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子要有方》梁漱溟的人生智慧

教子要有方

梁先生语录：

父亲从小对我实施“宽放”式的教育。给其自由，任其“瞎闹”，发现不对，点到为止，完全的启发式。

古人说，子不教，父之过。可以说，个人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家庭教育。古人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为何？生长环境的缘故。个人的人生发展，与他所处的家庭教育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当然，我们不能绝对地说，小时候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长大了都是社会的精英，而小时候过着穷苦日子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一生不会有所作为。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人生于世，个人的成长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家庭教育环境。

所以说，为父母的，教子当有方。这是个人的人生义务与责任，也是人生真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实上，从成为父母的那一天开始，生活便有了新的色彩，教子是人生难得的幸福与快乐。但是，如若教子无方，便是失职失责的表现，更是不珍惜生命中的真情的体现。提到教子，自古以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但其目的都不外乎是为了将子女教育好。几千年前，孔子提出“因材施教”的方式，至今尤为人们所称赞与采取。但是，没有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成才。换句话说，教子，大家都以为子女好为目的，奔着让自己孩子成才的方向，不断地努力。但是，当前的教育所呈现的弊端告诉人们，真正的教子之道，是难得通透的。

那么，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教子方式，才是真正为了子女好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彪炳青史的梁先生所接受的教育模式吧。

梁先生常说：“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梁父也曾中过举人，但是他对中国的旧式教育是持以摒弃态度的，因此，梁父将大儿子送去留学，读着当时颇为世人所不欣赏的商科。两个女儿也相继被他送进了“西洋学堂”，而对梁先生，自念书起，便不让他读四书五经，而读《地球韵言》。在教育上，梁父对梁先生施行的是“宽放”式的教育，“给其自由，任其‘瞎闹’，发现不对，点到为止，完全的启发式”。

梁先生不止一次地向别人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见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并不喊我来看。他即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写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八辑）

从中可知，梁父不但有着打破传统的勇气和先见，而且采取循循善诱的教导方法教导孩子，以便让他们形成独立的自学能力，具备不诿过于人的品格。这样的方式与耳提面命式的苦口婆心相比，自当前者为胜。

除了其独特的教导方式之外，梁父对孩子的过失还持以一颗宽容的心。这也是梁父教子之方的独特之处。

除此之外，梁父“尤好与儿辈共语，恣之言，一无禁”。也就是说，从不摆父亲的架子，也不与孩子保持绝对的距离，而是保持童心，与孩子们打成一片。试问，天下有谁会喜欢一个成天板着脸，动辄责备自己的父亲呢？恐怕是没有的。而梁父是一个宽厚、平等、可亲的人。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梁先生深受父亲的影响，尤其是在思想上，他终其一生对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的关注，就得益于父亲在思想上与他的交流与争辩。

据梁先生回忆，从十六七岁开始，他便经常与父亲通宵达旦地辩论，“态度之激烈，达于言词尖刻暴谩；声音之大，传于院外，街坊邻居皆可与闻……”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父亲有这样独特的教导方式，所以才会产生梁先生这样一位彪炳青史的杰出人物。

如何教育子女，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人生于世，为人父母者，要知道，望子成龙的本源是对的，也是好的，但是不能因此而错失人间真情——教育不当而错失与子女的亲情，而误导甚至残害子女的一生。须知道，教育子女，宽容、仁厚、慈爱、平等等，当是必备的素质，而教子之方，梁父的做法不失为一种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