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之始，本无所谓一定形式，更无所谓派别。《易经·系辞·下》说：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只取其合用， 以待风雨， 求其坚固，取诸大壮， 而已。所谓某系或某派建筑之始， 其先盖完全由于当时彼地的人情风俗，政治经济的情形， 气候及物产材料之供给， 和匠人对于力学之知识，技术之巧拙，等等复杂情况总影响之下所产生。当时的设计人， 并不定要将他的创作形成某种预定形式的预定步骤。他所采取的建筑形式，差不多可以说是被环境所逼出来。古代许多的原始建筑，如埃及， 巴比伦，伊琴，美洲， 中国，各系建筑，都这样在它们各自环境之下产生出来。
到各地各文化渐渐会通的时代，一系的建筑，便不能脱离它邻近文化系统的影响。同时在它前一代的遗传，也不容它不承受。一系建筑之个性，犹如一个人格，莫不是同时受父母先天的遗传，和朋友师长的教益而形成的。
公元第3至第15世纪间， 在欧洲各处不同的区域， 由希腊罗马嫡系遗传之下，加以多少政治， 宗教，地理及气候的影响， 先后的产生出初期基督教(Early Christian)、拜占庭(Pyzantine)、罗马(Ro-manesque)、哥特(Gothic)诸式建筑。今日的史家， 因其各时各地共有的特征， 遂将它们归纳区分为上述诸派别。但是当时的匠师们，每人在那不可避免的环境影响中工作，犹如大海扁舟， 随风飘荡，他们在文化的大海里飘到何经何纬， 是他们自己所绝对不知道的。在那时期之中， 只有时代的影响，驱使着匠师们去做那时代形成的样式;不似现代的建筑师们， 自觉的要把所谓自己的个性， 影响到建筑物上去。
所谓近代建筑师之产生，及其对于作品样式之自觉，是起于欧洲文艺复兴。15世纪之初，意大利文学，绘画， 雕刻， 在复兴运动中已有了百余年的根底。那是个个性发展的时代， 文学雕绘界中， 已产出名师， 如Dante， Pisano， Boccacio等;他们以个人的作品， 左右了时代的潮流。在建筑界于是也产生同样的现象。这时期的建筑家， 多出自雕刻家或画家之门， 如Ghiberti， Brunelleschi， Bramante等， 尤其著者。那时建筑界的复兴运动，如绘塑一样， 均以罗马古式为蓝本;建筑师所采取的形式， 是他们自动要采取的; 虽然在广义上说，也是环境的影响，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有一种自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创作与祖先遗产间的关系，他们不是盲目的飘泊者。这运动渐渐传遍欧陆， 虽然到各时各地各有特征，但在同一总动力之下，这运动竟澎湃了400余年。
19世纪之初， 欧洲建筑界受了新兴科学考古学的影响， 感到古典式不单限于希腊罗马，所以除去仍以文艺复兴或罗马式建筑为其正统的图案样式外，有许多比较富于想像力的建筑师，也许因为感到完全模仿一式之单调， 又加以照相术之发明，各处特有的建筑形式，都得藉以搜集在案头日夕把玩;许多的美术家及考古家，努力对古物研究，他们摄影， 测绘， 制图，供给设计人无数的参考材料， 包括着希腊， 罗马， 中世纪， 文艺复兴以来各时各地的建筑。于是对于中世纪的各种样式， 自15世纪以来，被认为黑暗时代粗鄙的作品， 又被他们目为古朴风雅， 用为创作的蓝本， 而产生欧洲所谓浪漫派的建筑。所以近百年来， 欧洲建筑界竟以抄袭各派作风为能事，甚至有专以某派为其设计图案之专门样式者。
但是在中国，数千年来， 虽然有20余朝帝王的更替;虽然在政治上， 有汉族封建主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频连战乱;在文化上， 先有佛教的输入，后有耶教……教之东来， 中国的文化却是从来是赓续的。中国的建筑， 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 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 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数千年来的匠师们， 在他们自己的潮流内顺流而下， 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匠师们一样， 对于他们自己及他们的作品都没有一种自觉。在社会的地位上，建筑只是匠人之术，建筑者只是个“劳力”的仆役， 其道其人都为“士大夫”所不齿。
19世纪末叶及20世纪初年， 中国文化屡次屈辱于西方坚船利炮之下以后， 中国却忽然到了“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的段落， 又因其先已有帝王骄奢好奇的游戏，如郎世宁辈在圆明园建造西洋楼等事为先驱， 于是“洋式楼房”， “洋式门面”，如雨后春笋，酝酿出光宣以来建筑界的大混乱。有许多住近通商口岸的匠人们，便盲目的被卷到“洋式”的波涛里去。
正在这个时期，有少数真正或略受过建筑训练的外国建筑家，在香港、上海、天津……乃至许多内地都邑里，将他们的希腊罗马哥特等式样，似是而非的移植过来外， 同时还有早期的留学生，敬佩西洋城市间的高楼霄汉，帮助他们移植这种艺术。这可说是中国建筑术由匠人手里升到“士大夫”手里之始;但是这几位先辈留学建筑师， 多数却对于中国式建筑根本鄙视。近来虽渐有人对于中国建筑有相当兴趣，但也不过取种神秘态度，或含糊的骄傲的用些抽象字句来对外人颂扬它;至于其结构上的美德及真正的艺术上成功， 则仍非常缺乏了解。现在中国各处“洋化”过的中国旧房子， 竟有许多将洋式的短处， 来替代中国式的长处， 成了兼二者之短的“低能儿”，这些亦正可以表示出它们对于中国建筑的不了解态度了。
前20年左右， 中国文化曾在西方出健旺的风头， 于是在中国的外国建筑师，也随了那时髦的潮流，将中国建筑固有的许多样式，加到他们新盖的房子上去。其中尤以教会建筑多取此式，如北平协和医院，燕京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四川华西大学等。这多处的中国式新建筑物， 虽然对于中国建筑趣味精神浓淡不同，设计的优劣不等，但他们的通病则全在对于中国建筑权衡结构缺乏基本的认识的一点上。他们均注重外形的摹仿， 而不顾中外结构之异同处，所采用的四角翘起的中国式屋顶， 勉强生硬的加在一座洋楼上;其上下结构划然不同旨趣， 除却琉璃瓦本身显然代表中国艺术的特征外，其它可以说是仍为西洋建造。北平协和医院，就是其中之尤著者。
民国十四年， 国立北平图书馆征选建筑图案，标题声明要仿宫殿式样， 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对于新建筑物有此种要求之始。中选者虽不是中国人， 但其图案， 却明显表示对于中国建筑方法的认识已较前进步;所设计梁柱的分配，均按近代最新材料所取方式， 而又适应于与近代最新原则相同的中国原来构架;其全部外形之所以能相当的表现中国固有精神而不觉其过于勉强者，就在此点。可惜作者对于中国建筑各详部缺乏研究，所以这座建筑物，亦只宜于远观了。
国都定鼎南京， 第一处中国式重要建筑，便是总理陵墓。我们对于已故设计人吕彦直先生当时的努力， 虽然十分敬佩，但觉得他对于中国建筑实甚隔漠。享殿除去外表上仿佛为中国的形式外，他对于中国旧法，无论在布局， 构架， 或详部上， 实在缺乏了解， 以至在权衡比例上有种种显著的错误。推求其原因， 只在设计人对于中国旧式建筑， 见得太少，对于旧法，未曾熟谂，犹如作文者读书太少， 写字人未见过大家碑帖，所以纵使天韵高超，也未能成品。
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时期：欧洲大战以后， 艺潮汹涌， 一变从前盲目的以抄袭古典为能事的态度，承认机械及新材料在我们生活中已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这个时代的艺术，如果故意的避免机械和新科学材料的应用，便是作伪， 不忠实，失却反映时代的艺术的真正价值。所谓“国际式”建筑，名目虽然笼统，其精神观念，却是极诚实的;在这种观念上竭力尝试诚朴合理的科学结构， 其结果便产生了近来风行欧美的“国际式”新建筑。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由科学结构形成其合理的外表。
这种建筑现在已传到中国各通商口岸，许多建筑师或营造厂，或是有了解的，或是盲目的， 又全在抄袭或模仿那种形式。但是对于新建筑有真正认识的人，都应知道现代最新的构架法，与中国固有建筑的构架法，所用材料虽不同，基本原则却一样，——都是先立骨架，次加墙壁的。因为原则的相同， “国际式”建筑有许多部分便酷类中国(或东方)形式。这并不是他们故意抄袭我们的形式， 乃因结构使然。同时我们若是回顾到我们古代遗物，它们的每个部分莫不是内部结构坦率的表现，正合乎今日建筑设计人所崇尚的途径。这样两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艺术， 竟融洽相类似， 在文化史中确是有趣的现象;这正该是中国建筑因新科学， 材料， 结构， 而又强旺更生的时期， 值得许多建筑家注意的。
我们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新建筑师产生的时期，他们自己在文化上的地位是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他们对于他们的工作是依其意向而计划的;他们并不像古代的匠师， 盲目的在海中飘泊。他们自己把定了舵向;向着一定的目标走。我希望他们认清目标，共同努力的为中国创造新建筑，不宜再走外国人摹仿中国式样的路;应该认真的研究了解中国建筑的构架，组织，及各部做法权衡等，始不至落抄袭外表皮毛之讥。创造新的既须要对于旧的有认识;他们需要参考资料， 犹如航海人需要地图一样， 而近几年来中国营造学社搜集的建筑照片已有数千，我觉得我们这许多材料，好比是测量好的海道地图， 可以帮助创造的建筑师们，定他们的航线，可以帮助他们对于中国古建筑得一个较真切较亲密的认识。我们除去将数年来我们所调查过的各处古建筑， 整个的分析解释， 陆续的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外，现在更将其中的详部(detail)照片，按它们在建筑物上之部位， 分门别类——如台基，栏杆，斗拱， ……等——辑为图集，每集冠以简略的说明， 并加以必要的插图， 专供国式建筑图案设计参考之助。我们所搜集的材料， 多在北方， 不敢说是全国各地普遍的代表品，也不敢说全是精品， 只是在已搜集的材料中，选其较有美术或结构价值的，聊以表示我们祖先留下的丰富遗产之一部而已。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梁思成序于中国营造学社
(本文根据《梁思成全集》第6卷排印，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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