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李贽文《贾谊》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散文·李贽文《贾谊》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班固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要于事者著于传云。”

李卓吾曰： 班氏文儒耳，只宜依司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论也。立论则不免搀杂别项经史闻见，反成秽物矣。班氏文才甚美，其于孝武以前人物，尽依司马氏之旧，又甚有见，但不宜更添论赞于后也。何也? 论赞须具旷古只眼，非区区有文才者所能措也。刘向亦文儒也，然筋骨胜，肝肠胜，人品不同，故见识亦不同，是儒而自文者也。虽不能超于文之外，然与固远矣。

汉之儒者咸以董仲舒为称首，今观仲舒不计功谋利之云，似矣。而以明灾异下狱论死，何也? 夫欲明灾异，是欲计利而避害也。今既不肯计功谋利矣，而欲明灾异者何也? 既欲明灾异以求免于害，而又谓仁人不计利，谓越无一仁又何也? 所言自相矛盾矣。且夫天下曷尝有不计功谋利之人哉! 若不是真实知其有利益于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则乌用正义明道为耶? 其视贾谊之通达国体，真实切用何如耶?

班氏何知，知有旧时所闻耳，而欲以贬谊，岂不可笑!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虽然，董氏特腐耳，非诈也，直至今日，则为穿窬之盗矣。其未得富贵也，养吾之声名以要朝廷之富贵，凡可以欺世盗名者，无所不至。其既得富贵也，复以朝廷之富贵养吾之声名，凡所以临难苟免者，无所不为。岂非真穿窬之人哉! 是又仲舒之罪人，班固之罪人，而亦敢于随声雷同以议贾生。故余因读贾、鼂二子经世论策，痛班氏之溺于闻见，敢于论议，遂为歌曰：驷不及舌，慎莫作孽! 通达国体，刘向自别。三表五饵，非疎匪拙。彼何人斯? 千里之绝。汉廷诸子，谊实度越。利不可谋，何其迂阔! 何以用之? 皤须鹤发。从容庙廊，冠冕佩玦。世儒拱手，不知何说。

李贽一生撰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仅在他的史学专著《藏书》中就对约八百个历史人物进行了观点独特的评述。这些文章富于批判精神，在述史时往往涉及一些当代的敏感问题。以致万历十三年(1602)礼部给事中张问达上疏明神宗参了他一本，历数其罪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圆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讹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李贽因此被朝廷“严拿治罪”(事见《明神宗万历实录》第361页)，“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同上书)。可见李贽在其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必然对封建统治者有极大威胁，否则当不至招此严厉制裁。原来，李贽的史论多与传统观点相抵牾，甚至向“圣人”、权威挑战，正如张问达上疏所谓属“狂诞悖戾”、“刺谬不经”者。这篇《贾谊》，便是选自《焚书》中的一篇史论，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其写作时间当在他六十四岁以前。

本文首段全引班固《汉书·贾谊传》后的论赞。而班氏论赞又首引刘向语。刘向称道贾谊，以为“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而以其“为庸臣所害”，未获见用感到“甚可悼痛”。班氏则认为，贾谊仕于文帝之朝，凡其所陈，略已施行，谊“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并指责贾谊后来所陈五德终始及“五饵三表”诸说为“其述固以疏矣”，驳斥了刘向之论。李贽引录班史此段论赞于前，虽未加一语，其用意在于首立标靶，以为射的。

第二段开口便大书“李卓吾曰”，表明这以下便是我李卓吾真刀真枪地对准靶子毫不客气地进行攻击了。第一句话便以蔑视的口吻断言“班氏文儒耳”。何谓“文儒”?李贽未解释。大约因为这是当时人所尽知的。唐人所撰《晋书·儒林传》叙曰：“汉兴，……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东京，斯风不坠。”由此可见，“文儒”盖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号称儒者的文章之士，而班固正属东汉初期的这类人物。在李贽笔下，以“文儒”称之，是多少带有贬义的，因为文儒只以文称，一般没有多少深远的见识。他认为班氏撰《汉书》，对于武帝以前的人物传记“只宜依司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论也”。为什么呢? 因为若自“立论，则不免搀杂别项经史闻见，反成秽物矣”。由此可见，李贽认为班固只是一个经生“文儒”，如果由他自己立论，就必然要引据经史，大作文章，而那样的文章就只能是腐臭的秽物，令人不可向迩。他说，“班氏文才甚美”，但不具写论赞的才能，因“论赞须具旷古只眼，非区区有文才者所能措也”。至于此文所论的贾谊，正是孝武以前人物，司马迁原已在《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班氏不该更添这段论赞于传后，李贽在此批驳班固时说理极为严密。班氏论赞先引刘向之言，又后以己意加以反驳。李贽便特别指出刘向虽亦是“文儒”，但不是像班固那样“区区有文才者”。刘向“筋骨胜，肝肠胜，人品不同”，远远胜过班固。正因为如此，“故其见识亦不同”，刘向“是儒而自文者也，虽不能超于文外”，然比之班固，则远过之。在这一点上，李贽与过去所有评论家的评价都是大相径庭的。历来史家都将班固与司马迁并称，认为二人皆有良史之才，是汉代数一数二的两大史家。李贽却将班固放在不以史才者称的刘向之下，当然就更不能与司马迁并列了。虽然李贽对班固的总体评价倒并未全盘否定，称其“文才甚美”;在专论《班彪班固》一文中也曾赞他“文赡而事详，……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等等，但所评只在文章，总“不能超于文之外”，故而终归只是一个“文儒”，既非史才，亦非治世之才，关键只在于他思想庸腐，没有“见识”。

由刘向、班固这两个汉之文儒评论贾谊的不同，再推至汉儒之首——董仲舒，意在以董比贾衡量其二人的高下。汉儒“咸以董仲舒为称首”，董氏有两句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期道不计其功。”李贽说董氏此说“似矣”，意谓这似乎很高明、很正确。然而，董氏曾上书“明灾异”，那正是计利避害之论。既“欲明灾异以求免于害”，却又说仁人不计利，这就分明是自相矛盾了。况且“天下曷尝有不计功谋利之人”! 的确，“若不是真实知其有利益于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则乌用正义明道为耶”?这都是撕去儒者虚伪骗人假面的大实话，但是，这些话，自汉至明没有一个人说过，也没有一个人肯说和敢说。经过这样一番批驳，李贽便将汉代称首的儒者董仲舒最为当代和后世称颂的“不计功利”之说驳得体无完肤，而刘向所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为“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云云，便不树而自立。若以董比贾，则董氏之论便明显地远不如贾氏之“真实切用”了。

至此，李贽再回头来评量班氏在《贾谊传》末所作论赞之说，进一步指斥：“班氏何知，知有旧时所闻耳，而欲以贬谊，岂不可笑!”他又说：“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意为董氏只不过是迂腐，却还无诈骗之意。但其理论传至于今，竟成为假道学家行其“穿窬之盗”的工具。具体利用其理论的那些人，当“其未得富贵”时，靠“不计功谋利”的美名欺世盗名，求取富贵;一旦富贵到手，又以假仁假义来保全自己的名声，以维护既得利益。这里，李贽重复地使用了“无所不至”、“无所不为”二语，将道学家口不言功利而实际上无所不用其极地追求功利的虚伪面孔尽情揭露无遗。至此，李贽痛切地指责了那些“真穿窬之人”是假道学家，说他们借董仲舒之说而行穿窬之实，这应归罪于董仲舒的理论;而班固附和董氏之论“以议贾生”，也一并有过。作者感慨古今，积恨难平，最后作四言歌诗一首。其诗有两层意思，先言班固妄议贾谊，未免出言不慎;刘向称贾谊“通达国体”其论自与班氏不同;贾生上疏，其议不为疏拙。贾谊实为汉廷之佼佼者。再言董氏不计功谋利之说实属迂阔，实际上，朝中那些“皤须鹤发”的重臣正是为了获得今天这样“从容庙廊、冠冕珮玦”的功利才蝇营狗苟地奔忙了一生。否则，自视清高的世儒宁愿拱手屈膝于权贵，又作如何解释呢?作者以此为结，抒泄胸中郁愤。

李贽在其《续焚书·复焦漪园》一文中曾说：“借他人题目，发自己心事，故不求工自工耳。”这话当时虽不是说他自己，但这种“借题发挥”的写法在李贽文集中却随处可见。它既无需精心设计文章框架，又可随心信笔，言其意所欲言;且他人之题比比皆是，内容广泛，不拘一格。往往能由此及彼，牵引出万端思绪，写出意想不到的好文章。李贽的史评中便有不少属于这种“随笔”性质的“散论”，故其有“不求工自工”的自然流畅的特点。这篇《贾谊》即属此类读史随笔。同时，它也不失为一篇逻辑严密、观点明确的驳议文章。此篇文笔尖锐犀利，毫不隐晦，直截了当，无所顾忌。如其“班氏文儒耳”、“班氏何知”、“董氏章句之儒也”等等，都直言不讳，没有向来文人吞吞吐吐、多所保留的缺点。这样的辩驳文章，更能抓住问题实质，一下便击中要害，而且，李贽在反驳的同时又不忘随时发表自己的正面议论，如对贾谊，则有其推崇赞美之论。这样才充分体现出驳议这种文体既批驳对方、又树立起自己观点的写作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