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 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 无不洞悉， 其术足以匡时， 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 或剿说而无当，浅深不同， 同为俗学而已矣。自宋迄元， 人尚实学， 若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与之流①， 著述具在， 皆博极古今， 通达治体， 曷尝有空疏无本之学哉。明代人才辈出，而学问远不如古。自其少时鼓箧②读书，规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长， 虽欲学而无及。间有豪隽之士， 不安于固陋， 而思崭焉自见者， 又或采其华而弃其实，识其小而遗其大。若唐荆川、杨用修、王弇州、郑端简③， 号称博通者， 可屈指数， 然其去古人有间矣。
昆山顾宁人先生， 生长世族， 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 九经诸史略能背诵， 尤留心当世之故， 实录奏报④， 手自抄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 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 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精力绝人，无他嗜好， 自少至老未曾一日废书， 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 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 必畅其说而后止。当代文人才士甚多， 然语学问必敛衽⑤推顾先生。凡制度典礼有不能明者，必质诸先生。坠文轶事有不知者，必征诸先生。先生手画口诵，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无贤不肖， 皆知先生为通儒也。
先生著书不一种，此《日知录》， 则其稽古有得， 随时札记， 久而类次成书。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 一一疏通其源流， 考正其谬误。至于叹礼教之衰迟， 伤风俗之颓败， 则古称先，规切时弊， 尤为深切著明， 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是书也，意惟宋元名儒能为之， 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
未少从先生游，尝手授是书。先生没， 复从其家求得手稿，校勘再三，缮写成帙， 与先生之甥刑部尚书徐公健庵⑥、大学士徐公立斋⑦谋刻之而未果。二公继没， 耒念是书不可以无传， 携至闽中。年友汪悔斋⑧赠以买山之资，举畀⑨建阳丞葛受箕，鸠工⑩刻之以行世。
呜呼， 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魏司马朗⑾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⑿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立言不为一时， 录中固已言之矣。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 采用其说， 见诸施行， 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 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
康熙乙亥(13)仲秋门人潘耒拜述。
(《日知录集释》卷首， 岳麓书社1994年版)
注释 ①“若郑渔仲”句——南宋史学家郑樵字渔仲。南宋学者王应麟字伯厚。南宋思想家魏了翁号鹤山。元朝史学家马端临字贵与。②鼓箧——谓击鼓开箧，古时入学的一种仪式。《礼记·学记》：“入学鼓箧，孙其业也。”郑玄注：“鼓箧，击鼓警众，乃发箧出所治经业也。”后借指负箧求学。③“若唐荆川”句——明朝学者唐顺之， 人称“荆川先生”。明代学者杨慎字用修。明代史学家、文学家王世贞号弇州山人。明代学者郑晓著有《端简文集》。④实录奏报——实录，中国历代所修每个皇帝统治时期的编年大事记。奏报，奏章、邸报之类。⑤敛衽——犹“敛袂”，整一整衣袖。表示恭敬。⑥徐公健庵——清代学者徐乾学号健庵。他是顾炎武的外甥。官至刑部尚书。曾主持监修《明史》、《大清会典》、《一统志》。喜藏书，留意经学，有《传是楼书目》、《通志堂经解》、《读礼通考》等。⑦徐公立斋——徐元文号立斋，与兄乾学、弟秉义皆以文名，合称“三徐”。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曾主持兼修《清太宗实录》、《平定三逆方略》、《明史》。著有《含经堂集》。⑧年友汪悔斋——年友，科举制度中同榜登科者称为同年，因而同辈互称年兄或年友。主试人对所取中的门生有时也用此称呼。汪悔斋， 生平事迹未详。⑨举畀(bi)——全部给予。⑩鸠工——聚集工匠。⑾司马朗——东汉末年隐居乡里。曹操统一北方后，辟为司空掾， 累迁兖州刺史。曾建议恢复井田制，未被采纳。⑿虞集——元代学者，曾建言用江浙之法在京师以东南沿海筑堤阻水为田， 听富民开垦，既可阻海潮，又能卫京师，未被采纳;但后来海口万户之设，大略采其说。⒀康熙乙亥——康熙三十四年(1695)。
赏析 顺治十四年(1657)，45岁的顾炎武将家产全部变卖，只身北去，开始了此后长达二十余年的游历生涯。北游之初，他频繁往来于直、鲁、江、浙间。顺治十八年(1661)， 郑成功率部退往台湾，地处西南一隅的南明王朝灭亡。眼看复明大势已去，他断然拔足西走，决心“笃志经史”，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著述事业。
自康熙元年(1662)，顾炎武的游踪扩至河南、山西、陕西。此后，除陆陆续续写了大量的诗、文、杂著外，将主要精力用于《日知录》的写作。康熙二年，庄廷鑨明史案发，顾炎武早年好友潘柽章、吴炎皆在冤狱中蒙难。他万分悲痛，于旅途中遥为祭奠，以诗代哭： “一代文章亡左马， 千秋仁义在吴潘。”表彰二人的高风亮节。本来，顾炎武是极为憎恶明末的讲学之风的，曾以“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自誓，终身不登讲坛，也不轻言接收弟子，但为了表示对潘柽章的纪念，他破例将其弟潘耒收为弟子。从此以后，潘耒便跟从在顾炎武身边，陪伴老师过着“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生涯。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使他对老师的学问与人品都产生了极度的钦敬。顾炎武死后， 出于对先生的崇敬与对《日知录》这部荟萃着顾炎武“平生之志与业”的著作的价值的理解，潘耒历尽辛苦，辗转奔走，终于使《日知录》得以梓行问世。《日知录序》尽管由于写在清初文字狱盛行之际，不能对诸如自己与顾炎武以往的师生亲谊、顾炎武当初游历的原因等明确写来，但还是大致勾勒出顾炎武一生的行状、写作《日知录》的情由以及此书出版前前后后的一些概况。
顾炎武的学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当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语学问必敛衽推顾先生”，“天下无贤不肖， 皆知先生为通儒也”。《日知录》这部凝聚着顾炎武毕生心血的书更是开启一代风气的力作， “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但是，学术本身并不是顾炎武的目的，他曾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向者《日知录》之刻(初刻8卷本)……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如果说顾炎武《日知录》繁富的文字构造起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之躯的话，那么“经世致用”便是这个躯体的灵魂。但是，正如人在生活中犯“识人识面不识心”的错误一样，学者们往往只对顾炎武的学术着迷，叹服于其考据之详赡，文辞之辩博，而忘记了《日知录》写作的本意。
作为顾炎武破例收下的惟一弟子，潘耒不愿意看到老师被误读。因此，他在序文中虽也极力称述先生的学问，但中心意旨却始终在于突出顾炎武“经世致用”的精神。在潘耒看来， “经世致用”乃是“通儒”与“俗儒”的分野：“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当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剿说而无当，浅深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正是由于自幼及长未尝少衰的“忧天悯人之志”与对民生国运的关怀，使得顾炎武与一般的“俗儒”区别开来。篇末又说：“呜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立言不为一时，录中固已言之矣。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应当说，这些都是抓住了顾炎武思想的根本的破的之语。后来清代学术的发展证明了潘耒的担心并非是多余的。
顾炎武死后，清代学术日益转向繁琐而远离现实的考据之学，在承继了顾炎武做学问形式的同时远离了他的精神。到乾隆年间，一些学者甚至因为偏好顾炎武的考据之精而对潘耒突出顾炎武“经世致用”的作法不满起来。
让更多人喜爱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