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戏谑思辨”,很多人理解为:故意用一种将矛盾双方“颠倒”的方法,使之“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换句话说,就是用一种调侃、戏弄、嘲笑的方式,来表现庄重的真理;或者是用敬重、褒义的语调,来赞扬某种反面角色。
对于一些普通人来说,一般可以看到事物内部争议的一面,或正面或反面。但是对精通中西辩证方法的钱先生来说,他的一双慧眼就很容易看到事物的本质,这便是事情的正反两面。钱先生曾说,事物的正常现象便是一种正反两面的转化。钱先生的智慧常常是以一种比较戏谑的审美态度,把人们常见的在外的金玉翻过来,把其内的败絮展现出来。《写在人生边上》是钱先生的思辨代表作,他在这里进行了充满智慧的调侃、揶揄、嘲讽、诙谐、戏弄,乃至挖苦、讥笑等喜剧美感,使读者在读文章的时候往往发出会心的笑声。
《写在人生边上》是钱先生的一部散文集。这些散文最早是在1939年以“冷屋随笔”为名系列发表的。钱先生在写这些随笔的时候大部分采用的都是“戏谑思辨”的方法。譬如《释文盲》,按正常思维来讲,那些研究文学的人自然是精通文学的专家,但钱先生却说: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文美丑高低,竟然毫无欣赏鉴别,成了一种特殊的“文盲”。钱先生就把文学专家“翻”了过来,称其为审美鉴赏的“文盲”。再如《谈教训》当中,一般人都认为常常在台上教训别人的都是道德家,但钱先生却把这种一般想法给倒了过来,让那些“道德家”露出了“假货”的真面目,他说:“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稀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借褒来贬。
钱先生“戏谑思辨”中最痛快的嘲讽,就是喜欢把镀金的一面翻过来,让读者看到它生锈的背面。很多人说这是钱先生的一种恶作剧心理,当然我们也不否定,这可能是他作为一个老顽童的表现。思辨的智慧其实不仅是“正中见反”,也表现为一种“反中见正”。就像钱先生在《一个偏见》中所说到的一样,在人们的常识中,偏见本来是真理的反面,是错误之见。但钱先生却告诉读者,真理常常就是偏见,而偏见又常常是真理。在他的思维中,智慧的代价是矛盾。钱先生非常善于发现矛盾,驾驭矛盾,转化矛盾,以矛盾为思辨的动力,并且用“戏谑思辨”,把矛盾转化成喜剧性的矛盾,让笑从智中来,也让智在笑中往。
《写在人生边上》的“戏谑思辨”,表现出了一种“巧智”。钱先生通过异常的想象,寻找到了事物之间隐秘而奇妙的联系。就好像《窗》一样,窗本身并没有矛盾,但钱先生把窗与门相比较的话,就构成一对矛盾的存在。于是他就在窗与门的对比中展开思辨,在很多人的认识中,门要比窗重要,但钱先生却在另一个层面上发现窗的其他好处。譬如说后开的窗与先开的门相比,代表了人类进化的更高阶段;因为门是实用的,而窗却是一种享受,一种奢侈的存在和象征。然后,钱先生又用戏谑的笔调引经据典:从前门进来的,虽经丈人同意,但只是形式的女婿,还须小姐同意;而从后窗爬进来的,才是她们真正的情人。
钱先生的这种“戏谑思辨”的来源,最终还要归结于他对艺术的认识。他的顽童天性在潜意识里的种种恶作剧冲动,借着审美的艺术活动,慢慢地转化成了充满智慧的笑声。也只有在这种精神完全自由、心灵完全放松的审美游戏中,钱先生的“戏谑思辨”才能达到极致。
大多数国人的性格是不太喜欢思辨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比较倾向于善感悟短思辨。人们的心灵需要不断地开阔,越是缜密的心思才能容纳更丰盈的智慧。该思考人生的时候就去思考,该认真总结自己的时候就认真总结,这样的话,人生才会变得更加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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