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幽暗现实与知识主体精神境遇的探究》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记不得第一次见刘建东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就记得他有点腼腆,又彬彬有礼,不急不躁。他的祖籍是河北,但我总觉得他不像一个北方汉子,倒分明是一位来自江南的帅哥。

刘建东写小说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痕迹,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一点也让我感到有些奇怪,他在日常生活中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守纪律、讲公德,绝对不会带头闹事,怎么到了文学中就变成了现代主义呢?这一方面说明了现代主义的魅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文学风格和作家性格是两码事。魏微说,刘建东“大抵很符合老一辈人眼里的‘中国好青年’形象”,可谁知道,好青年的骨子里还有那么一点点“坏”哩!我读刘建东的小说,则觉得他的现代主义其实很可爱。他从来不炫耀自己多么“现代”,“现代”是不动声色地从他观察世界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我特别喜欢他最近几年写的工厂题材的小说。他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工作过,有工厂的生活经历,在小说中他毫不掩饰地把自己也带了进去。他的叙述分明很有现实主義的特点。其实,河北有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场域。想当年,“三驾马车”就造成了影响文坛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刘建东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学场域里,所以他的现代主义反而获得了一种良性的发展。这很有意思。

河北邯郸人,生于1967年,198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十四期高研班。“河北四侠”之一,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95年起在《人民文学》《收获》《花城》等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全家福》《女人嗅》《一座塔》,小说集《情感的刀锋》《午夜狂奔》《我们的爱》《射击》《羞耻之乡》《黑眼睛》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小说《羞耻之乡》《阅读与欣赏》等入选过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

2017年年初,《丹麦奶糖》和《黑眼睛》分别发表在《人民文学》和《当代》的第1期上,短篇小说《声音的集市》发表在《作家》杂志第4期。《黑眼睛》这部中篇小说,再加上《阅读与欣赏》(《人民文学》2015年第3期)、 《卡斯特罗》

(《十月》2015年第4期),以及《完美的焊缝》(《山花》2015年第11期)三部中篇小说,就构成了刘建东小说创作中的“师徒系列”。而《丹麦奶糖》与《声音的集市》构成了另一个新的创作系列,名为“我们”。这两个系列的发表,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注意。公众的关注点,大致集中在了刘建东写作风格的转变之上。

1995年,刘建东的处女作《制造》发表在《上海文学》上,这标志着他正式亮相文坛。从此,他便开始以先锋的面貌在河北文坛崭露头角。再往后的《情感的刀锋》《我的头发》《心比蜜甜》《减速》等作品,都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的结果。进入新世纪以后,《全家福》《十八拍》《女人嗅》《一座塔》四部长篇小说,可以被看作是刘建东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单纯的先锋意味逐渐退去,写实开始与现代主义的笔法结合起来。2002年发表在《收获》上的《全家福》,突出体现了这一特点。这部小说将时间指向了1980年到1998年的中国,将目光聚焦于徐家,把新旧秩序交替阶段的冲突与焦躁置入了一个传统家庭的描写中。“皮鞋”是母亲背叛父亲的理由,也是现代文明的象征物,而瘫痪在床的父亲则通过魔幻的手法成为与之相对的传统的象征。可以说,刘建东这个阶段的小说之所以大放异彩,现代主义笔法的使用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相比较而言,恐怕还是“师徒系列”的出现,更能充分显示刘建东的巨大转变。首先,从小说故事发生的空间来看,炼油厂和作协这两个工作岗位为“师徒系列”和“我们系列”着上了统一的背景色,这两个系列的小说无一例外地印证着作家的人生经历,似乎也就坐实了对现实的指认。其次,现代主义所惯用的技法似乎也在小说中褪去,虽然小说中也存在一些象征物,但是与现代主义却相去甚远。由此而不无粗暴地得出刘建东的现实主义转向这种结论,似乎也并不为过。

不过,当我们讨论刘建东的这种转向的时候,或许应该把目光放置在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时间轴上来加以考察。与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发展的先后顺序不同,在我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几乎是同时被引进,共同影响了一代作家的写作方式。以往,人们关注更多的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但却忽略了正是在现实主义的几经变异之后,中国才引入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就意味着,在作家们的创作之中,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始终与现实主义存在着某种暧昧关系。不少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营养中壮大的先锋作家们,始终与现实主义存在某种暧昧的勾连,如格非的《追忆乌攸先生》,所谓先锋笔法,写的却是现实主义题材的故事,而王蒙的《坚硬的稀粥》虽看似荒诞,却也是批判现实之作。在此,我们绝非质疑“先锋文学”的先锋性质,只是在强调,先锋文学的精神底色,根本就脱不开现实。时至今日,“先锋”依然是当代文学中一个有效标签,如刘建东一样,不少作家的介绍中都难以忽略“先锋”二字,但是“先锋文学”却成为了当代文学史中具有特定含义的一个名词。如此一来,当“先锋文学”对“先锋作家”的后续作品失去界定的效力,那么他们的创作又都走向了何处?刘建东的“师徒系列”与“我们系列”,似乎为此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

一、从几个特殊的意象说起

在刘建东的这两个系列小说中,除去《阅读与欣赏》,小说题目皆以名词命名。把小说的题目作为解读小说的题眼,或许应该从这几个名词谈起。

《卡斯特罗》中,卡斯特罗是一盒从古巴带回的雪茄,上面有卡斯特罗的签名。小说用了几乎一半的篇幅才引出了“卡斯特罗”,在此之前,写到的是几股力量围绕着一个记账本的较量。26年前,陈静和欧阳自强都从石油中专毕业分到了厂里,成了老庄的徒弟,一年后,欧阳自强欺凌了陈静,迷茫和悲伤中的陈静只能去问老庄:“我该怎么办?”老庄出于不希望两个徒弟都出事的想法,将陈静调往赛汉。两个徒弟的人生轨迹从此不同,陈静在赛汉多年,人人都以为她喜欢那里的寒冷和羊肉;而欧阳自强,在几番竞争之后,已经是厂子里的副厂长,现在透出风声,从中央党校回来后,他就会接替快要退休的赵厂长。尽管,在陈静危难之头,是老庄去求人,把陈静挪到外地,这才把陈静挪活,但是老庄对陈静一直怀有说不清的愧疚。他带着陈静去找账本的持有者——脱松林,才发现,想得到有欧阳自强公款吃喝签字的记账本的不只是陈静一人。

许绍金是另一个想得到记账本的人,他和欧阳自强从学徒工、技术员,到副主任,几乎是齐头并进,一个负责设备,一个负责生产。在两人副转正的关头,许绍金因去车站接父亲,与欧阳自强调班,但是就在那天厂里出了事故。事后,欧阳自强坚持是许绍金在班的时候厂子出事,自己只是之后才赶来。这使得欧阳自强在副转正的竞争中成为胜利者,此后,许绍金的职务永远低欧阳自强一级。许绍金心有不甘,想借此机会超越欧阳自强。与陈静和许绍金对记账本的追逐同步,还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威胁账本的持有者脱松林,除了他,不能把账本给任何一个人,否则后果自负。而打着账本主意的还有脱松林的姑姑,她在家大摆宴席,想看在姑侄的情面上得到记账本,借此威胁欧阳自强为自己的儿子谋个工作,却遭到了脱松林的拒绝。在几股势力的暗自角逐之中,厂纪委周书记造访许绍金,并送给他一包卡斯特罗,事情突然转了方向。

许绍金住进医院,并请老庄调查,是谁造谣自己想扳倒欧阳。为了表示诚意,他将卡斯特罗雪茄转送老庄,后又想请老庄请假去北京,把卡斯特罗雪茄送给欧阳表明心志。老庄在一阵迷糊中接下了卡斯特罗雪茄,放在随身携带的工具箱中,但自己却另有想法。他的女儿庄小妹因为是服务公司编织袋厂的普通工人被婆家瞧不起,正在闹离婚,从不求人的老庄这一次也想借机为小妹换个工作。但是事情远不是他能控制的。陈静卖房买账本的行为让老庄震惊之余,小妹的儿子乐乐似乎遭人绑架,兵荒马乱之中,陈静酒后与老庄相对,以老庄放弃对账本的追逐为条件保证乐乐的安全。伴随着乐乐消失的,还有老庄的工具箱,等工具箱再次回到老庄手中,神秘的卡斯特罗雪茄却消失了。雪茄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厂招待所招待劳模的宴会上,周书记陪同来自齐鲁石化的新厂长给大家敬酒,手中夹着雪茄。老庄不能确认那是否就是那盒卡斯特罗,似乎也没有确认的必要了。

老庄是八方炼油厂老师傅,其命名就颇具意味,老庄之道,意在无为。事实上,老庄也是一个“无为”的人。从八方炼油厂建厂之初,老庄就是厂里的工人,他带出的不少徒弟都已经是厂子里的中高层领导,但是老庄,一直都还是一名普通工人。在欧阳自强和陈静两个徒弟之间,老庄尽管出于不能看着两个徒弟都毁了的想法,将欧阳欺凌陈静的事情压了下来,但是此后,老庄和欧阳的师徒关系也走到了尽头。老庄的女儿庄小妹是服务公司的临时工,为了让父亲帮自己调动一份稳定的工作,她的丈夫不惜以假离婚来演戏给老丈人看。老庄为了保全女儿的婚姻,也曾试图去买账本,但是却在徒弟陈静以外孙乐乐为要挟后失败了。老庄的存在,显示出了现实的一种矛盾。原本,他这样不争不取的人可以被称作高风亮节之人,理应受人尊敬,但是现实中,他不仅依然处于厂子的底层,甚至连自己的女儿也以离婚做戏,变相威胁父亲,要求老庄用他所爱惜的羽毛换取自己工作的前程。在这扭曲的亲情里,指出的问题是在当下的环境中,无为者是否能真正无为,以及无为的后果是否就是恶人得势。利益的攫取之心并非老庄所持有,甚至可以说他是站在自私自利者对面的人物,但是,也是这样的老庄,否定了无为这一生存哲学在当下社会的可行性。

关于记账本的追逐,在卡斯特罗雪茄的出场后全部落空了。在小说中,围绕着记账本和卡斯特罗似乎构成了两个叙事空间,与记账本有关的叙事线索都清晰明了,而卡斯特罗雪茄却作为一种神秘力量驾驭在记账本之上,控制了事情的最终结局。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陈静用尽全力想要得到记账本,最终记账本的消失似乎验证了她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功。尽管,从叙事的明线上来看,“卡斯特罗”在小说的核心故事中并没有起到核心作用,但是这个极具男性色彩的符号的出现斩断了小说的前半段叙事,并成了记账本追逐者们不能控制甚至不能了解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的存在使得生硬冷酷的现实变得幽暗。两个徒弟只能保一个的时候,被欺侮的陈静成了牺牲者,當她想以生命尽头的努力获得公平的时候,却只能是中心力量的边缘人。在刘建东的这篇小说中,卡斯特罗的横空出世似乎也反证了现实的难以捉摸。

与卡斯特罗的存在方式类似的,还有丹麦奶糖。《丹麦奶糖》围绕着董仙生和曲辰两个人物展开,二人是大学同学,董仙生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这一年,曲辰刚刚告别监狱。董仙生兜转在文人圈子之间如鱼得水,是省社科院副院长的候选人;但当年也曾意气风发的曲辰却无法再次融入这种生活,他在饭局上默不作声,讨厌何小麦的某些兴趣和独特癖好,最后在为狱友小张讨回清白的过程中,帮助小张做了十几年前没做过的事,作为帮凶再次入狱。丹麦奶糖似乎是飘忽于小说两条线索之外的。董仙生第一次收到丹麦奶糖的时候,并没有太在意,将它顺手扔给了向自己敬礼的门卫曲辰。当他第三次收到奶糖的时候却不得不引起一定的注意,以为是他的竞争者焦处长发出的暗示。他让曲辰帮忙调查焦处长的字迹,但在曲辰的帮助下否认了这种设想。与学生讨论《安徒生童话》后,董仙生收到了第四盒奶糖,这更令他寝食难安。偶遇孟夏后,他把奶糖转送孟夏,也否认了奶糖来自孟夏的设想。董仙生在晋升省社科院副院长的关头爆出抄袭丑闻,在由他的博士生黄莺儿代笔的一篇论文中,黄直接挪用了别人的观点,导致他在竞争中败北。董仙生去看望入狱的曲辰,曲辰却说他们都在另一种牢笼之中。回程中,董仙生提出想去孙尔雅支教的云南勐海,但最终未能成行。丹麦奶糖持续寄来,直到曲辰从董仙生的生活中再次消失后的一年。小说以董仙生尝了一颗来源不明的丹麦奶糖作为结束。“甜,甜味不像我们国家的糖,没有那么浓,如同刮过一阵香甜之风。淡淡的甜味慢慢地从舌尖,口腔,大脑神经,向全身蔓延,舒畅无比。我又蜕去了一层皮。是该忘记它的时候了。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当多达六盒的甜蜜堆积如小山时,谁还想去思考那些干扰我们正常生活的烦恼呢。”

在《丹麦奶糖》中,奶糖既不作为叙事的核心也不作为叙事的动力,它是董仙生以为的定时炸弹,最后却成了他心安理得的甜味。小说中,奶糖本身并不承载美意或者恶意,但是董仙生在由猜疑到接受的过程却赋予了奶糖不同的意味。小说中极力揭露的知识分子精神涣散的状况,就类似于董仙生对丹麦奶糖的接受过程,在一层层蜕剥之中,安然享受一点“甜味”。身为成功人士的董仙生一直在为自己的成功现状而沾沾自喜,但在他身为特级教师的妻子肖燕看来,董仙生却早已背弃了曾经高远的人生理想,“不像是一个有个性的人,而是被驯化出来的产品,好像这个社会是个庞大的机器,专门生产你们这样的人。你和那些人一样,留恋自己的成绩,沾沾自喜,喜欢被捧上天,有天生的优越感,觉得这个时代就是你们的。你们变得自私、高傲,你们更像是守财奴,固守着自己的那份累积起来的财富,守着自己已经获取的地盘,小心翼翼地看护着它,容不得被超越,容不得被遗忘。”“这么多年,你像是个饥饿的人,疯狂地占有,疯狂地攫取,你想得到所有可以证明你身份地位的证书、奖励、职位、津贴,连我都替你累了,你却从来都没有感觉到疲惫。”对于自我的精神蜕变,董仙生虽略有所知但却又难以自拔:“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蜕皮的动物,会周期性地蜕去原有的皮肤,那些皮肤由不断变化的思想、意识、感觉、情绪组成。多少年来,我渐渐地蜕去了激情那层皮肤,蜕去了幻想那层皮肤……每一次,我都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重生。我也不知道,是越来越喜欢这样的蜕变,还是厌恶。”虽然从语言表述看,董仙生似乎的确还有着自我警醒的一面,但就其具体的人生轨迹来判断,正如妻子肖燕所言,“我”却早已在背弃自我理想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了。

与卡斯特罗和丹麦奶糖在小说中的意义较为隐晦不同,《完美的焊缝》中的完美焊缝却极好理解。郭志强是八方炼油厂的焊工,同时也是一名诗歌爱好者,他对焊缝的理解构成了小说中师徒关系和情侣关系的理解。“两部分金属,管道或者钢板,就像两个不同的人,迅速地升温,飞翔到顶点,再飞速地冷却,急剧地降落。如果是两个人,这得是多么巨大的考验。而正是这种熔化,凝聚,升温,冷却,在快速的巨大落差间,才让它们完美地接合在一起。”小说以师徒关系的裂变开始,师傅对着众多徒弟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出卖了我。”尽管,郭志强心知肚明那个人并不是自己,但他确实是最被怀疑的对象。之前,孟海军的女儿得了白血病,需要一大笔钱,师傅出主意通过卖掉厂内检修换下的旧设备为他提供资助,郭志强是师徒几十人中唯一的反对者。当郭志强把两千块钱拿到孟师弟跟前的时候,“海军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我,他的脸色像猪肝一样,好像我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似的。他说他不需要我的怜悯和施舍。”由此,郭志强与师傅之间产生了嫌隙,如一道焊缝,再也难以真正弥合,如郭志强所说:“我尽了力。有心做好,却无力回天。我蹲在那里,腿发软,手抖得厉害,就像我刚开始当焊工学徒时一样。不管我如何用意志来控制,也无济于事。”而在郭志强与恋人小苏之间,从小苏在郭志强外出之时给师傅送烟开始,就产生了看不见的裂缝,这缝隙使得郭志强最后失去了在文学上志同道合的恋人小苏。随着师傅日益膨胀的权威之感和郭志强对内心的坚持,他作为师徒行列中的异质者,终于无法再与其为伍,于是带领着内心同样有所坚持的师妹离开。焊缝,本是裂变的两端生硬的弥合,完美的焊缝,更是内心幽暗之处坚不可摧的伤口。势易时移,炼油厂倒闭,郭志强成了电焊行业的强者,在林芳菲的劝说之下,郭志强收留师弟们,与师傅之间的往事也终于化解在那一声“师傅”中。

黑眼睛在小说《黑眼睛》中的出现方式,似乎又不同于前三者。在《完美的焊缝》中,郭志强和小苏就结缘于顾城的诗集《黑眼睛》,那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是一代青年在暗夜中的呼喊。以“黑眼睛”为题,刘建东将这篇小说的目光转向了历史。小说中的骆北风,即小说的叙述者“我”,“躺在黑暗之中,我用黑色的眼睛看着这个即将离去的世界”开篇,以“我黑色的眼睛,渐渐地要闭上了,它会被更浓重的黑色所覆盖”结尾,使小说构成了一个临终之人的叙事圈。在“我”的讲述中,触及了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英雄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此后,沿着塑造英雄的轨迹,欧阳炜、骆北风、黄楣佳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变化。救人者骆北风成了仇视社会主义的坏人,被救者欧阳炜成了“护厂模范”和“党的好女儿”,而出于塑造英雄典型而改写故事真实情况的黄楣佳一生都处于改变别人命运的愧疚当中。小说中,眼睛的追问贯穿前后,似乎是想要追问真实,但是小说人物的行动却呈现出对真实追问的悖反。黄楣佳从想要改写故事,把骆北风塑造成衬托英雄的反面之初,就有着对眼睛的追寻。“黄楣佳盯着我的眼睛,她似乎想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一丝的游离。”但是“我”却“看到自己的眼睛清澈透明,充满着浓浓的爱意,无限的对美好事物的向往”。然而骆北风似乎对自己做出的决定准备不足,他的“黑眼睛在茫茫世界中搜寻自己”,“虽然有些悲壮,有些无奈,却还是踉踉跄跄地迈出了那一步。”眼睛持续追寻着骆北风,当他想自杀的时候,当他看到妻子小纪自杀的时候,当他用口琴吹奏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的时候,也包括黄楣佳写出《被遗弃的人》想要为骆北风翻案,但他拒绝了黄楣佳的翻案的时候。多年前的故事压在“我”的身上,“以前的那个我,在梦中都不会出现,他是另外一个人。我常常在夜里醒来,我能看到,在屋子的黑暗深处,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那个躺在床上的人,他的内心袒露无遗。”但是故事的走向是,“我”拒绝了黄楣佳的翻案,如骆北风所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与你无关。而且这就是历史,历史岂是你一个人能承担得了的。”小说走到这里,就抛出了另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历史的真实?”从历史发生的现实角度来说,真实即是当下欧阳炜、骆北风、黄楣佳的处境,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基于塑造英雄而改变的几人命运似乎又不能称之为是一种历史真实,因为其根基本就是虚假的。尽管小说以“黑眼睛”命名,似乎是想寻求一种真实,但是故事的走向却泄露了作者,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在面对历史的时候,都有一种本能的胆怯和躲闪。小说最后以“对不起了,黄楣佳!”和“窗外黎明已经到来”作为结尾,似乎还在展现黑眼睛的孜孜以求。

在刘建东的这四篇小说中,卡斯特罗、丹麦奶糖、完美的焊缝、黑眼睛都具有一定的象征隐喻色彩,但是在小说中的存在方式却各有差别。把小说题目作为解读小说的题眼,只是小说文本分析的一个开始,接下来需要理清的就是这几篇小说的同一主题——师徒关系呈现背后的真实表达。

二、生命困境的描摹

尽管,刘建东的“师徒系列”和“我们系列”小说中多是小人物,但是在他的小说中,中心议题并非是现实生存层面的问题,而更多地表现为形而上的生命困境描摹,这种困境突出地表现在知识分子和几个女性身上。

一九八九年夏天毕业于兰州大学的董仙生,毫无疑问是当下这个时代的一位成功人士。身为全国知名的文学评论家,他在指点文坛激扬文字的同时,也还身兼省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小说开始的时候,成就突出的“我”,不仅已经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而且还是省社科院副院长的有力竞争者。在小说中,“我”的主要对立面,是另一位副院长人选的有力竞争者,身为军转干部的老焦。由于出身背景有别,两位可以说各有所长。如果说老焦更擅长于处理人际关系的话,那么“我”的专业优势则更加明显:“我在自己的事业上一路狂奔,而他已经修炼成一个职业的官僚,据说他已经攀上了省委副书记。我一直自信自己的专业能力,不屑于搞这一套,觉得还是得靠实力说话,他一个军转干部,丝毫没有业务水平和能力,凭什么与我抗衡?”然而,尽管“我”对于自己的事业前景自信滿满,但因为总是莫名其妙地收到由本市寄来的一盒“丹麦奶糖”的缘故,“我”不由自主地把怀疑的目光聚焦到了政治对手老焦的身上。为此,“我”甚至不择手段地暗中唆使老同学曲辰利用送快递的机会将老焦的笔迹套出来。虽然对照笔迹的结果似乎排除了老焦的“作案”嫌疑,但“我”对于老焦的戒心却始终都未能消除。到最后,导致“我”在副院长竞争中败北的“抄袭”问题,似乎也隐隐约约与老焦有关。事情的起因是“我”的一部评论集《听,那精神的轻唤》入围了全国最高奖“文学评论奖”的最后获奖名单。眼看着“我”就要登顶全国最高文学奖,没想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网上却突然爆出了这部评论集中的一篇文章涉嫌抄袭,引起轩然大波。原来,因为“我”的文学活动过于繁忙,接到《文学思潮》杂志的命题文章邀请后,“我”便把大概的想法告诉自己

的博士生黄莺儿,委托她代笔,文章写成后,“我”只是稍加润色,就发给了杂志社。没想到,问题偏偏就出在这篇由学生代笔的文章之上。按照黄莺儿自己的说法,这个错误其实是她的无心之过:“她说,她写的时候根本没多想,写到那里时,那些观点好像就已经在她脑子里形成了,顺手拈来,她根本想不起来,那是她曾经看过的她一个硕士师兄写过的主要观点。”抄袭这一细节的设定,一方面说明学界抄袭现象的普遍,另一方面也说明着代笔现象的普遍。从此意义上来说,董仙生不可谓不是一个失道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依然是一个成功者,哪怕在抄袭上栽了跟头,“一连几天,都有人发来信息和问候,劝慰我,替我惋惜。”我拥有如此成绩,但是妻子肖燕似乎却并不满意,她把我当作是功名利禄的攫取者。看起来,肖燕是一个坚持理想的人,她陪着曲辰寻找小张强奸案的真相,在曲辰入狱之后,还把《安徒生童话》送给曲辰,但是问题的中心就在于,她一面对利己主义者的“我”不满意,却也承认“如果我一无所有,像曲辰一样一无所有”,她也不能满意。“我”和肖燕每年一趟的北戴河之旅有着特殊意义,肖燕认为,“真实的我们留在了那里,只有回到那里,短暂地忘记现实,她才感觉到内心的安宁。”北戴河之旅的插入展示了董仙生满怀知识分子理想的另一面,似乎是对他利己主义者一面的平衡。但是这生活中唯一的平衡,在董仙生放弃以后,就昭示了利己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不兼容。终究,董仙生这样的人,还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其精神的迷惘涣散,不可拯救。

将郭志强和骆北风划归为“得道寡助”的一派,看起来似乎并不符合小说的叙事逻辑。郭志强因为离开八方炼油厂以后事业大获成功,使得叙事走向了“好人有好报”的圆满,似乎也就暗合了“得道自有天助”的说法。而对于骆北风来说,黄楣佳的一次虚构,让他的命运脱离了正轨,欧阳炜和黄楣佳却因此对骆北风一直心怀愧疚,使得骆北风看起来达成了一种“高尚”的胜利,小说意欲突出的也是这种胜利。但是,无法忽略的是,从《完美的焊缝》开始,郭志强就以道为守,站在了众人的对立面,作为被误会的叛徒而被孤立,而骆北风,尽管大家都明知他是被牺牲者,在历次曲折关头,却也少有人能为他说话,他们两人作为道义的守护者处于人群中的边缘地位,这不是事业的成功或者“高尚”的胜利能够补偿的。小说的这种设置揭示了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所导致的不良社会秩序,但是却无力使其回归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正常秩序之中。

如果说,男性精神世界的形态较为单一,他们面对的还是一个问题的是与非,那么,女性生命的困境就显得更加复杂与波折。在《阅读与欣赏》中,“我”是一个刚刚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一家炼油厂工作,冯茎衣是我的师傅,借助于“我”的观察视野,刘建东把一个女性的生命的困境展示在大家的面前。冯茎衣跌宕起伏的半生命运,可以被切割为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是她丈夫发生车祸前的生活“放荡”阶段。这个时期的冯茎衣,以“交际花”的形象辗转周旋于最起码不少于七个男性之间,“美丽、奔放、放浪形骸。她像是浓艳的花,开得热烈而凶猛。”她所恪守的生活原则是:“反正我是快乐的。我遵从我内心的需要而活着。”虽然,小说解释了冯茎衣“放荡”行为的原因,一是母亲的遗传基因,二是因为自己婚姻的不够如意,但是强调她的“放荡”,更多地却是她遵从着内心世界中的自我指令,是“与生俱来的”。但就在叙述者“我”以为,师傅冯茎衣要在她认定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她随心所欲的生活停在了痛苦的十字路口,原因是她丈夫杨卫民突然的车祸身亡。尽管他们之间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爱情可言”,但因为那天出事之前俩人曾经大吵过一架,所以,冯茎衣便把丈夫车祸身亡的责任主动承揽在了自己身上。从此之后,深陷自责的冯茎衣,便开始凭借狂热的工作姿态实现自我救赎。一位“交际花”式的“放荡”女人,就这样脱胎换骨地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铆悍大王”,成为本系统鼎鼎有名的劳模。然而,就在“我”认定师傅将由此顺利升职,极有可能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乃至于主任的时候,其命运轨迹再次发生转型。她曾经的情人王总“多年前抹平的倒卖成品油事件重新发酵,被纪委立案调查了”。王总出事,就牵扯出了冯茎衣。在自我交代的过程中,毫无担当的王总,居然把自己堕落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了冯茎衣身上。“在他的描述中,师傅是一个邪恶的魔鬼、女妖精,用尽各种妖术迷惑他、引诱他,以至于他迷失了前进的方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她的欲望是个难以填满的欲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冯茎衣不同于王总那样,没有把责任全部推开,她说出了她所有参与的倒卖油票的事情,她对我和马大姐说:“我为以前的我感到羞耻。”这对冯茎衣构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你知道我当初从那样一种放任自流的姿态变成这样有多难,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我的丈夫走了,我和我丈夫的家人成了仇人。这一次,我的代价更大,因为我的心死了。”“心死了”,但生活却还得继续下去。

就在我们以为冯茎衣的苦难终于要告一段落的时候,残酷的命运却依然埋伏在她的人生前路伺机等待着对她展开再一次伏击。为母亲祝寿的酒宴上,酒鬼父亲醉酒后当众又一次对母亲大打出手。站在一边的冯茎衣终于忍无可忍,虽然只是那么轻轻地一推,却让已经处于烂醉如泥状态的父亲从楼梯上滚下去,并因此丧命。就这样,“师傅,她三十七岁的生命到此划了一个大大的句号。因为过失杀人,她获刑五年六个月。”被判刑倒也还罢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却是事发后母亲对于冯茎衣自始至终都不肯原谅。明明是为了维护母亲而失手致父亲丧命,但却得不到母亲的原谅,这就无异于在冯茎衣本就鲜血淋漓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她内心那种无法言说的苦楚,读者自然可以体会得到。入狱后的师傅,除了替“我”抄写小说稿外,“几乎每两天就会给我写一封信”。在信里,她什么都写,“就是不写自己,在她的信里,我想找到她的影子,我发现,她不过是两只眼睛,而她的思想,她的灵魂,都在那不完整的天空中飘荡。”

不管是董仙生,还是骆北风、郭志强,又或是冯茎衣,他们面对的始终是一个自我的问题。董仙生自适于丹麦奶糖的甜味,骆北风始终守着黑眼睛,郭志強心中的焊缝尽管化解在一声“师傅”中却也还是会存在,而冯茎衣,并不是她不在信中提及自我,自我就真的不存在了。尽管,长久以来,知识分子书写一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其传统的形象书写来说,道义坚守者骆北风和郭志强应该是两个传统形象,而董仙生展示出的是以他为代表的一类人所面临的新型问题。在董仙生的身上,官僚和教授两种身份同时存在,成了他焦虑的根本来源,前者的渗透浸润了他理想主义的一面,他虽有所察觉却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而冯茎衣,在1980那个一向被标识为“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年代的小说叙事中,她是迄今为止很难见到的一个把爱情与性做如此自我剥离的真实女性形象。人生经历过数度根本性转折之后业已身陷囹圄的冯茎衣,为什么要刻意地规避自己的存在,不愿意在信中触及自我的思想与灵魂,显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知识分子到哪里去

如果说“我们系列”的主要人物展示了刘建东所观察到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困境,那么一些配角就提供了关于知识分子人生的另一种

观察。

孙尔雅出现在《丹麦奶糖》的后半段,似乎是為了给刘建东这一类人一个“诗和远方”。她是肖燕学校的同事,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优秀,“可有一天她却突然辞了职,远赴云南勐海一个偏僻小山村去支教。”面对着同事的询问,孙尔雅给出的答案是:“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在网上看到一张一个旅行人拍的那所山村小学的照片,便有了去教书的冲动。”然后,就是孙尔雅老师通过微信传递给外界的各种信息:“有山村小学的一砖一瓦,有小学生们稚嫩而灿烂的笑容,有崎岖的山路,有湛蓝的天空,还有新长出的路边的小草。通过那个孙老师的眼睛,通过她的镜头,世界是那么美好,而孙尔雅就是那个制造者。”与“我”(董仙生)、肖燕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些蝇营狗苟相比较,孙尔雅的人生选择的确称得上是理想高远。唯其如此,目睹了曲辰二度入狱的“我”(董仙生)方才对肖燕不无坚定地表示,自己一定要去云南勐海,要去看看那个山村小学。这种想法的生成,很显然意味着董仙生精神世界深处某种高远理想的再度生成。问题在于,就在董仙生决定要去云南勐海看看的时候,从肖燕处得到的消息却是:“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在微信上看到她的消息了,她令我非常担心。”为孙尔雅提心吊胆者,绝不仅仅只是肖燕,更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广大读者。孙尔雅到底怎么了?遥远的云南勐海的那个山村小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这一切,虽然作家刘建东并未做明确的叙事交代,但毫无疑问的一点却是,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都未在微信上露面,肯定意味着孙尔雅那里的情况并不像前面所描述的那样乐观。在一种象征的层面上,孙尔雅问题的出现,其实意味着理想色彩非常鲜明的“诗和远方”的根基并不怎么牢靠。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形象是《丹麦奶糖》中的曲辰,看起来他是作为一个时代落伍者而存在于小说中的。1989年,董仙生、曲辰、肖燕三人从兰州大学毕业后,一起分配到了石家庄工作,曲辰的梦想是做一名记者,成为无冕之王,而他也是他们三人中最早实现自己梦想的。这时候的曲辰,身上所携带的依然是独属于1980年代的精神气质,充满理想热情,意气风发。他十分神秘地向朋友们宣布,与电视台那个叫孟夏的姑娘恋爱了,但是却在孟夏的生日宴会上,失手杀死了孟夏真正的男友,此后锒铛入狱,度过接下来的20年。出狱后的曲辰,被时代迅速地抛落在后面,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才子只能去做门卫。在董仙生带他出场的酒桌上,他无论如何不能自如。之后因其经历得到何小麦的关注后,他却不能忍受何小麦的思维行为方式,最后只能在为狱友小张寻找真相中找到寄托。但是真相不得的情况下,他又作为帮凶让小张真正强奸了印彩霞,使得原本的错案成了一起真案,再次入狱。入狱后的曲辰,面对肖燕郑重其事送给他的《安徒生童话》,没有丝毫兴趣,因为“这里的人们不喜欢”。这就使得曲辰的存在,一方面是对知识分子求真精神是否还依然适宜当下的质问,另一方面是“知识”本身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否仅仅是一种有助于他们在人群之中闪光耀眼的资本?他们喜爱的也并非“知识”本身。这样一来,小说追问的,就不仅是知识分子精神境遇的问题,而是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本体,其本身是否也存在问题。从曲辰那里,我们应该可以得到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曲辰的落伍者形象即是对知识分子求真精神在当下不再适用的否定回答。而第二个问题的存在,可能就证明了知识分子主体本身从根源上的乏力与虚弱。

作为一个怀疑论者,刘建东提出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无解的。在刘建东的这一组“我们”系列小说中,他的确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现状给予了集中关注,对问题的成因也给予了抽丝剥茧的剖析,但正如《丹麦奶糖》最后那个开放式的结局一样,问题一直到小说终篇时都依然是无解的。在如此一种精神现状之下,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到哪里去,或许就是需要我们和刘建

东一起共同关注思考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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