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的记载|中国文学史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最古的文书可靠者少——甲骨与钟鼎刻辞的重要——甲骨文字是否全为卜辞的问题——钟鼎刻辞的简短——毛公鼎——石鼓文——诅楚文——最古的誓诰的总集:《尚书》——今文与古文之争——最古文书的三类:誓辞、文诰书札与记事的断片——《尚书》的时代——《山海经》:古代神话与传说的渊薮

最古的记载,可靠者很少。所谓邃古的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当然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即《尚书》里的文章,像《尧典》、《禹贡》之类,也不会是尧、禹时代的真实的著作。又像《甘誓》之类,就其性质及文体上说来,比较的有成为最早的记载的可能性,唯也颇为后人所怀疑;至少是曾经过后人的若干次的改写与润饰的。今日所能承认为中国文学史的邃古的一章的开始的“文书”,恐怕最可靠的,只有被发掘出的埋藏在地下的甲骨刻辞和钟鼎彝器的记载了。有刻辞的甲与骨,最早的发见在光绪二十六年。福山王懿荣首先得到。丹徒刘鹗又从王氏购得之;这使他异常地注意,更继续地去收集,共得到五千余片,选千片付诸石印,名曰《铁云藏龟》(1903年出版)。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大骚动。有斥之为伪者,但也有知道其真价的。上虞罗振玉于宣统间继刘氏之业,所获益多。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派人到殷墟进行正式发掘的工作,所得重要的东西不少。商代的文化,自此为我们所知。但这些甲骨刻辞记载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在同一个地点发见了那么许多的甲骨刻辞呢?其消息和拉耶(Layard)在尼尼微古城发见了整个楔形泥板书的图书馆是可列在同类的吧。龟板都是两面磨斲得很平正的,兽骨也都很整齐。所刻文字,有首尾完全者,但都很简短。究竟一片龟板或一块骨上刻了多少字,是很不规则的。长篇的记载,是否不止以一二片的龟板(或一二块骨)了之,也是很有注意的价值的。中央研究院《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里,曾说起发见刻有“册六”二字的龟板,且有穿孔。是则把许多龟板穿串为册子,是很有可能的。罗振玉《殷墟书契菁华》里所载的骨上刻辞有长到百字左右的,且还是残文。这可见殷商文辞不仅仅是简短若《竹书纪年》、《春秋》般的。从罗振玉诸人以来,皆以甲骨刻文为卜辞。罗氏分此种卜辞为九类:卜祭、卜告、卜、卜出入、卜田猎、卜征伐、卜年、卜风雨及杂卜(《殷墟书契考释》)。董作宾氏则更加上了卜霁、卜瘳、卜旬三类(《商代龟卜的推测》)。但这些甲骨刻辞是否仅为占卜的记载呢?这是很可注意的。那些磨制得很光滑的龟板兽骨,是否仅为占卜及记载卜辞之用呢?最近发见的两个兽头上的刻辞,都记载着某月王田于某地,其中之一,且是记载着获得某物的。这当然不会是卜辞。在龟甲刻辞上,有“获五鹿”、“由于陟,往(缺)获一”、“毕御获一鹿七”等,又多有帝王大臣之名,及地名等,似不是单纯的卜辞。或当是殷商的文库吧,故会有那么多的零片发见。为了殷人好卜,所以卜而后行的事特别多,或便利用了占卜用过的甲骨以记载一切。这似都需要更仔细的讨论,这里且不提。

钟鼎彝器的发见,为时较早;宋代的记载古器物刻辞的书里已有不少三代古器存在着。唯最古者仍当推属于殷商时代之物。周代的东西也不少。钟鼎彝器的刻辞,往往只是记载着某人作此,或子孙永宝用之的一类的铭辞。但也有很长篇的文辞,其典雅古奥的程度是不下于《尚书》中的誓诰的,像毛公鼎上的刻文便是一个好例。毛公鼎的刻辞有四百四十九字之多,当是今见的古代器物上刻辞的最长的一篇。又有石鼓文的,系刻于十个石鼓之上,记载一件田猎之事的;以“车既工,马既同;车既,马既”写起,接着写射鹿,获鱼,得雉,以至于猎归。虽然残缺不少,但还可以见到其宏伟的体制来。这篇文字的时代,论者不一;或以为是周宣王时代的东西。但今日已证实其为秦代之物。又有诅楚文三篇,也是那个时代的秦国的文章。无论如何,把他们归到《尚书》时代的文籍里,当是不会很错的。

但甲骨、钟鼎刻辞等,以不成篇章者为最多。其较为完美的文籍的最古的记载,几全在《尚书》里。编集《尚书》者相传为孔子。据说全书原有一百篇,今存五十八篇。然此五十八篇却非原本,其中多有伪作。可信为原作者仅由伏生传下的二十八篇而已。其余三十篇,有五篇系由旧本分出,有二十五篇则为伪作。伏生的二十八篇亦称为“今文本”,五十八篇则亦称为“古文本”。今文本由伏生传下,传其学者,在汉有大小夏侯及欧阳。古文本相传系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居时,由壁中得到。《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又同书《艺文志》:“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又同书《楚元王传》亦言:“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由此可见在西汉之时,逸书或《古文尚书》,较之今文仅多出十六篇。此《古文尚书》十六篇,大约在东晋大乱时已失不见。到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这个增多本,初无人疑其为伪者。到了宋时,方才有人觉得可疑。到了清初,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从种种方面证实,增多的二十五篇,实为梅赜所伪造,不仅“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已。这成了一个定谳。

就伏生本的二十八篇而研究之,《尚书》的内容是很复杂的,但大约可分为下之三类:

第一类 誓辞 这个体裁《尚书》里面很多,自《甘誓》起,至《汤誓》、《牧誓》、《费誓》都是。这是用兵时的鼓励臣民的话。我们在这些古远的誓辞中,很可以看出许多初民时代的信仰与思想。譬如《甘誓》,是夏启与有扈氏战于甘之野时的誓语,他对于六卿所宣布的有扈氏罪状乃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八个字(有人据此八字疑其为后人所伪作。但至少当经后人的改写);于是他便接下去说:“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称天以伐人国,乃是古代民族最常见的事。凡当双方以兵戎相见的时候,无论哪一方,总是说,他是“恭行天之罚”的,他的敌人是如何如何的为天所弃。不仅启如此而已。汤之伐桀,亦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纣亦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总之,无论哪一方,总是告诉他的部下说:“我们是上天所保佑的,必须顺了天意,前去征伐。”他们又是奉了庙主或神像前去征伐的,所以“用命”便“赏于祖”,不用命便“戮于社”。这很可看出古代如何的崇奉神道,或利用神道,无论什么事,都是与神道有关系的;与一个民族有生死存亡的休戚的战争,当然更与神道有密切的关联了。如果我们读着《甘誓》(约前2196年)、《汤誓》(约前1777年)及《牧誓》(前1122年)三篇便很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气氛来,神的气氛是渐渐地少了,人的气氛却渐渐地多了。其为不同时代的东西无疑。不过,像《甘誓》、《牧誓》的写出,可能要比较晚些。

第二类 文诰书札 这一类《尚书》中很不少,自《盘庚》、《大诰》、《洛诰》以至《康诰》、《酒诰》、《梓材》、《秦誓》皆是。它又可分为二类:一类是公告,即对于民众的公布,如《盘庚》;一类是对于个人的往来书札,或劝告,如《大诰》、《康诰》、《讲范》。这一类的古代文书,在历史上都是极有用的材料,更有许多珍言训语,在文学上也是很可宝贵的遗物。譬如《康诰》,便是一篇恳挚的告诫文书,《大诰》、《盘庚》中的文告,便是两篇反复劝谕的又严正,又周至的公告。

第三类 记事的断片 这一类《尚书》中较少,如《尧典》、《禹贡》以至《盘庚》中的一部分,及《金滕》等皆是。《尚书》中的诸文,每有一小段记事(虽然不见每篇中皆有)列于其首,例如《洪范》篇首之“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旅獒》篇首之“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底贡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之类。

综上所言,可知《尚书》的性质与内容是很不一致的。旧说《春秋》是纪事的,《尚书》是纪言的,《尚书》又何尝只是纪言而已。

有的人以为《尚书》中的最古文件是《尧典》。但《尧典》却明明不是尧舜时所作;它记的是尧舜时代的事,且篇首即大书曰“若稽古帝尧”,可见作此文者尚为离尧舜时代很远的人。(旧释:“若,顺;稽,考也。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尧。”完全是不通的。)最可信的最古的一篇文字乃是《甘誓》,但就其明白晓畅的一点看来,至少有后人改写的痕迹。《禹贡》亦是后人所追记。《甘誓》若果为夏启时代的作品,则此文之作,盖在公元前2196年,即离今约四千年。四千年前,中国之有那样简朴的文字,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埃及、巴比伦诸国,在这时期其文字已是很发达的了。再者,就甲骨刻辞和《盘庚》的文辞看来,在夏代而有《甘誓》的产生,似也是不足为异的事。唯甲骨文以前的文字,即夏代的文字,迄未被我们发现,我们只能将这篇文字作为后代人的记述而已。

《尚书》中最后的一篇文字《秦誓》,则写于公元前627年。

尚有《山海经》,也是很古远的书籍,相传为夏禹时代伯益所作。毕沅则以《五藏山经》三十四篇为“禹书”,《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为周秦所述,《大荒经》以下五篇是“刘秀又释而增其文”者。这书的著作时代确是非出一时的,但未必便像毕氏那么犁然可指的某篇为某时所作。他所谓“禹书”,也不可信。但最迟似不会过战国以后的;在汉时或更有所增加。

这部书是古代神话的总集,和《天问》同为古文学中的瑰宝。其中的人物,像夸父、西王母等,后皆成为重要的“神人”;而《镜花缘》乃更以其中禽兽人物出现于近代的故事中。像《山经》里的“其中有鸟焉,名曰,食之宜子”、“有草焉,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中山经》)云云,更大似后来的《本草》一类的医药服食的书的说法。在《海外经》里,神话最多,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海外西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海外北经》)都是很伟大的神话的核心,可惜后人并不曾把它们发挥光大。

参考书目

一、《铁云藏龟》 刘鹗编,自印本。

二、《殷墟书契前后编》 罗振玉编,自印本。

三、《殷墟书契菁华》 罗振玉编,自印本。

四、《安阳发掘报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五、《历代钟鼎彝器款识》 宋薛尚功编,有明万历红印本,有石印本。

六、《愙斋集古录》 吴大澂编,有涵芬楼石印本。

七、《尚书正义》 唐孔颖达等撰,有《十三经注疏》本。

八、《尚书读本》 宋蔡沈撰,有通行本。

九、《古文尚书考异》 明梅撰,有《平津馆丛书》本。

十、《尚书古文疏证》 清阎若璩撰,同治六年振绮堂刊本,又《皇清经解续编》本。

十一、《尚书后案》 清王鸣盛撰,有乾隆庚子刊本,又颐志堂原刊本,又《皇清经解》本。

十二、《今文尚书经说考》 清陈乔枞撰,有《左海续集》本,又《皇清经解续编》本。

十三、《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 清陈乔枞撰,有《皇清经解续编》本。

十四、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逸书》中,辑有大小夏侯及欧阳生诸人的《尚书》古训注不少。

十五、《山海经》有明刊本,毕沅注本(局刊本),汪绂注本(石印本),郝懿行校本(原刊本)等。《山海经图》也有明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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