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诗有六义焉①， 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②班固曰：“赋者， 古诗之流也。”③先王采焉， 以观土风④。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隩之产⑤;见“在其版屋”⑥， 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赋上林⑦， 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⑧， 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两都， 而叹以出比目⑨;张衡赋西京， 而述以游海若⑩。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 匪啻(11)于兹。考之果木， 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 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卮无当(12)， 虽宝非用;侈言无验， 虽丽非经(13)。而论者莫不诋讦(14)其研精，作者大氐举为宪章(15)。积习生常，有自来矣。
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16)。其山川城邑， 则稽(17)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18);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19)，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 览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贡(20)，虞书(21)所著;辨物居方(22)， 周易所慎。聊举其一隅，摄其体统(23)， 归诸诂训(24)焉。
(“四部丛刊”影宋六臣注 《文选》)
注释 ①六义——《毛诗序》云： “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 三曰比， 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后来“赋”演变成为一种文体。②“扬雄”句——扬雄，字子云，汉代辞赋家。他在《法言·吾子》中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丽，指语言华美。则，合乎《诗》的准则。③班固——字孟坚，东汉史学家、文学家，著有《两都赋》。“赋者”句见《两都赋序》。④土风——风土人情。⑤“见‘绿竹’”句——“绿竹猗猗”语出《诗经·卫风·淇澳》。猗猗(yi)，茂美的样子。淇隩(yu)，淇水深曲之处。⑥在其版屋——语出《诗经·秦风·小戎》。版屋，用两板相夹中间置土的方法造屋。西北地区有此习俗，如下句的“西戎”即用此法造屋。西戎，先秦时秦国西部的少数民族。⑦相如赋上林——司马相如作《上林赋》。⑧扬雄赋甘泉——扬雄作《甘泉赋》。⑨比目——比目鱼。⑩“张衡”句——张衡，东汉科学家、文学家。所作《西京赋》、《东京赋》合称《二京赋》。海若，海神。(11)匪啻(chi)——不止。(12)玉卮(zhi)无当——玉卮，玉制酒杯。无当，无底。(13)非经——不合常理。(14)诋讦 (jie)——指责、批评。(15)大氐举为宪章——大都奉为典范。(16)摹二京而赋三都——模拟张衡的《二京赋》而作《三都赋》。三都，指《三都赋》，即左思的《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17)稽——考核。(18)方志——地方志。(19)魁梧长者——指杰出的大人物。(20)任土作贡——根据土地所产而定贡赋的品种和数量。语出《尚书》。(21)虞书——《尚书》的一部分。(22)辨物居方——语出《周易》，意思是辨别物产所宜之地。(23)摄其体统——抓住纲要。(24)诂训——即故训，古人的言语。
赏析 左思在《文心雕龙》中被誉为“奇才”，但他生不逢时， 由于出身寒微，在森严的门阀制度下，备受压抑。政治抱负不得施展，他便用手中的笔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三都赋》是左思倾注毕生精力，勤奋创作十年才得以完成的一篇力作。书成之后，名士推举，人竞传抄，一时间洛阳为之纸贵。《三都赋》包括《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三篇。内容是借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之口，夸说三都的疆域之广、历史人文之盛、典章礼仪之美。赋中抑吴、蜀二都而张扬魏都的倾向，表现了作者向往统一、为晋室灭蜀吞吴鼓与呼的热情。
京都大赋并非左思首创，在汉赋中它称得上是蔚为壮观的一支。《三都赋》明显是对班固、张衡之作的摹拟，但因袭前人又如何能征服当时，以至于洛阳纸贵呢?个中原因固然可以从社会审美心理、名人举荐等多方面分析，而原作之前的序言亦不应忽视，因为它直接反映着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审美追求。
序言第一段借批评汉赋说明了自己对赋的文体特征的认识。左思认为，赋本为《诗》“六义”之一，后由诗的一种表现手法演变成为一种文体，因为赋与诗有这种渊源关系，所以它也应具备诗的某些特征与功能。孔夫子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左思列举《诗经》的两个例子： “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用意在强调诗的观风、博物功能。而汉赋状物，无论是司马相如抑或是扬雄、班固、张衡之作，都有“虚而无征”之弊。例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说“卢橘夏熟”，扬雄的《甘泉赋》中有“玉树青葱”之句;班固作《西都赋》为钓出比目鱼而惊叹;张衡的《西京赋》，说到与海神交游。凡此种种都是假借珍怪，进行夸饰，违背了生活常识，使赋的观风博物功能丧失殆尽，偏离了《诗经》的大方向。而其语言的侈丽，悖于常理，更是去《诗》甚远。汉赋及其作者俱往矣，这些流弊只得留待后人清除了。
序言第二段具体谈《三都赋》的创作。与汉代京都大赋的“托无于有”相反，左思则在创作中贯彻了求真征实的原则。左思明确指出，“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所以赋中所写的山川城邑都可从地图上找到，鸟兽草木又能从地方志上得到验证，民间歌谣都与本地风俗相合，所举的杰出人物也是本地实有，并非杜撰。据《晋书·左思传》记载，左思为了《三都赋》的创作，特意移家洛阳。他拜访熟悉蜀地的张载，又请求担任秘书郎，以便翻阅皇帝图书。这一切无不与他求真征实的辞赋观相关。《三都赋》取象用事的求真态度，正是它的创新之处。它对于《二京赋》的模仿并不是亦步亦趋。尽管它在结构框架、谋篇布局方面沿袭了汉人老路，但作者又依照自己异于汉人的观念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当人们习惯了汉代京都大赋托无求有的创作方法之后，再来领略左思笔下能够“验之方志”、“稽之地图”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致，总会有些新鲜感受，这正是《三都赋》的价值所在，或许多少能够解释书成后轰动一时的原因。
平心而论，左思对赋的认识也有偏颇之处。把艺术真实等同于生活真实，用科学之真来排斥艺术之真，否定虚构和夸张，实际上是取消了艺术。左思对文学的认识远未达到刘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文心雕龙·辨骚》)的高度。
序言征引故实颇多，有的为树靶子，有的为佐己见。先秦经典、两汉赋句，信手拈来，毫无生硬堆砌之嫌，作者确实不负“奇才”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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