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般文人传统的想法，他们会觉得，一个作者的文章和他本人的道德应该是分不开的。因此人们常常相信能够写出一手好文章的人，必定是一个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人。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高尚道德的人往往能够写出好的文章，而道德比较低下的人却是无论如何都写不出好文章的。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对于这个问题，钱先生也有同样的疑问。
在钱先生看来，为文与为人是不一致的。那些比较忠厚老实的人，他们写出来的文章也可能是浪漫豪放的，也有可能是犀利刻薄的；而那些文章写得比较超凡脱俗的人，他们也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些急功近利、趋炎附势的人。所以，在钱先生看来，为文和为人是完全可以分开的。
古人曾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用钱先生的话来解释，就是为人和为文是可以分开的。文章写得高妙的人，道德也可能极其低劣。钱先生举了隋炀帝的例子，隋炀帝的诏书诗文写得古雅博奥，颇有尧舜之风，但是他作恶多端，所做所为几乎可以和桀纣“媲美”。
除此之外，钱先生特别提到了李斯和他的《谏逐客书》。李斯是秦代的丞相，他在文章中告诫秦始皇要善待各诸侯国的士人。李斯曾经在劝诫秦始皇的时候说道：“既然皇帝能接纳六国的珠宝、美女、珍禽异兽，为什么要驱赶六国的士人呢？他们才是一个国家的精华所在。”李斯是一个崇尚法家思想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极度推崇法家思想的人。再结合人们对他的固有看法来理解，不难看出，李斯的这种思想与行为的差异就是一个“为人为文相分离”的典型例子。
做人需要谨慎，而作文则需要“放荡”。这里的“放荡”并非是品性不端，而是指作文要掌握一些委婉多变的手法。假如文章一直都使用很忠厚平和的话来叙说的话，这样在读起来的时候便是平淡无味，毫无意境可言。
为人与为文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因此，我们在读他人文章的时候，不能把所读的作品看成是作者本人的立身之道，更加不能认为文章是他们对待善恶德行的标准。有的时候，对待这些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我们谁都不能把作品中的虚构想象和作者的亲身经历混为一谈。
钱先生曾经说过，想要做学问，就不要想着做官。虽然做官会分散精力，会耽误时间，但在钱先生看来，原因并不在此。对于具体的原因，钱先生虽然并没有做出直接的解释，但他却通过一些学者的事例做了具体的阐述。譬如，某某人，他做文章不实在，经常反复有180度的急转弯。一会儿说宋江是个很光辉的形象，一会儿又说宋江是个可耻的叛徒。没有做官的人想做官，做了官的人想保官，在钱先生看来这样的人是做不好学问的。因为这类人作文章没有自己的立场，反而总是为了迎合个人地位来任意颠倒笔下人物的角色，这样的人自然是写不出好文章的。
正如钱先生所说的那样，为文的人会因为现实的要求不得不去做一些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但这并不能完全否定还有一部分人是为文与为人的统一体，虽然表达的方式有一些差异，但是只要稍微留心的话，读者就可以在文章风格中感受到那些作者的真性情。
做人要有道德，作文需要文德。钱先生经常对一些文人的“文德”进行剖析，甚至在分析的过程中还会提出自己的文德看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提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意思其实就是，既然文章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写作的人就应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这就是文人文德。为人与为文有时会出现不一致，这让很多读者对作者的认识也出现了偏歧。但不管怎样，都要对文章有自己的认识，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喜闻过，不向世俗妥协，保持追求真理的勇气，这便是钱先生对为人与为文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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