大了就看得到了。”

这是我儿时对父亲最初的记忆——木匠。但当我长大以后,更愿意相信父亲是一个艺术家。一棵树在山上伫立千百年,它依然只是一棵树,最多能为人们遮荫、让鸟雀搭窝。父亲用他灵巧的双手剔除多余,这棵树便成了桌椅床柜,变得沉静而有内涵,随之有了艺术的美感和魅力。

把树砍伐扛回家,父亲会在院子里搭一个架子,将树干放上去,弹上墨线,一人在上一人在下用两米多长的大锯你推我拉把树干分解成椽皮,然后按所需尺寸锯断、刨光、打眼、定形、组装,最后刮粉、打磨、刷漆。每一道工序父亲都一丝不苟,从不偷工减料,极为认真。不但家具的面子上做得溜光水滑、美观精细,就连别人并不注意的角落里也不允许有一点毛糙,容不得一点瑕疵,因此他做家具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总比其他的木匠多。为此,母亲常埋怨他手脚慢,父亲却并不在意,解释说:“慢工出细活,三天做个牛打角(一种很简单的农具)。”正因这种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父亲的木工活在家乡十里八村口碑和声誉极好。

冬季农闲时节,父亲每天弓着腰,像一只虾,埋头在院子里推、刨、凿、锯。而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用来弹线的墨盒。常常趁父亲不在,学着他的样子,像模像样地找一块废弃的木料,拉出墨盒里浸了墨汁的线,绷紧拉直,拇指和食指提起线的中段,轻轻一放,只听“啪”的一声,木头上便出现了一根笔直的黑线条,感觉很神奇。那时我们没有什么玩具,便去找父亲做家具时锯下来的那些三尖八角的边角废料,当作积木玩。

更喜欢看父亲用刨子把一块粗糙的木板表面刨平。这时父亲总是两手紧紧握住刨子两边的木把手,两根食指一左一右把住刨子的两边控制方向,运足力气,猛地向前一推,只听得“唰”的一声,刨子从木板的这头推到了那头,便会有一长条薄薄的散发着木质清香的刨花,从刨子上方的孔里弯曲着飞出来。推一次,“唰”的一声飞出来一条。不一会儿,地上就铺满了柔软的刨花、细碎的锯末,房子里便到处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木香,在那些细密的木纹上缭绕着。

偶尔碰上树疤,刨子便会受阻,在树疤那儿顿一下,刃子发出尖锐的声响。此时父亲前腿呈弓步后腿伸直,上身微微前倾,深吸一口气,把力气都运到双臂上,把刨子稍退,再猛进,“噌”的一声过去了,半段刨花和一些坚硬的木屑便飞了出来。父亲借势再推几刨子,然后提起木头,眯起一只眼,斜着瞄了瞄木头的线条是否笔直,自言自语地嘟囔一句:“泥瓦匠怕沙,木匠怕树疤啊!”

我把一段刨花当眼罩一样戴在脸上,扬起头问父亲:“爸,教你木匠手艺的老师是谁啊?”父亲就笑笑说:“是鲁班。” 我把全村所认识的人挨个全想了一遍,也没找到村子里有姓鲁的木匠,父亲哈哈大笑起来。长大后我才知道,父亲当木匠完全是自学,在哪儿看到一件家具,他回家就自己一人慢慢琢磨、反复折腾,时间长了,竟练就了一身做木工活的好本事。

有时整个冬天,父亲都不在家,走村串寨上门去给人家打家具。主人家出木料,父亲出技术,包吃包住一天能挣八九块钱,一月下来能挣两三百块钱。我和两个姐姐读书的学费,大多是父亲冬天帮人打家具积攒下来的。

后来外面大厂家的家具批量进入了乡村,父亲精湛的技艺和那些陪伴了他大半生的刀斧工具全都束之高阁,渐渐蒙上了岁月的尘埃和记忆的沧桑。我看见工人们用几块高压板三下五除二便组装出一件漂亮的家具。然而在眼花缭乱中,我却嗅不到父亲刨子下刨花散发出的淡淡的木质清香。我时常看到父亲站在他的工具柜前,望着那些沉静而安详的斧、凿、刨、锯发呆。我在怀念儿时每一片木屑带来的欢乐,父亲又在怀念什么呢?

父亲对于木头和树,有着与生俱来的感情。到了晚年的父亲,把家里所有的地全部种上了核桃树。每次回家,我都会陪父亲到他的核桃林里去转转。父亲总是喜欢背着手,顶一头花白的头发,瞅瞅这棵,摸摸那棵,回过头来对我说:“太肯长了,去年才碗口这么大,今年都比人的大腿还粗了。”我静静地跟在他的后面,父亲的背驼得很厉害。他一生都弓着腰做木工活,默默地驮起这个沉重的家。一辈子,就以这种谦卑的姿态面对生活与压力。踩着父亲的脚步,我的眼睛渐渐模糊,父亲佝偻的身躯像那些正在茁壮成长的核桃树,变得清晰和高大起来。

在与木头打交道的一生里,父亲获得了木质的品格:把家的重担扛在肩上,而所有的酸楚却深埋于心,如树的年轮,年复一年却从不向外人表露。当有一天我摸到了父亲的年轮时,树,却已经倒下了。

娘从乡下来

娘从乡下来。穿双廉价的平底布鞋,站在小区三十多层的高楼下,左手提个褪了色的帆布包,右手搭在额头上,尽量把头往后仰,眯着眼,才勉强看到了头顶上支离破碎的天空和几缕漏网的阳光。娘揉了揉有些浑浊的眼睛,我看到了一丝无奈与迷茫。

娘是农村人,是个永远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农村人。但为了替我照看孩子,她迫不得已离开那片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土地,来到了陌生的昆明。

娘不会跳广场舞,坐公交也会晕车,她只敢去菜市场和孙子幼儿园那两条街,远了怕迷路回不来,她和小区里的退休老太永远聊不到一块儿,她听不懂CPI是什么东西,只知道菜市场里白菜都要一块多钱一斤,说太贵了,要是在老家田边地角随便种两块,一年到头都吃不完,因此她在这个城市没有一个朋友。

我与妻都忙于工作,早出晚归,谁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农村老人在这个城市的孤单与苦闷。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开会,突然接到孩子幼儿园老师打来的电话,说放学十多分钟了,其他孩子都接完了,只剩我女儿没人接。放下电话,我急忙打娘的电话,响了半天她才接,电话一接通,我就不耐烦地吼道:“妈,你怎么搞的,现在还不去接孩子?别的早就接完了。”说完这话,我才听到手机里传来扑哧扑哧的喘气声,娘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的手表……不知怎么……停了,刚才看电视……才发现……时间过了,不怕……我跑着去……再过四五分钟……就到了。”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模糊了。我仿佛看到:一个患有关节炎的农村老太,一瘸一拐地奔跑在昆明的街头,嘴里喘着粗气,额头上布满汗珠却来不及用手擦去,一脸的自责和内疚。

就这样,娘默默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为孩子们坚守着,从不在我们面前叫一声苦和累。每天接完孩子回家吃过晚饭,她便早早地回到她的小屋里休息了,但我知道她每天晚上都失眠,天不亮就起来了。渐渐地,娘的话越来越少,甚至一整天都不怎么说话。有一天中午我在单位食堂吃完饭,回家拿一份材料,打开家门,娘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有些昏暗的客厅里,我问她怎么不开电视看,她说,看多了眼睛疼,不想看。我说那出去走走吧,她说脚疼,院子里又没个朋友,街上车多人多,心烦。

看着面容有些憔悴的娘,满头的青丝有一半变成了白发,粗糙的双手不停地揉着有些肿胀的膝盖,每次要站起来,都得用两只手撑住膝盖,手脚一起用力,这时,我听见了骨节咯吱咯吱的声响。我在娘的身旁坐下,拉过娘的手,多少年了,我还是第一次这样握着娘的手。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粗糙如锉一般,指关节已经肿大变形,手背上爬满了一条条蚯蚓似的青筋。望着这双抚育我长大的手,我的眼泪再一次在眼眶里打转。

在我印象中,娘的手是天底下最灵巧的手:缝得一手好衣服,做得一手好菜,拿得起细小的绣花针,做得了粗重的农活。我读初中时,为了偿还家里翻建老屋时欠下的债,娘就趁冬天农闲时做瓦补贴家用。这是极重的苦力活,关键是在寒冷的冬天,做这活儿对手的伤害特别大。冬天亮得晚黑得早,白天时间短,娘便每天清晨五点过就起床做瓦,有时天太黑,就用家里的马灯照着。冬天天气冷,早上泥水盆里会有一层薄薄的冰,娘便把冰敲开继续做。许多年以后,我依然可以想象得到在零度的环境中,赤手捧起泥片就着冰水做瓦的那种刺入骨髓的冷。每到冬天,娘粗糙的手便会裂开一道道往外渗着血珠的口子,抹上凡士林,除了让手变黑以外,并不起多大作用,于是娘的十个手指头上便缠满了一层又一层的胶布。有时我们不小心碰到那些渗血的口子,娘的手便会猛的颤抖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刻骨铭心的痛啊?

那一夜,我失眠了,我真正理解了娘对土地的眷念和对父亲的思念。少时夫妻老来伴,她需要的不是这个繁华的城市和衣柜里我为她买来的名牌服装,而是与父亲在农村的吵吵闹闹中度过快乐的晚年。与妻商量,决定送她回到农村老家。第二天,我把想法和娘一说,我明显感觉到她的眼里闪过一丝惊喜,但随即又忧心忡忡地说:“我走了孩子谁来带?请个保姆我和你爸都不放心。”我故作轻松地安慰她:“不用请保姆,我现在工作很轻闲,自己带得过来。”娘的眉梢舒展开来,那丝惊喜又重新回来了。她说:“那我先回去一段时间,如果你们忙不过来,我再来帮你们带。”

一整天,娘一反往日的闷闷不乐,开心地忙着收拾家务,把所有的垃圾倒得一干二净,把她的衣物叠得整整齐齐地放进旅行包里。我去长途汽车客运站给她买了回家的车票,晚上我拿车票给她的时候,同时给了她两千元钱,让她带回家用,车票她拿着了,钱却说什么都不要,说家里有,就这样推来挡去四五个回合,她把钱收下了。第二天早上,我送她到客运站,车临开动时,她把头伸出车窗外,对我说:“钱我压在枕头下面了,我和你爸用不了多少钱,你们在城里开销大,自己省着点用。”

车开走了,天空下起了小雨,我分不清脸上流淌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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