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华民国建国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自由谈》的编者刊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以来，很使老牌风月文豪摇头晃脑的高兴了一大阵，讲冷话的也有，说俏皮话的也有，连只会做“文探”的叭儿们也翘起了它尊贵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 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
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 其实是不能够的。假如出一个“学而时习之”的试题， 叫遗少和车夫来做八股， 那做法就决定不一样。自然， 车夫做的文章可以说是不通， 是胡说，但这不通或胡说， 就打破了遗少们的一统天下。古话里也有过：柳下惠看见糖水， 说“可以养老”， 盗跖见了，却道可以粘门闩。他们是弟兄， 所见的又是同一的东西，想到的用法却有这么天差地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风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时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
我的谈风月也终于谈出了乱子来， 不过也并非为了主张“杀人放火”。其实， 以为“多谈风月”，就是“莫谈国事”的意思， 是误解的。“漫谈国事”倒并不要紧， 只是要“漫”，发出去的箭石， 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梁， 因为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
从6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 一面固然为了省事， 一面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 只看作者的署名。然而这么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嗅觉又没有和全体一同进化，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呜呜不已，有时简直连读者都被他们闹得莫名其妙了。现在就将当时所用的笔名，仍旧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负着应负的责任。
还有一点和先前的编法不同的，是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这删改，是出于编辑或总编辑，还是出于官派的检查员的呢，现在已经无从辨别，但推想起来， 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 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意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删之处，是留着空白， 或加虚线，使读者能够知道的。中国的检查官却不许留空白，必须接起来，于是读者就看不见检查删削的痕迹，一切含胡和恍忽之点，都归在作者身上了。这一种办法，是比日本大有进步的，我现在提出来，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
去年的整半年中，随时写一点，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又成一本了。当然，这不过是一些拉杂的文章， 为“文学家”所不屑道。然而这样的文字，现在却也并不多，而且“拾荒”的人们，也还能从中检出东西来，我因此相信这书的暂时的生存， 并且作为集印的缘故。
1934年3月10日，于上海记。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赏析 1933年，是鲁迅杂文写作最多的一年。他从1月初开始，便给《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 “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5月初便难以发表了。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时正值禁谈时事，而我的短评却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伪自由书·后记》)这当然就不能不被当局及叭儿狗们所仇视，受压迫也便难以避免了。同时，多刊登鲁迅及左翼作家稿件的《自由谈》，也受到内外压力。编者黎烈文不得已于5月25日在《自由谈》上发表启事，说：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 ‘福祸无门，惟人自招’，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而“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一语，颇为鲁迅欣赏，曾多次在文章中引用。“风月”一词初见于《梁书·徐勉传》：“(勉)常与门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 ‘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后“风月”一词便成为某种政治条件下莫谈国事，或专谈清风明月之美景的空泛诗文，或男女间情爱之事的代名词。在日军疯狂入侵，民族危亡之际，报刊当然应以唤起国人觉悟，奋起抗争为己任，也应是执政当局的要求。但编者屈于当局的压力，被迫在自己的报纸上刊登“启事”，呼吁作家莫谈国事，多谈风月。这本身就是对当局绝妙的讽刺。“启事”的刊出， “老牌风月文豪”以为有利可图，高兴了。尤为高兴的是那些“只会做‘文探’的叭儿们”。他们以为这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们，终于害怕了，要收场了。
然而，事情并不像压迫者想像的那么简单，黎烈文刊登启事，并非真的请作家们来谈男女情事或借清风明月来抒写闲情逸致。他不过是为自保而涂一涂保护色。尤其是以鲁迅为首的长于谈革命“风云”的人们，却“风月也谈得”。“谈风月便谈风月罢”，这表面上是在响应呼吁，实际上却并不意味着向当局就范。正如鲁迅所说： “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因为“风月”可以有不同的谈法，正如古人那样， 同是谈“风月”，有的是“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谈怎样来观赏良宵美景;也有的是“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谈怎样杀人放火。同样题材，却常常表现出不同作者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思想。现在谈“风月”，也一样可以谈得“仍旧不能正如尊意”，仍可以谈出像“发出去的箭石”， “正中了有些人物鼻梁”的文章。《准风月谈》正是这样的文集。
《准风月谈》初版于1934年12月，收入1933年6月至11月间所作杂文64篇。鲁迅说：“这60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1933年，笔者) 6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准风月谈·后记》)这些文章，表面上是谈“风月”，谈“琐屑”，如《夜颂》、《秋夜纪游》、《谈蝙蝠》、《喝茶》之类。但实际上是从“风月”里映出了“风云”来，所言者小，所见者大。而许多篇什也并没有受“风月”限制。这些杂文，或抨击希特勒及“黄脸干儿”，或鞭挞在新形势下“将变成‘门犬’‘猎犬’模样的叭儿狗们”，或批判有倒向敌人一边迹象的“第三种人”，或批评一些文人学者的错误倾向和言论。还批判了其他种种病态社会现象。这样的文章，尽管以“风月”为掩护，虽经“检查老爷” “胡乱删削”，还是为那些嗅觉灵敏的“文学家”嗅出了味道，感觉到“风月”之下，也难以合乎他们的“尊意”，这大概是他们不曾想到的。因此对鲁迅“呜呜不已”，他们采用造谣、告密、恐吓等手段，想使他屈服，但鲁迅决不放下手中的笔， “否则，一群流氓，几支手枪，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伪自由书·后记》)这一年，除本集子前的《伪自由书》，还有后来的《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他共写了4个杂文集。他的战斗精神，在这一年里表现得非常鲜明、突出。
序文从《自由谈》“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之启事谈起，进而从客观题材与作者主观思想的关系，举例说明“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再谈自己本身，同样谈“风月”，也没能使当局满意，而是“谈出了乱子”。这也正是这些文章存在的理由和出版集印的原因。全文一路写来，虽有时“隐约其辞”，但逻辑严密，叙事明了而又耐人寻味，体现了他文章的一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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