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外物：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

谈外物：

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

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毛诗序》要求诗歌应具备“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并在“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前提下起到“美刺”作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了唐宋时期，文学家又明确提出“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到了清末民初，出于自强图存的时代要求，文学又成为开通民智的武器。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政治教化一直是文学艺术最主要的功用。

王国维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也是最早接受西方美学思想，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美学融会，以传统方式表述西方美学理论观点的人。“非功利”是王国维美学理论的核心，也是其整个美学理论的基础。在王国维看来，文学美术确实是有一定的教化作用，但更应当是非功利的游戏，王国维的这则理论对于统治传统美学几千年的“文以载道”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中国美学史从此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

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

这则词话就物我关系立论。所谓视外物为“游戏之材料”，意在区分物与我之间的界限，物既然是游戏之材料，那么诗人与外物主从关系自然就明确。然而，作为“游戏之材料”的外物，毕竟是诗人借以抒发自身情感的基础，不明外物之情，自然难通诗人之情，因此热心游戏于外物之中，是必不可少的阶段。热心于游戏，所以说“诙谐”，“严重”则是严格区分物我。“诙谐”与“严重”乃是文学创作成功的必经之路，因此王国维认为“不可缺一”。

王国维在此前的作品《文学小言》中已经明确指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馀，于是发而为游戏。”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一文中，王国维又说：“若夫最高尚之嗜好，如文学、美术，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希尔列尔既谓儿童之游戏存于用剩余之势力矣。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故其渊源之存于剩余之势力，无可疑也。且吾人内界之思想感情平时不能语诸人或不能以庄语表之者，于文学中以无人与我一定之关系，故得倾倒而出之。易言以明之，吾人之势力所不能于实际表出者，得以游戏表出之是也。”

将两段文字对勘可以发现，王国维所谓的“游戏”，就是不汲汲于争存，也是王国维心目中“诗人”的基本前提。一些情感受限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关系”，因而无法表述，只好在文学的世界里尽情宣泄，王国维的纯文学观点由此可见一斑。在王国维看来，艺术既然是倾诉真情实感的精神游戏，自然可以不囿于功利的束缚，从而展现出游戏般的色彩。

对西方美学观的吸收融通

与中国的“文以载道”不同，非功利长期占据西方美学传统的主流地位，康德、席勒、叔本华都强调文学艺术无关实用的观点，王国维“非功利”的思想主要来自这三位德国哲学家。

康德美学是西方美学从古典到近代的分界线，他提出“审美无利害”的命题，真正使美学从伦理学、政治学中独立出来，他在《判断力批判》中充分证明了艺术的自主性。康德说：“凡是我们把它和一个对象的存在之表象结合起来的快感，谓之利害关系。因此，这种利害感是常常同时和欲望能力有关的，或是作为它的规定根据，或是作为和它的规定根据必然地连接着的因素。”康德认为，艺术可以促进人的和谐发展，是使人从必然通向自由之路的手段，应该摆脱庸俗社会学。

席勒直接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以此论点为支点，提出了文艺的“游戏说”，王国维的“文学者，游戏的事业”正是由此得来的。席勒认为“艺术是自由的女儿”，“美什么也达不到，除了从天性方面使人能够从他自身出发为其所欲为——把自由完全归还给人，使他可以是其所应是”。美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性的完满，其本质是无利害关系的自由游戏。

叔本华的美学理论，发扬了康德、席勒的学说，把摆脱一切利害关系，作为达到纯粹直观事物本质——理念的唯一条件，认为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能受到任何与个人利害有关的任何影响。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是非理性的，认为只有通过直观，才能认识到世界本体的意志的本质。在叔本华看来，审美是发生在“离开事物对意志的关系而把握事物时，所以也即是不关利害，没有主观性，纯粹客观地观察事物”。

王国维受叔本华影响最大，他用“欲者不观，观者不欲”来概括审美直观的主观条件，认为人的审美判断，在不计审美利害的条件下方能成立，达到美的领域。此外，王国维对康德、席勒的主张也多有研究，这些观点对王国维的影响是相互渗透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多次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并以审美非功利说为中国传统诗学理论注入了活力，他的美学理论是我们永远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