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物最易动人耳目者，最易入人之心。是故老师钜儒②，坐皋比③而讲学， 不如里巷歌谣之感人深也;官府教令④，张布于通衢⑤， 不如院本平话⑥之移人速也。君子观于此， 可以得化民成俗之道矣。《管子》⑦曰： “论卑易行。”此莲村余君所以有劝善杂剧之作也。
今之杂剧，古之优⑧也。《左传》有观优鱼里⑨之事， 《乐记》有优侏儒之语⑩， 其从来远矣。弄参军(11)之戏，始于汉和帝;梨园子弟(12)，始于唐明皇;他如《踏谣娘》、《苏中郎》(13)之类，无非今戏剧之权舆(14)。而唐咸通(15)以来，有范传康、上官唐卿、吕敬迁等弄假妇人为戏， 见于段安节《乐府杂录》(16)， 则俳优不已， 至于淫媟， 亦势使然乎?夫床第之言不逾阈(17)，而今人每喜于宾朋高舍，衣冠盛集，演诸淫亵之戏， 是犹伯有之赋“鹑之贲贲”也(18)。
余子既深恶此习，毅然以放淫辞(19)自任， 而又思因势利导， 即戏剧之中， 寓劝善之意。爰搜集近事，被之新声，所著凡二十种，梓而行之(20)， 问序于余。余受而读之， 曰：是可以代道人之铎(21)矣。《乐记》曰： “人不能无乐， 乐不能无形， 形而不为道， 不能无乱。先王耻其乱， 故制雅颂之声以导之，使足以感动人之善心， 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 是先王立乐之方也。”夫制雅颂之声以道之诚善矣， 而魏文侯曰：“吾听古乐则唯恐卧， 听郑、卫之音， 则不知倦。”是人情皆厌古乐而喜郑、卫也。今以郑、卫之音节，而寓古乐之意， 《记》所谓“其感人深， 其移风易俗易”者，必于此乎在矣。余愿世之君子， 有世道之责者，广为传播，使之通行于天下，谁谓周郎顾曲(22)之场，非即生公说法(23)之地乎!
(光绪二十五年重刊《春在堂全书》本《春在堂杂文》续编三)
注释 ①余莲村——余治号莲村。无锡人，后迁至苏州。著有《庶几堂今乐》40种，传至今者有28种。②钜儒——有学问的人。③皋比——虎皮。④教令——官府的政令。⑤通衢——四面畅通的交通要道。⑥院本平话——泛指戏剧、小说。⑦《管子》——相传春秋时齐国管仲所作，实为后人伪托，共24卷，内容极为丰富。⑧优——俳优，古代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的统称。⑨观优鱼里——鱼里，春秋时齐国地名。《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庆氏以其甲环公宫。陈氏、鲍氏之圉人为优。庆氏之马善惊，士皆释甲束马而饮酒，且观优，至于鱼里。” ⑩“《乐记》”句——《乐记》，《礼记》篇名，论述音乐的本原、乐和礼的关系，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优侏儒， 以侏儒为优。⑾弄参军——即参军戏，唐宋流行的一种表演形式，主要由参军、苍鹘两个角色作滑稽表演。宋时也称为杂剧。⑿梨园子弟——唐玄宗时称歌舞艺人为“梨园弟子”，后泛指戏剧艺人。⒀《踏谣娘》、《苏中郎》——《踏谣娘》，南北朝乐舞节目。《苏中郎》，唐代乐舞节目。一说二者实为同一剧目。(14)权舆——起始，开始。(15)咸通——唐懿宗年号(860—873 )。⒃《乐府杂录》——笔记，唐朝议大夫、国子司业段安节撰，又名《琵琶录》，对研究唐代音乐、舞蹈、戏曲等有较高的参考价值。⒄阈——门槛，这里指家门。⒅“是犹”句——伯有，春秋末郑国卿士，《鹑之贲贲》， 《诗经》中的篇名， 《毛诗小序》谓“刺卫宣姜也”。⒆淫辞——猥亵的言辞，这里指一切不合儒道之言。(20)梓而行之——印刷、传布。(21)遒人之铎——遒人，古代的宣令官。铎，古代乐器，是大铃的一种。(22)周郎顾曲——典出《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形容人对音乐精通。(23)生公说法——晋高僧竺道生，时称生公。住庐山7年，钻研群经。其时《涅槃经》前数卷刚传至中国，生公剖释经理，立阐提成佛之义，时人斥为邪说。于是入平江虎丘山，竖石为徒，讲《涅槃经》，说到妙处，石皆点头。这里喻指戏曲感人极深。
赏析 戏曲艺术经历于元、明两代之盛，及于清末，余风犹劲。各种地方戏风起云涌，争奇斗妍，以崭新的艺术技法激活了戏曲文学的新生命。市井百姓嗜其通俗易懂、娱心悦性，纷然趋之。那空前高涨的艺术热情启发了部分士大夫文人，解冻了他们视戏曲艺术为俚俗之举的愚顽之见，开始受而用之，因势利导，在喜闻乐见的新形式中寄寓道德伦理说教，以达其社会教化之目的。余莲村所作劝善杂剧即含此良苦用心。俞樾深同此举，欣然为之作序，旁征博引，比古论今，为余氏的新瓶装旧酒之举作了充分的理论阐述，肯定了其杂剧矫风易俗的社会意义。
序文论理严密，不为华辞，于平实之笔寓透辟之理，显示了经学家不凡的论辩功力。作者落笔先从戏曲的社会效果谈起， “最易动人耳目者，最易入人之心”，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形式，戏曲“感人之深”、“移人之速”，非正统经学、官府教令可比。余君正是有感于此，始有劝善杂剧之作。俞氏以现实的艺术效果为基点，借常情常理公然肯定了戏曲文学的社会地位， 为余氏之举找到了充足的理论依据。接下去，序文笔锋陡转，追古论今，叹人心之不古，斥时剧之邪弊，为余氏之举张本铺垫。余君“深恶此习，毅然以放淫辞自任”，作劝善杂剧，力挽劫运，欲导乱以治，在作者看来， 乃为志士英明之举。故而欣然应约，且盛赞其举“可以代遒人之铎”。这样就从现实需要的层面上论证了余氏之举乃势在必行，为其找到了可靠的现实根据。篇末，作者以古乐之声与郑卫之音相类比，引经据典却反古人之意而用之，得出“是人情皆厌古乐而喜郑、卫”这样的悖于经典的结论。今之劝善杂剧，一如借郑卫之形达古乐之用，必将产生“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的社会效果。作为一代经学大师，俞氏不泥于经，随时趋势，可谓通达。
和视戏曲为不登大雅之堂之作，甚至要求起而禁之的顽固派不同，俞、余二氏都能顺潮流之势，正视戏曲艺术非同凡响的社会效应，并力倡为我所用，这无疑展示了其进步、通达的一面。然而作为封建道德观念的忠实守护者，其所用则无非是借戏曲之体，还礼教之魂，灭百姓锐气，驯一世顺民，所谓“劝善”，意在于此。而他们所深恶痛绝、决意放之的“淫辞”，则是一些诸如《水浒传》、《西厢记》之类的悦时人之耳目，振群民之精神的思想、艺术并茂的佳作。在这一点上，他们逆时势而动，抱古训而不知变，显示出落伍者的可笑与顽固。
世风之变，时势使然，以区区数十种杂剧校之，恐力所难及。我们且不推测这二位老先生的螳臂挡车之举能产生多大的社会效力，单就此序而言，其征古证今，极尽辩言，谈情论理，俱足圆满，那细致缜密、平淡畅达的文风，向我们展示了一代经学大师的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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