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词与句:北宋词有句,南宋以后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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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词与句:

北宋词有句,南宋以后无句

所谓秀句,就是优美的句子。好的词作离不开秀句,秀句是全篇之中最为凝练、自然、与众不同的,是全篇的神韵所在。《人间词话》中亦有对秀句的评点:

朱子《清邃阁论诗》谓:“古人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谓北宋之词有句,南宋以后便无句。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清邃阁论诗》是朱熹论诗之语的辑录,这本书中记载了一段朱熹对诗句的评论,他说:“古人有好句,今人的诗连好句也没有,只是一直说下去,这样的诗一天作一百首也写得出来。”王国维深以为然,认为南宋以后就没有好句子了。张炎、周密这样颇负盛名的作者,在王国维看来也属于那种一天作一百首之列的。

朱熹反对作诗“一直说将去”,也就是反对平铺直叙,既没有波澜起伏,也没有出彩的句子。朱熹所说的情况,与宋代诗人追求“平易”的风格有关。可如果一味只求平易,诗歌中重要的秀句和波澜也会受到淡化,而诗也就变成于句式整齐的散文了。这样一来,诗歌就淡而无味了。

王国维将朱熹的这一看法移植过来,认为北宋词有秀句,而南宋词没有。北宋词的“有句”,与朱熹所说的古人诗中“有句”应该是差不多的,多为伫兴之作,所以散发着真性情的魅力,情景结合巧妙又自然。造成南宋词“无句”的原因,是由于词人过于苦思,太重视结构,以致掩盖了对真性情的表达,导致全篇结构工稳却无秀句。王国维特别指出的张炎、周密便是如此。

对张炎词作的评价

张炎是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词坛大家之一,至于对其词得失优劣的评说,在他生前时就已经开始了。有人对他的作品赞誉有加,比如元代思想家邓牧在《山中白云词序》说的:“古所谓歌者,《诗》三百止耳。唐宋间始为长短句,法非古意,然数百年来工者几人,美成、白石,逮今脍炙人口。知者谓丽莫若周,赋情或近俚;骚莫若姜,放意或近率。今玉田张君无二家所短,而兼所长。”文学大家戴表元赞他,“取平生所自为乐府词自歌之,噫呜宛抑,流丽清畅,不惟高情旷度,不可亵企,而一时听之,亦能令人忘去穷达得丧所在。”宋末诗人郑思肖则称张炎词作为“鼓吹春声于繁华世界,飘飘征情,节节弄拍,嘲明月以谑乐,卖落花而陪笑。能令后三十年西湖锦绣山水犹生清响,不容半点新愁飞到游人眉睫之上”。

与此同时,对张炎作品持反对意见的也不少。譬如清代常州词派的周济就认为,“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诣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然其清绝处,自不易到”。“叔夏所以不及前人者,只在字句上着功夫,不肯换意”。之后,又在他编的《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品评两宋词人创作之得失时,贬抑张炎说:“玉田才本不高,专恃磨砻雕琢,装头作脚,处处妥当,后人翕然宗之。然如《南浦》之赋春水,《疏影》之赋梅影,逐韵凑成,毫无脉络,而户诵不已,真耳食也。其他宅句安章,偶出风致,乍见可喜,深味索然者,悉从沙汰。笔以行意也,不行须换笔。换笔不行,便须换意。玉田惟换笔不换意。”

从元到清,尽管褒贬不一,但张炎作品始终备受词学界关注。进入20世纪后,学术界对南宋雅词派的态度普遍是贬抑的,王国维可以说是这场文坛风暴的引领者。王国维的这种观点到了“五四”时期深受胡适等人推崇,胡适倡导“白话文学”,对宋末词坛几乎全盘否定,张炎及其词作自然也饱受批评。他说,张炎“是一个不遇的赵孟頫,而不是郑思肖一流人”,他的咏物词“只是做词谜的游戏,至多不过是初学的技巧工夫。拈题咏物,刻意形容,离开了意境和情趣,只是工匠的手艺而已”。

周密其人其作

周密,字公谨,号草窗,又号霄斋,与张炎同是南宋雅词派代表人物,有词集《萍洲渔笛谱》《草窗词》等。他与吴文英(号梦窗)交往密切,词风也受其影响,时人将两人并称“二窗”。他的词作以宋亡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收于词集《萍洲渔笛谱》内,后期作品则见于《草窗词》和江昱所辑的《萍洲渔笛谱集外词》。

周密前期的作品多为吟风弄月的宴饮酬唱之作,当时南宋已岌岌可危,倾覆在即,但在其前期的一百多首词作中却完全找不到忧生忧世的内容。其后期词作不多,其中多有抒发亡国之恨、故国之思的苍凉之作,如最负盛名的《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

步深幽。正云黄天淡,雪意未全休。鉴曲寒沙,茂林烟草,俯仰千古悠悠。岁华晚、漂零渐远,谁念我、同载五湖舟。磴古松斜,崖阴苔老,一片清愁。

回首天涯归梦,几魂飞西浦,泪洒东州。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最怜他、秦鬟妆镜,好河山、何事此时游?为唤狂吟老监,共赋销忧。

比起一般羁旅乡愁,这种国已破、家已亡的感伤更加凄迷,登楼远眺,俯仰古今,忧思甚深。祖国山河虽好,可国不复国,只得用词来抒发孤寂悲苦。

周密词最主要的特点是格律严谨、结构缜密、风格秀雅、字句精美,可也有过分追求形式美,而少了境界的倾向,因而与张炎一同被王国维斥为“肤浅”。

王国维身处封建末世,亲身体验了从天朝上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救亡图存是那个时代所有社会精英的思想主题,王国维当然也不例外,他想推动社会变革,使民族复兴。这样的思想反映到文学观念上面,就是格外看重内容。他虽然也重视艺术,但无法容忍近人词创作中的各种形式主义,因此对于“境界说”的真义,一定要同他所处的特殊时代关联起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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