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一番番地开，喜欢开就开了，那顾得人们有没有鼻子去嗅?鸟儿一曲曲地唱，喜欢唱就唱了，那顾得人们有没有耳朵去听?彩霞一阵阵地布，喜欢布就布了，那顾得人们有没有眼睛去看?
婴儿“咿嘻咿嘻”地笑， “咕嗫咕嗫”地哭;我也像这般随意地放情地歌着：这只是一种浪动罢了。我极真诚地把“自我”溶化在我底诗里;我所要发泄的都从心底涌出，从笔尖跳下来之后，我就也慰安了，畅快了。我是为的“不得不”而做诗，我若不写出来，我就闷得发慌!
回想幼时在家乡，有亲爱的姊妹们每于清风徐徐的早晨的园里，闲静时家人团叙的厅前，或铺满银色月光的草地上，教我唱俗歌童谣的情景， 尤令我神往。
我很惭愧，我底诗是这么幼稚，这么微弱，这么拙劣!但我有坚决的志愿，我要把灵魂的牢狱毁去!我只尽我所能，努力做着。
至于诗国里还有要把一切的作品揿入一个范围的蠢鲁的专制的事情，这也只能当作笑话罢。谁耐烦和他们废口舌!
去年5月间圣陶先生来信说起刊行诗集;我也觉得这种很坏的成绩也许有报告的资格。诗集去年已编成，但直至今年离杭州以前的诗都加入了。集内除了另外注出作于何处的几些首以外， 其余的都是旅居杭州两年间做的。
我借此处谢谢替此集做序的诸先生和写封面字的周作人先生，画封面画的令涛君，题卷头语的菉漪君。
1922年7月15日于吴淞，中国公学
(《蕙的风》，亚东书局1922年8月版。)
赏析 在文学品类中，什么最能赢得热情的青年人的喜爱?是诗歌，尤其是热烈的爱情诗作。五四是青春的时代，而中国是诗的王国，诗歌也就成了新文学家最早涉足的领域，一时“尝试”者众。而《蕙的风》就是新文学初期较早出版的一部新诗集。诗人汪静之以纯真而有些幼稚的诗心，歌咏爱情，赞美自然，情感真挚热烈，诗风朴素清新，洋溢着五四的时代气息和青年人特有的蓬勃朝气，激起了青年人强烈的心理共鸣;同时却遭到了封建卫道者的无端诬蔑，甚至有所谓“含泪的批评家”，竟至阴险地“哀求”诗人从此不要再作这类诗，因而激起了鲁迅以及新文学者的愤慨，纷纷起而声援诗人。鲁迅为之审阅诗稿，在致诗人的信中称赞《蕙的风》“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汪静之《回忆湖畔诗社》)，并撰写杂文痛斥“含泪的批评家”。胡适、朱自清、刘延陵等也都为诗集作序，肯定汪诗“多是性灵的流露”，无论浅深工拙， 自有其思想和诗体解放上的价值。
而在诗集自序中，汪静之以五四青年特有的坦率天真表达了他的诗国的梦想。在诗人心目中，诗完全是人类天性的自然流露，就像花儿要开，鸟儿要唱，彩霞要流布天空一样， “喜欢开就开了”， “喜欢唱就唱了”， “喜欢布就布了”，这就是五四青年的心音，坦率、热烈、真纯、自然，这就是五四文学的特色，既与传统的“载道”、“言志”不生任何关系，也尚未感受到尔后诗人们所背负的沉重的人生使命，这诗也只能属于五四那一时代，属于那一代的青年人。同时代的鲁迅已经分明意识到： “要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而尔后殷夫、艾青们一代，一涉世便是阶级斗争烈火的考验，或是反侵略炮火的淬炼，都难得有如汪静之们五四青年一代轻松自如的心态。
如前所说，汪静之的《蕙的风》是专咏爱情，那态度，同“湖畔诗社”诸诗人一样，是“专心致志”的， “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自然，那情致也并不完全一样，汪静之是更多天真、稚气。那原因，汪静之在自序里说得十分明白，诗人是怀着一颗童心，如婴儿歌哭般“随意地放情地歌着”，毫不矫饰做作， “我极真诚地把‘自我’溶化在我底诗里;我所要发泄的，都从心底涌出，从笔尖上跳下来之后，我就也慰安了，畅快了”。他所要做的，就是“要把灵魂的牢狱毁去”，至于“幼稚”、“微弱”、“拙劣”，诗人坦然地加以承认，然而并不自悔、自惭。对于道德家们的专制的责难，则不屑一顾，以为“要把一切的作品揿入一个范围”，不仅是愚蠢的，可笑的，而且是徒劳的。
这篇自序恰与诗人的诗作相印证，质朴、坦率，这也正是五四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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