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原作意象结构与译者审美的层次性
文学作品的审美意象是一个多层面的整体结构。英迦登在《论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中将文学作品分为四个层次:语音层、意义单元层、被表现的对象层和轮廓化图像层。中国美学对文学作品意象结构的阐述更为深刻,王昌龄在《诗格》中指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认为意境包含三个层次——有形、未形和无形,“有形发未形,无形君有形”。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认为意境包含“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最高灵境的启示”三层。胡经之在《文艺美学》中把意境分为:表层的“境(象内之象)”,即“审美对象的外部物象或艺术作品中的笔墨形式和语言构成的可见之象,也即作品中的对物象实体的再现部分”;中间层的“境中之意(象外之象)”,即“审美创造主体和审美欣赏主体情感表现性与客体对象现实之景与作品形象的融合(包括创造审美体验和欣赏的二度体验)”;最高层的“境外之意(无形之意)”,它“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宇宙意识”,构成“中国艺术家的生命哲学情调和艺术意境的灵性”,是“道、气、无”的统一。
译者阐释原作意象结构应层层深入,从有形、物境、象内之象逐步深入到未形、情境、象外之象,最后达到意境、无形之象,这一过程可表示为:言→象→意→境。九歌先生在《文艺学主体论》把文学作品结构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言语情态,是指“具有传达和产生‘形’、‘情’、‘理’之审美功能的言语”,它是作品构成的最基本单位,具有“较为完整的言语涵义”,即“能够较为完整地传达和产生具有人性序态的某种生活现象的片断及其情感涵义”;“作家表述了一个言语情态,读者便追溯着其中的形象和情感含义,以自己过去的生活体验来丰富它,补充它。达到一种理解和建构”;二是意象结构,即“作品建构活动中呈现在主体心灵里的,既具有统一的意向性又呈结构样式的整体心象”,它是“作家创造和读者再创造共同建构的产物”;三是人性序态,作家“按人性序态整合生活现象,使生活现象具有一种结构样式和统一的意向性,从而形成意象结构”,“读者在阅读心理活动中,会综合一部作品的全部言语情态,逐步把握整个隐喻,形成整个意象的相似性同构,从而实现意象结构。”译者对原作意象结构的阐释不是从表层到深层的单向过程,而是从表层到深层,又从深层到表层,是在表层与深层间来回往复、循环渐进的过程。初唐诗人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写道: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诗中“城阙”指唐朝都城长安,“三秦”指长安附近的关中地区,“城阙辅三秦”意思是“辽阔的三秦大地护卫着长安城”。“五津”指四川岷江的五个渡口(白华津、万里津、江首津、涉头津和江南津)。“风烟望五津”意思是“远远望去,五津笼罩在茫茫雾霭之中”。表面上看,“城阙辅三秦”与作品其他部分关系不太密切,但它其实表明了诗人送别杜少府的地点,交代了全诗的背景。“风烟望五津”隐含了一种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对比,就地理位置而言,长安与杜少府赴任的目的地五津相距千里,诗人在长安城不可能用肉眼望见遥远的五津,但他与杜少府志同道合,心心相印,虽然二人即将天各一方,远隔千山万水,却彼此感觉近在咫尺。“风烟望五津”表现了一种艺术真实,诗人与杜少府心灵相通,他的灵魂跨越了空间距离的限制,使诗人通过内视力即想象能“望见”遥远的五津。王勃是初唐四杰之一,初唐时期的诗人胸怀治国安邦的远大抱负,其作品富于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表现了乐观的人生态度,表达了儒家的入世思想。诗人在长安城为即将赴蜀地上任的好友杜少府送别,他极目远眺,千里之外的“五津”笼罩在茫茫雾霭之中。诗人同杜少府一样胸怀报国之志,把宦游他乡看做是人生的事业,用建功立业的崇高理想与好友共勉。诗人开阔的胸怀、远大的志向使他的眼光“穿过”茫茫雾霭,“看”到千里之外的“五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传达的不仅是诗人深刻的人生感悟,也是当时初唐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它表现的是一种儒家之道。
胡经之在《文艺美学》中认为读者阐释作品首先对其语言文字符号进行破译,“使作品外形式(色、形、音乐美的形式)‘直觉’式地引起人的‘应目’的初级审美体验,美感效应称这一先导形式为‘诱导效应’——通过艺术形象的展示,把读者的审美注意力凝聚在审美对象上。”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形象生动,绘声绘色,让读者“悦耳悦目”。陈新汉在《审美认识机制论》中认为主体首先要“听之以耳”,即主体“对审美客体具体感性形象的外在美感”,刘运好在《文学鉴赏与批评论》中认为审美者“几乎不假思索地猝然与作品的外观之美相接,直接地观察作品的客观物象、语言型构、韵律节奏、结构形态等等”。
译者对原作首先运用审美感知“听之以耳”,然后通过想象和联想“听之以心”,中国美学称其为“神思”。吴建明在《中国古代诗学原理》中认为“神思”是指“主体感情与艺术表象相融相游、和谐运动、向着审美意象方向发展的心理活动”,其基本要素包括审美情感和艺术表象,其基本特征包括:①“以艺术表象为运思实体,以审美情感为运思动力”,“形象性和情感性相统一”;②虚拟虚构性,“神思”是“艺术表象向审美意象过渡的过程”;③“神思”具有“超越时间、自由驰骛的特征”。最后,主体通过审美直觉“听之以气”,达到“畅神”的境界,这是审美体验的最高层面。陈新汉认为“听之以气”是指主体对“审美客体的心灵观照”,气是主体“虚静的耐心状态”。主体内心虚静才能“通过审美客体,实现对于宇宙生命本体即‘道’的把握,达到‘大美’或‘至美至乐’的最高审美境界”。译者要达到这一境界,需要诗性直觉。马利坦在《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中认为诗性直觉“整个地包蕴了富于诗意的事物,要求整个地穿越它”。汉魏诗人谢灵运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中写道: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辵忘归。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诗人悠游山水,自得其乐,“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生动地描写了山林间从日出到暮色降临的景色变化,成为诗家激赏的名句。诗人对田园生活感到惬意和满足,他感悟人生,表达了对纵情山水、逍遥林野的生活追求。辛弃疾是宋词豪放派的卓越代表,与苏轼齐名。辛词以豪迈铿锵、荡气回肠为主要艺术特色,但又表现出细腻蕴藉的浪漫主义诗风,如《青玉案》: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作品上阕描写元宵节之夜人们通宵达旦赏灯游玩的热闹场面:万盏明灯璀璨夺目,千花盛开,繁星点点,蔚为壮观。达官贵妇们坐着豪华的马车,她们的身上香气四溢。明月朗照,丝弦声声,人们尽情观赏龙灯飞舞。下阕,“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与上阕的“宝马雕车香满路”相照应,描写达官贵妇们珠光宝气,光彩照人。“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写诗人所追寻的“美人”迟迟不见其身影,诗人千寻百觅,却在不经意地回头一瞬间,发现她在灯火阑珊处,悄然独立。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描写为人生三种境界中的最高境界。作品描绘的节日欢庆场面(“花千树”、“宝马雕车”、“凤箫”、“鱼龙舞”)和珠光宝气的贵妇(“蛾儿雪柳黄金缕”)构成画面中的显意象(实境):众人都争先恐后地赶着去看热闹,贵妇们花枝招展,招摇过市。诗人所追寻的理想中的“美人”构成作品画面的隐意象(虚境):她在“灯火阑珊处”悄然独立,不为人所注意,超凡脱俗,不随波逐流。诗人通过描写一个“耐得冷落、自甘寂寞,而又略有迟暮之感的美人,写出了自己不屑于随同众人趋附竞进、自甘淡泊的高洁品格”。
中国美学认为主体要达到神与物游的境界,需要“妙想迁得”,“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龙协涛在《文学阅读学》中认为文学阅读需要“超语言的‘妙赏’”,当接受主体“直接与艺术作品的眼气韵神体拥抱的时候”,他“不但抛弃了功利的纷扰,也超越了艺术的外在形式,当然也超越了语言的形式,即‘不落言筌’,产生一种离形去智、忘怀一切的自由感。读解者沉浸在这种所谓‘终不许一语道破’的神妙的审美境界,颇类似禅的拈花微笑、直透本心”。文学鉴赏包含三个阶段:一是“寻言”,读者“从‘寻言入手’,‘辨名析理’,‘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谜’”;二是“得意”,这是“顷刻间的豁然‘贯通’”,读者“在一刹那与作者的心灵契合,体悟到了宇宙之本体”;三是“忘言”,这是“得意”后的“精神提升、超越的结果,进到形而上的层级”。读者达到“玲珑透彻之悟”,“突破了任何形式的约束,从现象到本体,由刹那到永恒,自在与自为合一,客体与主体相融,使精神升华到澄明悠远的境界”。王明居在《唐代美学》中认为妙悟是审美主体“心灵智慧的涌动”,主体对客体“情有独钟、反复揣摩,终于豁然开朗、大彻大悟,这是对自然价值、人生真谛的哲学体验”。
中国传统文论强调主体对作品的朗读吟咏。着名学者朱熙强调“玩味义理”,诗人欧阳修也说“心得意会”。中国译论也强调译者对原作的诵读玩味,张世荣在“漫谈维吾尔诗歌传统及其翻译”中谈道:“当译者在翻译一首诗的时候,首先应该反复地朗读”;“在朗读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加深对原文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原文诗歌的音乐节奏(即音步)、韵律、格调、风格。更重要的是在反复朗读的过程中,诗中那些曾激发过诗人灵感的东西也将会激发起译者译诗的灵感,译文的腹稿(包括译文应采用的语言、节奏、韵律、意境)也随之而渐渐明晰起来,这样译出的诗往往与原诗比较接近。”魏荒弩在“读新版《马雅可夫斯基选集》”中说:“谈到理解,而且理解得确切、透彻,就必须熟读原诗,反复吟咏,细心琢磨,达到心领神会、融会贯通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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