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宇宙观与意境体验

第十二节

文化宇宙观与意境体验

文学作品的深层意境往往包含了深刻的宇宙生命体验，表现了特定民族的宇宙文化观。译者阐释原作深层意境，需要了解源语民族的宇宙文化观。中国文化认为宇宙是天地、气、道、阴阳五行、太极、乾坤，汉民族倡导天人合一、天人同构、天人同感，把宇宙观融入人生价值观，把宇宙体验、天地感应提升到生命体验的高度。中国文化认为天地是功能性而非物质性的。《周易》里说：“易与天下准，故能弥纶天下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说：“天地之可大，天地之可久也。”徐行言在《中西文化比较》中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天是“化生万物的本源”，是“人格化的、有德性的实体”，是“一切社会法则和价值的来源”。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道家和佛家的宇宙观有所不同：儒家融天道于人道；道家融人道于天道；佛家融天道、人道于佛道，强调性，佛之道即性之道。徐行言认为儒家“视天道为社会伦理价值的最高来源，以天道模式来建立、理解人类社会。自然以大化流行、阴阳相感化生万物；圣人感知人心达天下和平；宇宙自然博大宽厚，无所不包”。

中国文化认为宇宙是功能化、动态化、生成化的。连叔能在《论中西思维方式》中指出，汉民族认为宇宙是“由混沌的无形之气生化而成的”，以气“作为万物的本原或本体去解释万物的派生”。谢耀文在《中国诗歌与诗学比较研究》中指出，宇宙万物的运行变化是阴阳相生的结果，阴阳相生来源于气的流动（The Chinese philosophers held that the great basic fact of Heaven and Earth is the cooperating principles of Yin and Yang，which are inherent in Qi． And it is exactly the ceaseless and multitudinous activities of Qi that men and objects are produced in infinite variety． The term Tao is derived from Qi…． The alternation of Yin and Yang is called Tao． By submitting oneself to Tao，one can expand one's mind so that one is able to embody the things of the whole world． Through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mind，one may come to know Heaven． A mind that internalizes things is capable of uniting itself with the mind

of Heaven.）李泽厚在《美学三书》中认为儒家经典《易传》强调“人必须奋发图强，不断行进，才能与天地自然同步”，“孔门仁学由心理伦理而天地万物，由人而天，由人道而天道，由政治社会而自然、宇宙”，“由强调人的内在自然（情、感、欲）的陶冶塑造到追求人与自然、宇宙的动态同构”，强调阴阳之间的“渗透、协调、推移和平衡”，注重“阳刚阴柔、阳行阴静、阳虚阴实、阳舒阴敛”的对立统一。

中国文化的宇宙观表现为一种苍茫厚重的历史人生的感悟，儒家提倡奋斗不息的进取精神，强调人要遵从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表现儒家理想的文学作品表达了宇宙的苍茫感、生命的沧桑感以及人们面对宏伟雄浑的大自然时心中激发起的拼搏进取的壮志豪情。杜甫在《望岳》中写道：“岱宗夫何如？齐鲁情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诗人传达了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和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唐朝诗人陈子昂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其卓越才华得不到统治者的赏识。他因直言上谏屡次遭贬。武则天通天元年契丹军队进犯唐朝，攻陷营州，建安郡王武攸宜受命率兵征讨，陈子昂作为谋士随同出征。武攸宜不善谋略，陈子昂屡次献计，却不被采纳，反被贬为军曹。诗人满腹韬略，却报国无门，失望之际他登上了蓟北楼（幽州台），写下了《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诗人抚今追昔，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没能遇上像燕昭王那样知人善用的古代圣主，岁月无情，他们已一去不返。诗人期望今后会再出现这样的明君，可他们又遥不可及，诗人内心感到无比失落和悲凉。诗人由燕昭王筑碣石宫和黄金台以招纳人才的典故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的处境，心中无限感慨和惆怅，他渴望能遇上像燕昭王那样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明君。诗中“古人”和“来者”内涵十分丰富和深刻，“古人”泛指礼贤下士的古代明君，“来者”泛指知人善用的后世圣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揭示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他们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要实现治国安民的远大理想，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遇上一个开明的统治者。他们虽有兴国安邦之才，却报国无门，横遭迫害，只能蹉跎岁月，虚度一生。他们深刻地感悟到人生苦短，韶华易逝，而天地悠悠，亘古不变。人生的短暂与大自然的永恒、个人的渺小与宇宙的浩大之间的巨大反差带给他们一种强烈的历史沧桑感和对自己不幸命运的一种悲剧意识，所以诗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作品思想深邃，情感强烈，气象开阔，境界高远，短短二十二个字里包容了无比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诗人的思想激荡于历史的长河中，驰骋于时间的隧道里，从远古到今朝，再到遥远的未来，展现了一种广阔的心理空间，赋予作品巨大的思想情感容量。

道家文化认为道是宇宙生命的终极本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张立文在《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中认为道有八个含义：一是道路、规律；二是万物之本体或本原；三是原初混沌之“一”；四是无；五是理、太极；六是心；七是气；八是人道。张思洁在《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中认为中国哲学以“经验事务相类”为基点，借助“援物比类之意象递归”和“以心体道之内诚外推”的方式，形成了道、理、气、心为元范畴的本体论。儒家之道为人道，“以‘德’与‘道’对举”，是“大学之道”和“君子立命之基本原则”，德是“道之践行”。道家之道是“世界本原，万理所稽”。儒家强调自然的人化，道家强调人的自然化，李泽厚在《美学三书》中认为儒家用自然来“比拟人事、迁就人事、服从人事”，道家强调“彻底舍弃人事来与自然合一”，在逍遥游中追求天乐，这是一种“忘物我、同天一、超厉害、无思虑”的审美快乐。儒、道、佛家的宇宙观都表现了一种人生境界，追求内圣外王、内儒外道，在入世、超世、出世之间自由转换，都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内涵，达到了人生哲学的高度。冯友兰在《新原人》中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以天地胸怀来处理人间事务”，“以道家的精神来从事儒家的业绩”，追求一种“天地境界”。闻一多在《唐诗杂论》中评价说，与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相比，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有“更詹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

中国文化认为宇宙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和谐整体，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老子《道德经》说：“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张法在《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中认为，中国文化强调的整体不是某一事物的整体，而是宇宙整体，“以宇宙整体和谐为和谐的中心和基础，决定了中国文化和谐观念的基本特点”，即“容纳万有的和谐观、把时间空间化的和谐观、对立而又不相抗的和谐观”。和谐之道就是要顺其自然，与自然保持协调，王可平在《心师造化与模仿自然》中指出，汉民族“以素朴的有机系统观看待宇宙，认为自然不是外在于人的客体，人也并非外在于自然的主体，人与天——主体与客体之间是相通无碍的”，天人合一的结果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徐行言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指出，中国文化认为“天是化生万物的来源，人是天工造化之物”，天人合一是指“人与天道本性生养、赞化、共运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整一、协调、有机的联系”。

宇宙观具体包括时间观和空间观，潘知常在《中西比较美学论稿》中认为汉民族是“时间地看世界”，它是“消解的心理前提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中国美学的道是“时间性的过程，来去无踪，是无形的”，“时间率领着空间，道率领天地宇宙”。连叔能在《论中西思维方式》中认为汉民族的整体性思维“把人与自然、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个体与社会”看成一个互相影响、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追求“身心合一”、“形神合一”，这种“物我不分、物我两忘的诗意境界”，是一种“天人同体同德、万物有情”的宇宙观，它“以主客一体实现‘尽善尽美’的整体和谐境界”为目标。魏晋诗人陶渊明在《连雨独饮》中写道：“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自我抱兹独，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诗人用“云鹤”自比，表达了一种开阔舒畅的心境，作品描写了诗人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隐士生活，表达了其回归自然的强烈愿望。“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中的“天”表达了诗人与大自然和宇宙同化的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