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经常会有人用“道貌的儒者”来形容一些人。那么，“道貌的儒者”一词该如何理解呢？它在字典中并没有明确定义，在生活中也没有严格限定，所以人们对“道貌的儒者”的认识就有些模糊了。
大家都知道，道貌是形容一个人正经严肃的容貌；而儒者，则是尊崇儒学、通习儒家经典的人。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妨做个大胆的定义，“道貌的儒者”指的就是那些做事比较容易受形势拘束的人。
从钱锺书先生的行事做人来看，他往往不受身份约束，不按传统规矩办事，从这一点来说，钱先生便正好与“道貌的儒者”相反。
生性率真的钱先生有着其他学者身上鲜有的痴气，也有人认为钱先生的“痴气”更接近“凶玩”。据说在“文革”期间，钱先生曾为夫人杨绛和一对年轻的夫妇打架，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也记载了这件事，但是后来这件事又被那对年轻夫妇指证内容不具真实性。
暂且不论这件事其中的曲直真伪，单单钱先生以年迈之躯为了妻子和年轻人开战，这样的“痴气”就让人觉得钱先生是个真实的人，是个纯粹的人。
1994年10月，钱先生因病住院，10月30日，恰逢同住一个医院的夏衍先生的生日。夏衍便让女儿给钱锺书送去一块蛋糕。钱先生病情缓解，胃口大开，兴致勃勃地坐在病床上吃蛋糕。恰好在这个时候，一名摄影记者悄悄溜进病房，跪姿偷拍。刚开始拍时，钱先生背对记者，没有理会，大嚼如初。渐渐地，这名记者胆子也大了起来，转到了钱先生的正面拍摄。措手不及的钱先生撩起被子，连头带蛋糕一起捂了进去，全然不管这样做的后果，结果白奶油和红奶油弄得满被子都是，惹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钱先生做事很少拘泥于形式。有些文人因为获得某些特定称号而不再从事自己喜爱的活动，他们害怕别人说“不符身份”，也害怕别人说“有辱斯文”。但是，钱先生却从不在乎这些。
钱先生做事从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在他的生活中会经常出现“糊涂”“痴傻”以及童趣的一面。与其他人的遮遮掩掩相比，钱先生这样的人生倒显得更加真实可爱。譬如说，钱先生总是分不清东南西北，一出门就会忘记方向；穿衣服的时候，总是内外不分。特别是在钱先生小时候，最出洋相的便是他在上体育课的时候，作为领队，他的英语口令总是喊得清晰无比，洪亮而又准确，但是他自己却左右不分，该转方向的时候经常闹出很多的笑话。
据杨绛先生说，生活中的钱先生是一个充满“恶”趣味的人。比如说，钱先生特别喜欢带自己的女儿或者叔父家的女儿玩，他会故意引诱孩子说一些“不文明”的话，孩子们懂事偏偏不说，这个时候他也不放弃，继续引诱，或做手势，或用话套，等到孩子们说出这些话之后，钱先生再一本正经地对她们施教，劝诫孩子们以后不要说一些“不文明”的话。
钱先生的这种“恶”趣味并不等同于某些文人的道貌岸然。有些人对文人的认识有些偏激，他们会习惯性地用“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来解释自己眼中的文人。我们不能否认，因为某些传统文人的身上的确能够体现这一点。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这样的文人比比皆是，受利益要挟，那时候的文人们“抢吃嗟食”，以往那种“贫者不食嗟来之食”的骨气早已不复存在，“道貌岸然”的嘴脸可以说是表现十足！
要则要了，为生存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又极力掩饰着，在人前扮出一副清高气节的模样，在人后却又伪装贪婪到了尽头！有这样的做法，再看对文人道貌岸然的说法就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了。虽然，我们不否定人们对某些文人“道貌岸然”的认识，但是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从这一点上就否定了所有的文人，特别是那些真正的文人。
钱先生便是真正的文人。他做事不受拘束，行事作风不怕别人的言论，该糊涂的时候就糊涂，该清醒的时候就需要无比清醒。人生处世，需要这种难得糊涂的态度。糊涂一说，不是说做事情没有完全原则，而是一种表面糊涂，内心却无比清明的大智若愚。钱先生的糊涂，从不会被现实的羁绊所约束。
现实生活就是这样，想得开的人，会放下很多事，会在世俗的琐事之中超脱出来；想不开的人，就会常常纠结于世俗规则之中，久久无法脱身。而做事不受拘束的钱先生，就是一个想得开的人。
提及文人，人们常常会用“刻板”“不知变通”等词语来形容文人的性格。归根到底是因为这些人太有“规矩”了，有时候太守“规矩”反而会把聪明发展为一种愚笨。有的时候，我们会抱怨自己的生活太累了，其实不是生活太累，而是我们太累，太过遵循“规矩”。倘若我们能够糊涂一些，能够大度一点，能够跳出自以为是的“规则”不去在乎别人的眼光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也就无“累”可言。钱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从不在乎外界的冷言冷语，从不把自己放置在自己编织的乱麻之中。他敢于跳出世俗的眼光，做真正的自己，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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