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把这几卷文集呈献在亲爱、尊敬的读者面前时，我已经进入70岁。
当我为别人的书写序时，我的感情是专一的，话也很快涌到笔端上来。这次为自己的书写序，却感到有些迷惘、惆怅。彷徨回顾， 不知所云。这可能是近几年来， 关于我的创作，我的经历，谈得太多了，这些文字，就都编在书里，此外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意思了。另外，计算一下，我从事文字工作， 已经40多年，及至白发苍颜，举动迟缓，思想呆滞之期， 回头一看， 成绩竟是如此单薄贫弱，并且已无补救之力， 内心的苦涩滋味， 富于同情心的读者， 可想而知。
限于习惯和体例，我还是写几句吧。
一、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种种特点。因此，每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作家群，也都有他们特殊的时代标志。读历代大作家的文集，我常常首先注意及此，但因为年代久远，古今差异很大，很难仿佛其大概。
我们这一代作家，经历的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青年读者，对这一代作家，并不是那么了解的，如果不了解他们的生平，就很难了解他们的作品。老一代人的历史，也常常难以引起青年一代的兴味。我简略叙述一下， 只能算是给自己的作品，下个注脚。
二、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纪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反映这一时代人民精神风貌的作品，在我的创作中， 占绝大部分。其次是反映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作品，还有根据地生产运动的作品。
三、再加上我在文学事业上的师承， 可以说， 我所走的文学道路，是现实主义的。有些评论家， 在过去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的，现在又说我是浪漫主义的。他们的说法， 不符合实际。有些评论， 因为颠倒了是非，常常说不到点上。比如他们曾经称许的现实主义的杰出之作，经过时间的无情冲激和考验， 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过程：虚张声势，腾空而起，遨游太空，眩人眼目，三年五载，忽焉陨落——这样一种好景不长的近似人造卫星的过程。而他们所用力抨击，使之沉没的作品，过了几年， 又像春草夏荷一样，破土而出或升浮水面，生机不衰。
四、我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应该一直沿着五四时期鲁迅和他的同志们开辟和指明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应该大量介绍外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给文学青年做精神食粮。我们要提倡为人生进步、幸福、健康、美好的文学艺术，要批判那些末流的诲淫诲盗败坏人伦道德的黄色文学。
五、我们的文艺批评， 要实事求是， 是好就说好， 是坏就说坏。不要做人情。要提高文艺评论的艺术价值。要介绍多种的艺术论，提高文艺评论家的艺术修养。要消除文艺评论中的结伙壮胆的行帮现象，群起而哄凑热闹的帮闲作风，以及看官衔不看文章的势利观点。
六、文艺虽是小道， 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或取快一时， 以游戏的态度出之。
七、我是信奉政治决定文艺这一科学说法的。即以此文集为证：因为我有机会参加了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我才能写出一些反映这两个时期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10年动乱，我本人和这些作品同被禁锢， 几乎人琴两亡。绝望之余，得遇政治上的拨乱反正， 文集才能收拾从残， 编排出版。文艺本身， 哪能有这种回天之力。韩非多才善辩，李斯一言，就“过法诛之”。司马迁自陷不幸， 然后叹息地说：“余独悲韩子为 ‘说难’， 而不能自脱。”有些作家， 自托空大之言，以为文艺可以决定政治。如果不是企图以文艺为饵禄之具，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例证。我是不相信的。
八、我出生在河北省农村，我最熟悉、最喜爱的是故乡的农民，和后来接触的山区农民。我写农民的作品最多， 包括农民出身的战士， 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我不习惯大城市生活， 但命里注定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恐怕要一直到我灭亡。在嘈杂骚乱无秩序的环境里，我时时刻刻处在一种厌烦和不安的心情中，很想离开这个地方，但又无家可归。在这个城市， 我害病10年，遇到动乱10年， 创作很少。城市郊区的农民，我感到和我们那里的农民也不一样。关于郊区的农民， 我写了一些散文。
九、我的语言，像吸吮乳汁一样， 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言，对我的文学创作， 影响最大。母亲的故去，我的语言的乳汁， 几乎断绝。其次是我童年结发的妻子，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在母亲和妻子生前，我没有谈过这件事，她们不识字，没有读过我写的小说。生前不及言， 而死后言之， 只能增加我的伤痛。
十、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 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例如实地作战。我写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但是经过思考，经过选择。在生活中，在一种运动和工作中，我也看到错误的倾向，虽然不能揭露出来， 求得纠正，但从来没有违背良心，制造虚伪的作品， 对这种错误， 推波助澜。
十一、我对作品，在写作期间，反复推敲修改，在发表之后，就很少改动。只有少数例外。现在证明， 不管经过多少风雨， 多少关山，这些作品， 以原有的姿容， 以完整的队列， 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我不轻视早期的作品。我常常以为，早年的作品，青春的力量火炽，晚年是写不出来的。
十二、古代哲人，著书立说， 志在立言;唐宋以来，作家结集，意在传世。有人轻易为之，有人用心良苦。然传世与否， 实在难说。司马迁忍发汗沾衣之辱，成一家百代之言， 其所传之人， 可谓众多。然其自身，赖班固以传。《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亲笔，并非别人的想当然之词。文章与作者， 自有客观的尺寸与分量，别人的吹捧或贬抑， 不能增减其分毫。
十三、我幼年尪怯， 中年值民族危难， 别无他技， 从事文学之业， 以献微薄。近似雕虫，不足称道。今幸遇清明之世， 国家不弃樗材， 念及老朽， 得使文章结集出版，心情十分感激。
十四、很长一个时期，编辑作风粗率，任意删改别人文章。此次编印文集，所收各篇，尽可能根据较早版本， 以求接近作品的原始状态。少数删改之作， 皆复其原貌。但做起来是困难的， 10年动乱，书籍遭焚毁之厄，散失残缺，搜求甚难。幸赖冉淮舟同志奔波多地，复制原始资料多篇，使文集稍为完善充实。淮舟并制有著作年表，附列于后， 以便检览。
十五、文集共分7卷。计其篇数：短篇小说38， 中篇小说2，长篇小说1，散文79， 诗歌12， 理论一部又104， 杂著57。都150万言。
1981年9月2日《人民日报》
(本文录自 《孙犁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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