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听友人误传钱先生已身故，随后便撰写发表了一篇情深意长的悼文。误传的消息很快地掀起了轩然大波，海外的学者们也纷纷写文悼念钱先生。沉寂多年的钱先生被误传为去世，这一消息简直匪夷所思。因此，4年后，当钱先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美表明身份之时便震惊了整个西方学界。不仅是他的身份，还包括他的学识。
当钱先生随代表团到访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他一身毛装，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然而，他一开口就语惊四座，让所有人啧啧称奇。当时有参与者这样说：钱先生讲一口非常漂亮的牛津英文，然后又提到一些西方的作家，用法文、德文等外文进行解说。因为在场的都是西方的人文学者，“二战”之后，学者们多半都是专家治学，因为大家都研究某一部分，某一个小题目。因为英文独霸全球，所以大家也不太重视其他的语言了，所以当听到钱先生英文那么好，而且对其他语言也特别擅长并且讲得还是那么标准，大家都惊奇不已。
钱先生的博学，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与其他张扬高调的人相比较而言，钱先生更懂得韬光养晦的道理。有些拥有真才实学的人因为崭露头角太早，很容易就被五光十色所迷惑，从而误入歧途。钱先生也很明智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并不是害怕被人引入歧途，而是更喜欢把自己的才华藏在平庸的后面，低调为人。
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一个面对大众的《东方之子》栏目，在当时有很多人拼死往里头钻，以期展现一下自己的风采，露一露脸，赢得知名度什么的。但当节目制作人员试图去采访钱先生的时候，没想到他却是拒绝采访。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想邀请钱先生去讲学，时间是半年，两周讲一次，一次40分钟，合起来大约是8个小时的时间，8个小时的讲课时间报酬却是16万美元，但钱先生却丝毫不为所动。当时，还有人在巴黎的《世界报》上写文章说：中国最有资格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非钱锺书莫属。出乎意料的是，钱先生对此并不引以为荣、沾沾自喜，他非但不表示接受，还在《光明日报》上写文章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公正性。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历数“诺奖委”的历次误评、错评与漏评，条条款款有根有据，甚至他还断言说，诺贝尔发明炸药的危害还不如诺贝尔文学奖的危害为甚。
在笔者看来，懂得低调的人能够很快地在这个世上站稳脚跟，因为，这些人永远懂得这个道理：缺乏经验的时候，要低调学习，等到自己羽翼丰满的时候，才是最应该展现才华的时候。博学不是卖弄的资本，在钱先生看来，懂得低调做人、低调治学这才是最重要的。
法国《世界报》曾报道：“听了这位才气横溢、充满感情的人的讲话之后，人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在整个文化被剥夺了十年之后，新的思想世界又开始复苏了。”1980年初，随着国门打开，西方的知名学者纷纷来到中国，美国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哈里·莱文，这个时候也应邀来华访学，和其他学者一样，他也希望有机会见到钱锺书。钱先生也接受了这次访问，并在这次访问中，钱先生表现得很随意，甚至可以用“超随意”来形容。他没有向对方刻意表现自己渊博的知识；相反，你问什么，他就说什么，他不紧张，也不高调。
自从钱先生1979年访美回国后，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都要求授予钱先生荣誉文学博士的学位，与此同时那些邀请钱先生赴美讲学的书信电报也纷至沓来，钱先生都一一婉拒了。当时还有一些外国学者在访问钱先生的时候，希望钱先生能够向自己吐苦水，诉说自己曾遭遇的不幸。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钱先生并没有向外国学者大说特说，他不过是很淡然地说了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
低调是一种处世智慧。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并不影响它耸立云端；海不解释自己的深度，并不影响它容纳百川；地不解释自己的厚度，但没有谁能取代它承载万物的地位。
低调做人是一种人生姿态，是一种处世品格，它也是人们打好根基的绝佳方法。学会低调做人，就是要不喧闹、不矫揉、不造作、不故作呻吟、不假惺惺、不卷入是非、不招人嫌、不惹人嫉，即使你认为自己满腹经纶，能力比别人强，也要懂得学会藏拙。在笔者看来，懂得低调的人能够在卑微时安贫乐道，豁达大度，也能在显赫之时持盈若亏，不骄不狂。这样的人，才是真有处世智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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