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韩碑》与唐人的文体革新精神

李商隐的《韩碑》与唐人的文体革新精神

韩愈的《平淮西碑》与李商隐的《韩碑》是唐文与唐诗中有重大影响的名篇。一文一诗，均与中唐时期平淮西之役有关。此次战争，牵系国家命运，唐宪宗平叛的态度坚决，而宰相裴度则亲临前线谋划指挥。宋代黄彻云：

裴度平淮西，绝世之功也；韩愈《平淮西碑》绝世之文也。非裴之功，不足以当韩之文；非韩之文，不足以发裴之功。

平淮西战役和韩愈碑文的重大意义，确实有如黄彻之评。李商隐的《韩碑》诗写于韩文之后约四十年左右，由歌颂平定蔡州，进而大力推崇韩碑。诗中以强烈的情感，追怀元和时期君相协谋，扫平叛乱，中兴唐室，虽可能借题抒慨，有所托寓，但就咏《韩碑》而言，则是《平淮西碑》接受史上最有识见的一篇文字，也是唐代文论（以诗体写成）中尚未受到应有注意的重要文献。诗中称韩文为“破体”，说韩愈下笔撰写时“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他自己咏《韩碑》，对韩愈为文则又追随效法，显出特异风格。从韩愈到李商隐的实践和主张，在当时具有代表性。联系唐代其他作家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文坛上积极大胆地追求创新的精神和在创作实践中的某些方法与途径。正是这些，有力地推动了唐代文学走向空前繁荣，同时对我们今天的创作，亦有借鉴意义。

一、“破体”——李商隐对韩文的阐释

李商隐的《韩碑》诗，从诗题看，是以诗体咏韩文之作。但历来从论文章的角度，特别是从文学思想史意义上加以注意的却很少。究其原因，除一般读者往往只注意探求其政治上的寓意外，有关词语诠释上的困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诗中评价韩愈《平淮西碑》的关键词——“破体”二字在诠释上几经周折。明末释道源云：

“破体，破当时为文之体”，解释是正确的，但话语简短，反而受到后来注家的怀疑。清代乾隆年间，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中云：徐浩《论书》：“锺善真书，张称草圣，右军行法，大令破体，皆一时之妙。”按：破体谓变化前人之体。戴叔伦《怀素草书歌》：“始从破体逞风姿”也。又《陈书·徐陵传》：“国家有大手笔，皆陵草之。其文颇变旧体，多有新意。”昌黎此文，非唐人旧体，故道源注曰：“破当时为文之体”，义亦似通。但既曰“文成”，当言书法。

冯氏嘉庆重校本又补注云：

破体或谓破文体，或谓破书体。愚谓破书体必谬，谓破当时为文之体较是。如段文昌作即当时体矣。韩公《进撰平淮西碑文表》：“其碑文今已撰成，谨录封进。”愚疑碑文录在大纸，可铺丹墀，故曰“破体书在纸”，似可备一解。

总之，究竟是破书法之体还是破文体，冯氏一直游移不定，权威性的注家尚且如此，一般读者至此，自然因难得确解而不了了之。这一问题，直至20世纪90年代钱锺书《管锥编》出版，才得到真正解决。《管锥编》第三册《全汉文》卷十六《文之“体”》引述了释道源对“破体”的解释后云：

此“纸”乃“铺丹墀”呈御览者，书迹必端谨，断不“破体”作行草。文“破当时之体”，故曰：“句奇语重喻者少”；韩碑拽倒而代以段文昌《平淮西碑》，取青配白，俪花斗叶，是“当时之体”矣。商隐《樊南甲集序》自言少“以古文出诸公间”，后居郓守幕府，“敕定奏记，始通今体”，又言“仲弟圣仆特善古文，……以今体规我而未为能休”，“破体”即破“今体”，犹苑咸《酬王维》曰：“为文已变当时体”。《历代名画记》卷一〇《张諲》条引李颀诗：“小王破体闲文策”，明指“文”而不指“书”，“闲”谓精擅。

钱氏的解释圆满透辟，彻底澄清了问题，他之所以能够作出确解，在于他的阐释更富有现代科学精神。钱氏云：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矣。

冯浩等人的解释是就词论词，对“破体”一词在《韩碑》中究竟属书法还是属文法问题就只能犹豫不定，钱锺书是根据词的本义，又结合全篇之意和上下文之意来加以训诂，因而得到了确解。

明白了“破体”的确切含义，对李商隐用“破体”称许韩文所表现的见识和文学思想，才可能有充分的认识。韩碑的“破体”，既是对当时流行的骈体文（即“今体”）而言的，又是对碑铭这种特定文体而言的。唐代承六朝馀习，骈体文占绝对优势。到中唐，韩愈、柳宗元等人大力创作散文，改变文体，韩碑即属此种，这是一层。而碑铭这种文类，骈俪的积习又尤其深重，六朝以来，一直用骈体。《平淮西碑》是在淮西战役胜利之后，韩愈亲受皇帝诏命而作。这样一篇典谟雅颂大文字，韩愈竟然破体为文，该需要何等的勇气和魄力。而碑成之后，据《旧唐书·韩愈传》载：

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按：为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可见韩文虽曾刻石，但终因受谗被磨去，代之以段文昌所撰之碑，段碑所用的即是传统的骈体。尽管有这样的背景，李商隐仍然极力推崇韩碑，肯定韩愈“破体”为文，有若“元气”。实际上李商隐本人是晚唐骈体文（四六）大家，为韩柳古文运动之后代表骈体文复苏的标志性人物。李商隐不以己之所长，固守骈体藩篱，竟大力推崇韩文，表明他能跳出狭隘的圈子，从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上，公正估价前辈作家的贡献，他对于韩碑的热情赞扬，不是出于盲目崇拜，而是基于对韩文创新精神和高度艺术成就的深切认识：

公退斋戒坐小，濡染大笔何淋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愿书万本诵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传之七十有三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

细读以上诗句，可见李商隐对于韩文，不仅有认真的分析，而且对韩碑的创作过程亦有深切的揣摩和体会，可以说在文心上和韩愈获得了沟通。

韩碑变体为文，难处不只是破骈为散的问题。碑铭需要典重，尤其是为平淮西战役纪功这样的重大题材，更需要能够叙颂得体，显示朝廷的气象和威严。适应特定题材的需要，为避免散体可能产生的平淡疏冗典重不足的问题，韩愈在碑文序的部分，从最古老的《尚书》中吸取其句法语气，碑文的铭辞，又从《诗经》的《雅》、《颂》中取其辞严义伟、质实古朴，做到如李商隐所称“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从而使碑文破骈为散，在威重雄警方面远远超出骈体之上。后代有人可能受李商隐启发，也很注意《平淮西碑》与《尚书》、《诗经》的关系，如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卷二云：“龙图孙学士觉喜论文，谓退之《淮西碑》，叙如《书》，铭如《诗》。”其说与李商隐一致，但未及李之深刻。孙觉无非是说韩文模拟《书》、《诗》，与之相似，李商隐则强调，对于《书》、《诗》的“点窜”、“涂改”。他不是着眼于相似，而是着眼于改造创新，驱遣《书》、《诗》，为我所用，本质上是化腐朽为神奇，达到“破体”创新的目的。这方面，清人姚范倒是较有见识，其《援鹑堂笔记》卷四二云：“昔人谓‘序似《书》，铭似《诗》’，余谓铭辞酣恣奋动，正以不全似《诗》为佳。”总之，《平淮西碑》是破体为文，对于古代经典，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吸收中大力地进行了改造。李商隐又从韩愈的《平淮西碑》得到启发，在自己的创作上贯彻了同样的精神。

二、“题赋韩碑，诗定学韩文”

《韩碑》在李商隐诗中风格是十分独特的。历代学者都指出这一点。如宋代曾季貍《艇斋诗话》云：“李义山诗雕镌，惟咏韩碑一篇，诗极雄健，不类常日作。”清代李因培《唐诗观澜集》卷五云：“玉溪诗以纤丽胜。此独古质，纯以气行，而字奇语重，直欲上步韩碑，乃全集中第一等作。”可见《韩碑》在李商隐诗集中面貌非同一般。一个作家，突破自己的通常风格，而且在另类风格上，显示了自己堪称大手笔，并不容易，首先在创作上要有一种突破自我的强大动力。这种动力的产生有深层的原因，也往往有直接的诱因。朱彝尊特别注意《韩碑》所呈现的风貌与其所咏对象的关系：

（“字奇语重”）四字评韩文，即是评此诗。题赋韩碑，诗定学韩文，神物善变如此。此诗韵即学韩文，非学韩诗也。识者辨之。

朱彝尊的批语分三点：1.指出李商隐以“字奇语重”评韩文，而自己的诗亦同样如此；2.认为李商隐因赋韩碑，下笔时就一定学韩文；3.诗韵即学韩文。强调李商隐是受题目影响，因而诗学韩文，形成文体之间交融。李商隐《韩碑》诗风格之所以迥异于其一般诗歌，在追论风格发生变化的原因上，除朱彝尊特别注意到学韩文外，当然还有一些学者将其与韩诗相联系，认为李商隐此作追步韩诗，在气魄上能与《石鼓歌》旗鼓相当。由于韩文与韩诗本即相通，近韩诗与近韩文之说并不相悖，且彼此可以互相补充和支持。取法韩文，即有可能近于韩诗。汪辟疆云：“《韩碑》一篇，为义山刻意学韩之作，非但学韩诗，且学韩文也。”所论通达，顾及了诗文两个方面。因本文旨在论述不同文体之间的交融借鉴，对同属于诗体范围的《韩碑》与韩诗之间关系，暂不细论。以下，仍将话题集中在《韩碑》与韩文关系上。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对于李商隐来说，要追步韩文，而所写的又是诗，就不可能亦步亦趋，简单模仿，而是一种难度很大追求符合一定目标的创新。

《平淮西碑》和《韩碑》就文体而言是开在异株上的两枝花朵，但正像其题目联系极紧一样，二者在追求变体的创新精神方面，也是前后相连相贯的。不仅韩愈破体在先，需要过人的胆识，李商隐再接再厉要在诗体上取得成功，更有其难度。对这一诗一文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唐人的文体创新精神和所走的途径。我们且探究一下两家的一些做法：

1.章法结构

在结构安排上，韩愈《平淮西碑》重点突出宰相裴度赞助唐宪宗平叛，亲临前线指挥的战略决策之功。文章意在宣扬朝廷坚决讨伐藩镇割据的战略方针，提高中央政府威望，警戒其馀仍抱对抗态度的强藩。为了形成强大的气势，韩文无论是序是铭，都从安史之乱破坏国家统一，强藩长期嚣张跋扈写起，对宪宗决心诛讨，君相协谋，大书特书。王谠《唐语林·文学》曾记有所谓柳宗元之论，说是：“韩碑兼有帽子，使我为之，便说用兵讨叛矣。”此言是否出于柳宗元，学者多表示怀疑，难以确考。但如果碑文真是一开始“便说用兵讨叛”，则成了普通记事，连段文昌撰碑，也未采取这种写法。因为这样开头，难以见出淮西战役的重大意义，并在文中形成强大的声威气势。而韩文在结构安排上则极具匠心，先追溯国家统一昌盛的局面遭安史之乱破坏，叛镇长期割据，乃至朝中将相习见熟闻，以为当然；次述宪宗即位，平定夏、蜀、江东、泽潞，无不从其所愿；然后方叙述蔡州吴元济嚣张，面对朝廷一片姑息之声，宪宗态度坚决，命将讨伐，裴度则极力赞助支持。在展开具体战争之前，先蓄足了声势，显得振拔异常。李商隐《韩碑》诗的章法安排取法于韩文。诗开头：“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纪昀《玉溪生诗说》云：“蘅斋评曰：‘首四句叙平淮西之由，庄重得体，亦即从韩碑首段化来。’”又云：“‘誓将上雪列圣耻’，说得尔许关系，已为平淮西高占地步。（“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生罴。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四句极言元济之强，便令平淮西之功益壮。入手八句两段，字字争先，不是寻常铺叙之法。”纪评非常精到。汪辟疆亦云：“首四句，先叙宪宗为平淮西一役之主动。‘淮西’四句，则言吴元济坐致强大之故，非一朝夕。有此八句，则全篇乃为振起，而平淮西之师出不为无名。”总之，李诗开头，即以气势震撼人心，确实不是寻常铺叙，而取法则源于韩诗。

讨伐淮西，是一场牵动上下四方的复杂的政治军事行动。韩文序的部分侧重朝廷争议与宪宗命将用兵；叙战争过程，则简洁明快，剪去枝蔓；铭的部分，用较多篇幅，以铺张笔法，写战胜后景象及其对推进全国统一的重大影响，突出平蔡的意义，与开头强调讨贼事关重大相呼应。这样从文章旨意出发，去其冗杂，突出重点，有助于加强气势。李商隐咏韩碑，比韩文多出撰碑、推碑事件，在叙述上更不能没有法度。对此，冯浩云：“平蔡用简笔，作碑用繁笔”，认为这样做“不特相题宜然，亦行文虚实之法”（《玉溪生诗集笺注》）。用简笔，如诗中叙裴度统军出征，仅“阴风惨淡天王旗”一句，真是所谓“十四万兵如何铺叙？只‘阴风’七字传神，便见出号令森严，步武整齐，此一笔作百十笔用也。”（纪昀《玉溪生诗说》）诗叙袭破蔡州，生擒吴元济，亦仅“入蔡缚贼献太庙”一句，而于撰碑一事，则不惜用繁笔大加铺陈，且一开始就郑重交代出自皇帝诏命，以见撰碑非同寻常。这种先占地步，再加渲染的写法，是韩文为其提供了范例，李商隐成功地予以借鉴，可谓诗用文法。

2.语言修辞

《韩碑》叙述语气屡变，亦与韩文相类。或是客观介绍，或是主观抒情，或是作者陈辞（如“公之斯文若元气”），或是直接引入人物对话。这些对话，不是像一般诗中已将对话转换成诗体的句法和语气，而是散文化的。如宪宗命韩愈撰碑的对话：

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于职司。当仁自古有不让”，言讫屡颔天子颐。

对话中，宪宗的语气，以及“愈拜稽首”云云，古拗拙重，不似当时的一般诗歌语言。论其句法，诗中评韩文的“点窜《尧典》《舜典》字”之句，正透露了消息，《尚书·舜典》中舜任命禹、垂、益、伯夷、夔、龙等人，以及与稷、契、皋陶等人的对话，基本上就是这种模式。如：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

诗文异体，时代悬隔，语言变迁，《尚书》与《韩碑》中的对话，词语当然不可能尽同，但后者颇得前者神味。《韩碑》模拟《舜典》，除了要获得那种古朴、郑重的语感外，还因为诗中将宪宗与轩辕、伏羲、三皇五帝相比（“彼何人哉轩与羲”、“曷与三五相追攀”），故而此处模拟古圣先王语气，与前后形成联系与照应，以增强形象感。李商隐的这种笔法，可以说是把他从韩文中所获的心得，用在自己的创作上。韩文如叙宪宗命将一段：

皇帝曰：“惟天惟祖所以付予任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为无助！”曰：“光颜，汝为陈许帅。”……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赏罚用命不用命。”

关于这一段，宋代杨万里云：“《平淮西碑》，自皇帝：‘曰光颜：汝为陈许帅’，‘曰重胤’云云，‘曰弘’云云，‘曰文通’云云，‘曰道古’云云，‘曰愬’云云，‘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此用《舜典》命九官文法也。”根据杨万里之说，将韩文与《尚书》对照，可证所论极是，此即所谓“点窜《尧典》《舜典》字”。韩文、李诗取径一致，以不同的文体各逞风姿。

韩碑铭辞用四言，有近于《诗经·雅·颂》的朴雅厚重，既铺张形容，又叙议得体，张弛合度。除整体风貌外，某些修辞手法，亦渊源于《诗经》，其多用顶针句法或上下文重复一字乃至一句的，如：“河北骄悍，河南附起”，“夫耕不食，妇织不裳”；“乃相同德，以讫天诛。乃敕颜胤，愬武古通”；“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妇女，迎门笑语”；“蔡人告饥，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赐以缯布”；“始时蔡人，禁不往来。今相从戏，里门夜开。始时蔡人，进战退戳。今旰而起，左飧右粥”；“蔡人有言，始迷不知。……蔡人有言，天子明圣”；“其告而长，而父而兄”；“淮蔡为乱，天子伐之。既伐而饥，天子活之”；“始议伐蔡，卿士莫随。既伐四年，小大并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这些顶针和字词复沓重见，不仅使典重的四言铭文显得流动错综而免于板滞，更主要的是以前后呼应排比，增添了气势。此种修辞，《韩碑》诗中也大量使用。“咏神圣功书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呜呼圣皇与圣相，相与烜赫流淳熙”，上下句之间顶针，而后两句“圣”、“与”、“相”三字在本句或隔句重出呼应。“封狼生生罴”、“不据山河据平地”、“帝曰圣相相曰度”、“愿书万本诵万过”、“点窜《尧典》《舜典》字”，均句中重出一字，有的是两字相连，有的是隔几字重出，使衔接紧凑。“公之斯文若元气”与“公之斯文不示后”，分别在诗中领起一节文字，构成节与节之间的前后排比呼应。“帝曰‘汝度功第一’”三句，中间一句与前后句各重复一字（“汝”、“愈”），前后蝉联，构成由上贯下的语气。以上句法，在李商隐其他诗中少见，其中不少句子明显散文化，以恣肆的笔墨，写郑重的场面，增强句奇语重的效果，而顶针和前后呼应，亦适应了表达上劲气直达的需要。李商隐此诗之不同于其常时之作，固然有来自韩文的直接影响，但无论李商隐或韩愈，上述修辞手段都有更早的源头，即《诗经》。《韩碑》中提到的《诗经·商颂·清庙》、《诗经·大雅·生民》即有许多在一句或上下句中用相同字词呼应、对照之处。尤其是《生民》，第二节至第七节，每节开头都用“诞”字领起，造成次第井然、前后呼应的气势。其中顶针、叠字、同字词隔句重出的用例更为普遍而多样。拿《平淮西碑》、《韩碑》与《诗经》对照，可以看出韩文、李诗对之既有吸收，又多所变化，所谓“涂改《清庙》《生民》诗”，并非虚语。

3.声韵

李商隐诗在声韵方面亦借鉴韩文。韩碑铭文转韵，用得最多的是平声四支，李诗则用四支韵，一韵到底，更能显出气概。《韩碑》诗句中颇多拗调，纪昀注意到“咏神圣功书之碑”一句，说：“四平押脚，终觉太硬，唐人如此者甚少。”（《玉溪生诗说》）但李诗专咏韩碑，而这一句强调韩碑的重大内容，正是以其句调之硬来加强力度，以取得“字奇语重”的效果。沈德潜、王应奎又都注意到“封狼生生罴”七字皆平、“帝得圣相相曰度”七字皆仄。从句意看，前者强调淮西割据势力强悍凶戾，后者强调宪宗得裴度辅助，在声韵上皆有讲究。除此外，“入蔡缚贼献太庙”、“愈拜稽（上声）首蹈且舞”、“古者世称大手笔”，亦是七字皆仄。李诗拗句固然甚多，但应看到生峭的句法，特别是整句全平全仄，在《平淮西碑》铭辞中原即表现得很突出。如“吾强不支”、“羞前之为”、“遂（古又读平声）开明堂”，四字皆平；“魏将首义”、“聚以防我”、“始议伐蔡”、“进战退戮”、“顺性保命”四字皆仄。全平全仄，古诗虽亦有之，但“晚唐人古诗秾鲜柔媚”，李商隐《韩碑》的句调音韵不仅与晚唐一般风气不同，即使在玉溪集中亦属特殊。

《韩碑》以其独创在李商隐诗歌中占有突出地位，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取《韩碑》压卷，置于卷首。前引李因培评语，则谓为“全集中第一等作”。其他学者的评论，如：

锺惺《唐诗归》：“一篇典谟雅颂大文字，出自纤丽手中，尤为不测。”

钱良择《唐音审体》：“义山诗多以好句见长，此独浑然元气，绝去雕饰，集中更无第二首，神物善变如此。”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晚唐人古诗秾鲜柔媚，近诗馀矣。即义山七古亦以辞胜。此篇意则正正堂堂，辞则鹰扬凤翙，在尔时如景星庆云，偶而一现。”

以上评语可见《韩碑》艺术成就之高和它在历代受到的推崇。它的风格，在李商隐集中，特别是与其近体诗艳丽柔媚相比，另是一种面貌。而论其源，则与韩文有极大关系。它不只是将韩文艺术移之于诗，更主要的是学习了韩文追求“破体”的大胆创新精神，“点窜”、“涂改”经典，吸取各方面营养，在笔下别开生面。

三、“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

韩文破当时之体，李商隐加以推崇和追随，一文一诗，突出地反映了两位大家在文体文风方面强烈的求变意识和独创精神，这种表现在当时不是孤立的，上述钱锺书释“破体”引录了苑咸的“为文已变当时体”、李颀的“小王破体闲文策”等诗句，而在苑咸、李颀之前，宋之问《范阳王挽词二首》亦有“公才掩诸夏，文体变当时”之句。又，卢照邻《乐府杂诗序》批评六朝乐府：“《落梅》《芳树》，共体千篇；《陇水》《巫山》，殊名一意。……辛勤逐影，更似悲狂；罕见凿空，曾未先觉。”说这些作品千篇一律，追逐前代文学的影子，没有新的开辟。他肯定当代人编撰的《乐府杂诗》集，说：“其有发挥新题，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兹乎？”一方面贬斥“共体千篇”，陈陈相因，一方面称赞“发挥新题”，“开凿”新境，追求创新的态度非常鲜明。除推崇具体作家的“开凿”与“破体”等等外，还有从诗文的整体发展进程着眼，对变革加以肯定的，杜确《岑嘉州集序》云：

自古文体变易多矣，梁简文帝及庾肩吾之属，始为轻浮绮靡之词，名曰宫体。自后沿袭……物极则变，理之常也。圣唐受命，斲雕为朴。开元之际，王纲复举，浅薄之风，兹焉渐革。其时作者凡十数辈，颇能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彬彬然，粲粲然，近建安之遗范矣。

杜确把文体变易看成是古来多有，合乎常理的现象。高度评价唐朝开国至开元之际诗歌体制风格的变化革新。杜确所论是诗，文的方面，则有如梁肃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所云：

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

梁肃此论，是对唐开国至大历年间文章变化过程的著名概括，颇为后人所承袭。梁氏本人是唐代古文运动先驱者之一，虽然生前未及看到韩愈、柳宗元等人把唐文推向高潮的盛况，但他肯定了一次次变革的推进作用，且面对新变有一种文道愈来愈盛之感。

杜确《岑嘉州集序》自谓作于岑参卒后“殆三十年”，约为贞元十四年（798），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约作于大历末至建中初年（779—780）。大历至贞元前期，诗歌因处在盛唐之后，极盛难继，需借新变以打开出路；文则是一步步向古文运动高潮推进。在这一背景中，许多人主张新变是带有自觉性的。如顾况在中唐前期有些独辟蹊径的写法，开启了元和诗风“尚怪”的先声，理论上亦同时有“大抵文体十年一更”（《礼部员外郎陶氏集序》）之说，与顾况多有交往的诗论家皎然则在其名著《诗式》中，从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上作了理论阐述：

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夫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

在对复、变关系的辨析中，皎然求变、求创新的倾向非常明显。这种求新求变，到元和以后认识更为明确，同时在创作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韩愈说：“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强调“务去陈言”，“词必己出”，反对陈陈相因，追求独创的态度非常坚决。白居易称“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又自注云：“微之（元稹）长庆初知制诰，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诗与注虽主要是从元、白二人创作方面说的，但从中可以看到在诗文变革取得巨大成功时，作者们的强烈自豪感。

唐人强烈地追求“体变新”，而其诗文“体变新”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则是不同文体的相互借鉴吸收，是异质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谈到为文时说：

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柳宗元所说的“旁推交通”，也就是多方面吸取借鉴，融合沟通，取不同文体和各家著作之长加以改造整合，借以创造出新的体制风格。

基于在创作实践中相近的体会与认识，韩愈在《进学解》中也有一段与柳宗元可谓不谋而合，有似互相呼应的话：

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这段文字，常常被当作韩愈对古代典籍的评论，固无不可，但就全段落完整的意思而言，是说他写作文章“沉浸醲郁，含英咀华”，吸取的对象有哪些，吸取了他们什么特点和优长。此段前面点明“含英咀华”吸取前人，中间列举吸取对象，后面则说多方面借鉴吸取，使文章达到“闳中肆外”的境界。阐述的道理，跟柳宗元所说的“旁推交通”完全一致，柳宗元“参之穀梁氏”、“参之《荀》《孟》”，等等，也就等于韩愈的“沉浸醲郁，含英咀华”，借鉴《周诰》、《殷盘》，吸收《诗经》、《离骚》。都是通过“深探力取”，以求“能自树立”，而“不自于循常之徒”（韩愈《答刘正夫书》）。对于韩愈、柳宗元之论，宋代的洪迈非常重视，在《容斋随笔》卷七《韩柳为文之旨》条中引录了上述《进学解》和《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两段文字，强调说：“此韩、柳为文之旨要，学者宜思之。”话虽简短，但确有会心，能从韩、柳自己的言论中，把握其创作成功的途径和要诀所在。

联系以上所举的唐人关于创新变体和要求多方面“含英咀华”、“旁推交通”的论述，可见李商隐《韩碑》诗“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云云，就当时的诗文创作而言，有其深刻的背景。韩愈《平淮西碑》文、李商隐《韩碑》诗，虽只是“变体”、“破体”的具体个案，但它折射了唐人和整个唐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所突出表现的创新精神。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有生气的高潮时期，几乎各种文体皆备，有的在发展中推向高度繁荣境地，有的则由萌芽而趋于成熟。没有大胆创新、多方吸取的精神，是不可能有如此成就的。唐诗五七古长篇融合赋的成分，文与小说融合诗的成分，以及近体诗吸取骈文的成分，都是体现得非常充分而明显的。如闻一多说：初唐四杰“以赋为诗”，“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王嗣奭说：“昌黎《南山》，韵赋为诗；少陵《北征》，韵记为诗。”毛先舒说：“唐人文多似诗。”赵彦卫说：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钱锺书说：“樊南四六与玉溪诗消息相通，犹昌黎文与韩诗也。”等等。都反映了唐人的变体精神和“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的取径。从发展上看，如果没有赋与诗的合流，就没有初唐七言歌行的重大推进；没有文的渗透，就没有中唐诗歌的新变；没有诗的渗透，就没有唐人独具风采的传奇；没有诗与世俗歌舞、歌辞的交融，就没有词的兴起。多种文体，包括前代和后代之间不同类型之文相互影响、渗透、交流，相互扶持，乃至相互竞争，使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来自各方面的滋补和促进，是文学创新和文体变革的重要动力，“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宏焉”，这方面韩愈《平淮西碑》和李商隐《韩碑》的创作实践，及其所体现的创新意识，给了我们绝好的启示，并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原载《国学研究》第十九卷，题为“韩愈‘破体’为文与唐人的文体革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