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戏谑思辨”，很多人理解为：故意用一种将矛盾双方“颠倒”的方法，使之“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换句话说，就是用一种调侃、戏弄、嘲笑的方式，来表现庄重的真理；或者是用敬重、褒义的语调，来赞扬某种反面角色。
对于一些普通人来说，一般可以看到事物内部争议的一面，或正面或反面。但是对精通中西辩证方法的钱先生来说，他的一双慧眼就很容易看到事物的本质，这便是事情的正反两面。钱先生曾说，事物的正常现象便是一种正反两面的转化。钱先生的智慧常常是以一种比较戏谑的审美态度，把人们常见的在外的金玉翻过来，把其内的败絮展现出来。《写在人生边上》是钱先生的思辨代表作，他在这里进行了充满智慧的调侃、揶揄、嘲讽、诙谐、戏弄，乃至挖苦、讥笑等喜剧美感，使读者在读文章的时候往往发出会心的笑声。
《写在人生边上》是钱先生的一部散文集。这些散文最早是在1939年以“冷屋随笔”为名系列发表的。钱先生在写这些随笔的时候大部分采用的都是“戏谑思辨”的方法。譬如《释文盲》，按正常思维来讲，那些研究文学的人自然是精通文学的专家，但钱先生却说：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文美丑高低，竟然毫无欣赏鉴别，成了一种特殊的“文盲”。钱先生就把文学专家“翻”了过来，称其为审美鉴赏的“文盲”。再如《谈教训》当中，一般人都认为常常在台上教训别人的都是道德家，但钱先生却把这种一般想法给倒了过来，让那些“道德家”露出了“假货”的真面目，他说：“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稀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借褒来贬。
钱先生“戏谑思辨”中最痛快的嘲讽，就是喜欢把镀金的一面翻过来，让读者看到它生锈的背面。很多人说这是钱先生的一种恶作剧心理，当然我们也不否定，这可能是他作为一个老顽童的表现。思辨的智慧其实不仅是“正中见反”，也表现为一种“反中见正”。就像钱先生在《一个偏见》中所说到的一样，在人们的常识中，偏见本来是真理的反面，是错误之见。但钱先生却告诉读者，真理常常就是偏见，而偏见又常常是真理。在他的思维中，智慧的代价是矛盾。钱先生非常善于发现矛盾，驾驭矛盾，转化矛盾，以矛盾为思辨的动力，并且用“戏谑思辨”，把矛盾转化成喜剧性的矛盾，让笑从智中来，也让智在笑中往。
《写在人生边上》的“戏谑思辨”，表现出了一种“巧智”。钱先生通过异常的想象，寻找到了事物之间隐秘而奇妙的联系。就好像《窗》一样，窗本身并没有矛盾，但钱先生把窗与门相比较的话，就构成一对矛盾的存在。于是他就在窗与门的对比中展开思辨，在很多人的认识中，门要比窗重要，但钱先生却在另一个层面上发现窗的其他好处。譬如说后开的窗与先开的门相比，代表了人类进化的更高阶段；因为门是实用的，而窗却是一种享受，一种奢侈的存在和象征。然后，钱先生又用戏谑的笔调引经据典：从前门进来的，虽经丈人同意，但只是形式的女婿，还须小姐同意；而从后窗爬进来的，才是她们真正的情人。
钱先生的这种“戏谑思辨”的来源，最终还要归结于他对艺术的认识。他的顽童天性在潜意识里的种种恶作剧冲动，借着审美的艺术活动，慢慢地转化成了充满智慧的笑声。也只有在这种精神完全自由、心灵完全放松的审美游戏中，钱先生的“戏谑思辨”才能达到极致。
大多数国人的性格是不太喜欢思辨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比较倾向于善感悟短思辨。人们的心灵需要不断地开阔，越是缜密的心思才能容纳更丰盈的智慧。该思考人生的时候就去思考，该认真总结自己的时候就认真总结，这样的话，人生才会变得更加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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