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而不留于心,不悲不惧
梁先生语录:
信得及一切有定数(但非百分之百),便什么也不贪,什么也不怕了。随感而应,行乎其所当行;过而不留,止乎其所休息。
俗话说,人有七情六欲。世上人人都有私情人欲实乃人之常情。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世人常常会痛苦,会将自己掷于欲望的漩涡中不得而终。可以说,人心之所以沉重,多在于向外的求索。求而不得,所以生悲,因此而烦恼困顿。
再者,当人们向外求索有所得时,便容易患得患失。没有得到之前,害怕得不到;得到之后,则害怕会失去。总之,自始至终都因为私情与人欲而奔走,而心境也随之而大起大落,甚至完全被它们所左右。
《红楼梦》的开篇偈语写着:“人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其中的玄机,是在劝诫人们应当看淡名利,名利过而不留,繁华锦绣,终将落幕。如此看来,之于名利,人心私情当淡去。须知,声色名利过而不留,无须悲伤,亦无须忧惧。
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人,名利未得时,他会把名利当做自己毕生的追求,殚精竭虑,孜孜以求;当声色名利全都握在手中的时候,要么害怕失去,要么害怕被人夺走,于是机关算尽,老谋深算,以图将声色名利套紧、套牢,而其中的滋味儿,也不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殊不知,功名乃瓦上之霜,利禄如花间之露,人生无千年之寿,花开无百日之红。不如活在当下,享受眼下所拥有的,让一切顺其自然。
对此,梁先生比较推崇“所欲得遂则乐,所欲不遂则苦”。他认为,人之所以苦,是因为有欲求于外。所谓欲求,“是短缺,不遂是本然”。因为这样,所以,人们常认为,人生苦多于乐。梁先生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他说:“生命根本上自己是生活,实无待找。若是把生活重心放在生活里面,实在时时都是不成问题,时时是满足,时时是畅达溢洋。”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将自己置身于生活当中,满足于当下生活中所拥有的,而不是总欲求于外。这样才能真正享受生活中的乐趣,才能让人生的乐多于苦。
一句话,人生于世,声色名利过而不留,我们无须为之奔走呼号,更不必因之而悲伤惧怕,相反,我们应当严守心门,活在当下,对于声色名利,保持淡泊之心。
但是,这并不是说,人生中,我们得做一个无欲无求的人;更不是说,人有私心私欲就是可耻的,是不对的。相反,人心私欲,有,才是正常的。只是“人若随身而转,则总是向外求,总是有物与之相对待;若从乎心而动,则能与物无对。”因此,若是“心从乎身”便会“放于外”,会因名利的得失去留而悲,而惧。抱以这样的心态,是难以活在当下,感知当下生活中的美的。因此,对于声色名利,梁先生主张“过而不留才是天理之自然,亦即是公”。
可以说,人生几十年,对待声色名利,能有如此平静的心态,方能做一个自然而快乐的人。譬如陶潜,他能“不为五斗米而为乡里小儿折腰”,其清高可见,其过而不留之泰然亦可见,其忧其惧,却不曾见。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能活在对田园生活的陶醉与欣赏中,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也跃然纸上。
在这一方面,梁先生是我们的楷模。梁先生长寿的秘诀之一在于他对声色名利的“淡泊无我”。梁先生的儿子曾评价父亲说:“从先父那里感到的是无所图,即无我。我以为他一生为之忙碌的许多事,都只有用‘无我’二字才能理解。”这从梁先生为乡村建设的奔走中可见一斑。可以说,梁先生始终都以“过而不留”的心态对待名利,不悲不惧。
再有,梁先生不置产业,不求奢华,一生俭朴,有人说他“生活简约一如持戒律之僧”他常说:“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因此,梁先生面对名利荣辱,始终能保持平静的心态。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始终秉持活在当下的心态,不断思考,著书立说。
还有,1979年,他的孙子考上大学,但因专业不合自己心意而烦恼,梁先生立即写信劝导:“得失利害之念愈少愈好,应当有一切平等观。要超然物外,高瞻远瞩,莫堕入成败得失窟中,若胸怀不能高爽,更易措置多乖,更容易失败了。”从中可见,梁先生对待声色名利以及人生的得失、去留的淡泊与超然,这是他对孙子的期望,也是他一生对待声色名利的态度。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心态,所以梁先生一生能让心从于自己的心,而不是从于身,被人心私欲所困。
人生于世,我们当如梁先生一样时时严守自己的心门,对待名利要有一颗淡泊之心,超然物外,声色名利,得失与去留,顺应天道,不强求,不违逆,活在当下,得而不忘乎所以,过而不留于心,去而不悲不惧,如此坦然,方为智者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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