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莫大于俗，以俗为耻
梁先生语录：
恶莫大于俗，以俗为耻。
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由此看来，人要活得逍遥自在，最好是做个平凡庸俗的人，这样才不会招致嫉妒与怨恨。但是，若不想枉费宝贵的生命，在人世间潇洒走一回，就应当披荆斩棘，迎难而上，做一个出众的成功的人。
一般情况下，世人衡量个人成就的标准是财富的多寡与名利的大小。因此，追求成功的人，常以声色名利为追求对象。对此，梁先生说：“看见财利浮名都心热，无关轻重的成败毁誉都顾虑，这完全是世俗的心理。”可见，对这样流于庸俗的观点，梁先生不以为然。上世纪50年代初，梁先生在一个《自我检讨提纲》上，也写过这样的话：“志不在温饱。”“恶莫大于俗，以俗为耻。”从中可知，在梁先生看来，人生于世，成俗，是件可耻的事。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自然而然，俗人要成就出彩的自我与人生，是难以办到的。这就好比要个残疾人去挑重担，身轻如燕是不可能的。
因此，人生在世，要优化性格，成就自我，就要剔除性格上的俗气。更为具体地说，是要从心底抽掉从俗与媚俗的心理，要做一个有自己的个性的人。要知道，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人也一样。要是人人都一样，那就没有自己的个性，就会流于庸俗。金子为什么贵？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光芒。假如世上每座山都和珠穆朗玛峰一样高峻挺拔，那珠穆朗玛峰在高度上，也没有什么值得人们欣赏的地方。
做人也如此。世上人人都以声色名利的多寡衡量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么，人人都是金钱名利的奴隶。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值得为之骄傲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是说，人生于世，追求金钱名利，就犯了滔天大罪。也不是说，一个性格优良，人生成功的人，就不需要金钱，不需要名利。其真正意思是，人生几十年，我们要成就独一无二的自我，不流于俗，更不媚俗。
比如，世人都以声色名利为最高追求，为终极目标，因而，人生中，可能会陷入名利的枷锁中，为其所困所累，纵然有所得，也枉然；而有的人，把生命的价值定义在对社会的贡献上，人生几十年，一直在为社会、为国家而奔走，而奋斗，淡泊名利，其中的清高与奇骨便可见一斑了。后者，正是不从俗，不流于俗的表现。
梁先生一生就是一个不流于俗的人，而不是一个媚俗的人。相反，在他看来，恶莫大于俗。不论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还是在是非不辨的时期，他都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做有个性的自己，“出淤泥而不染”。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性格上，梁先生能摒弃俗气的熏染，做至真至纯的自己，最终成就非凡的自我。
1934年，梁先生在《三种人生态度》一文中指出，“逐求”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而纵观梁先生的一生，“逐求”中的东西，他不从俗，无不淡然处之。诚如他对艾恺所说的：“我总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觉得茶，它有点兴奋性。我都不要喝茶；白开水好。我吃饮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类，人家认为好吃的东西我都不要吃，并且我吃得还很少。”
在追求中，正因为梁先生不随众，不从俗，淡然视之，因此，在得失与去留面前，他能泰然镇定，将全部的精力集中在学术上，聚集在思考上。所以，才能成为思想家、哲学家、学术家，等等。
众所周知，尽管后来梁先生转入儒家的入世思想，但梁先生一生信佛。94岁那一年，梁先生在一次发言上说：“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前生，有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看到梁先生所著的《人心与人生》和《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两本书的人都知道，梁先生在佛学上的造诣也是非常深的。事实上，称他为“佛学家”是当之无愧的。
但梁先生信佛，也不流俗，更不媚俗——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对佛的虔诚度，他从不烧香拜佛，家里也从不供奉佛，入庙也只是参观式地看看。而茹素，梁先生亦不从俗，像牛奶、鸡蛋这些食物，僧人是不吃的，但梁先生并不拒绝。
梁先生信佛，和芸芸众生从利害出发许愿还愿那一套也是两回事。可见，梁先生对佛家的信奉，不仅在心态上脱俗了，在形式上也脱俗了。他信佛，是从佛理中吸取有益的东西，而不像有些人一样，认为佛有无穷的能力，能够实现自己所有的愿望，因而盲目地崇拜。
以上种种，都是因为梁先生的脱俗。梁先生养成脱俗的性格，以俗为耻，因此他的一生能卓有成就，大有建树。常人以思考为苦，他以思考为乐趣；常人崇拜佛，他吸取佛家义理中的精华；常人以儒家文化为糟粕，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这无不源自他那脱俗的性格。若从俗、媚俗，那么，梁先生的人生可能也就是平凡的一生，无为的一生。
因此，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优化自己的性格，成就自我，就应当祛除性格中的俗气，如梁先生一样做一个脱俗的自己。当然，不能如皇帝的新装中的皇帝那样，为了脱俗而自我蒙蔽，那是愚者所为。我们当如梁先生一样保持自己至真至纯的性情与品格，这样才能真正优化自己的性格，进而成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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