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史学:求事物变迁之际而明其因果》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谈史学:

求事物变迁之际而明其因果

王国维将古今中西之学划分为三大门类——科学、史学、文学,“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认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也。古今东西之为学,均不能出此三者”。

天下事凡其肇始皆出有源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强烈冲击。1902年,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四弊”“二病”“三恶果”等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在《新潮》上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张煊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创办《国故》杂志,与新文化新思想进行抗衡。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创办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就是“国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的影响,又感于胡适“整理国故”的号召,坚持从历史出发,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

天下事凡其肇始皆出有源。中国社会的大动荡,乃是封建体制行将没落,新政体正欲走上历史舞台的必然。而学界的变化,乃是甲骨文与敦煌遗书被发现后,学术界自觉求新的趋势。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王国维自觉顺应学术潮流,以创新的学术方法和求新的学术心态,结合自身扎实的旧学功底,使自己得以立身于大师之列,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在甲骨文研究领域,王国维凭借名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蜚声海内外。除了发明以称谓定时代的方法,王国维又将甲骨文缀合,对散乱零星的内容进行了疏理和整合,令后世得以了解殷人在祀礼上的差别,例如:对于有过特殊贡献的先公和直系的先王,祭礼会格外隆重,对旁系先王的祭礼则会稍减,有所谓大示和小示、太牢和少牢的区别,体现了宗法上的亲疏厚薄。

王国维的古史研究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考礼”。在《殷周制度考》中,他为后世考证出了“同姓不婚之制”,在《殷祭》中,他告诉世人,在商代已经基本实现了“一夫一妻制”婚姻制度。这样的考证,令我们对社会、文化的发展有了更好的把握。

通过对《尔雅》中草、木、虫、鱼、鸟、兽释例的研究,我们从中能够发现古史研究中蕴含的现代意义。人类文化源于对自然物的图腾崇拜,但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还在于对自然物的比照研究。

在研究历史地理学的《秦都邑考》中,王国维展示出一幅秦迁都之轨迹与国势发展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影响现实、独具意义的发展着的历史缩影。

中国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中国,原因要到历史中去寻找。

王国维的史学方法论

“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在史学研究中提出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按照陈寅恪的总结来说就是:“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三点概括很好地体现了王国维的治史特点。相比于长久以来只对流传下来的古籍进行考证的方法,王国维的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

地下材料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甲骨文和金文,同样也是王国维下力气最大的,要把这些资料同纸上材料相印证,主要是通过文字音韵训诂等手段来实现的。王国维在考证历史的过程中,把文字的训释与对史事、制度的考察结合起来,重视实据,强调“目验”,反对穿凿附会。此外,王国维在考证古史过程中还格外强调重视其他民族的文献,以此作为对本民族历史资料的补充。

古史新证的方法相比以前的考据方法,有了明显的进步,更具科学性。“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使人们对地下出土文物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堪称中国现代历史学的第一个方法论,中国现代学术中考古学的建立,也与此有着脱不开的联系。

众所周知,近代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转型期,这般“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结上,更深入于学术文化的各个方面。史学界的矛盾尤为突出,曾经被国人引以为傲的悠久历史遭到了强烈质疑,甚至遭到抛弃,传统史学面临着重重危机,“史学革命”应运而生。然而,“革命”之后,新的出路又在哪里?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加深,国人的视野愈发广阔,于是“古史重建”与“重估价值”就成为了学界的普遍选择。

通常来说,所谓的“古史重建”专指上古史的重建。上古史一方面是中国历史的源头,中华文明的各方面问题都要从这里寻找答案;另一方面,这段历史的基本事实,以科学的眼光看来却是不确定的,难于构成信史。王国维的新史学牢牢地扎根于旧学之上,在面对新问题时,他大胆利用新材料,使传统经学走上了近代史学化道路,承前启后,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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