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年代,我当乡村教师》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十八、消灭“土台子”

我三弟从小就憨厚老实。他读一年级时,因为没有课桌,整天趴在土台子上,棉裤膝盖处被磨出了破洞,皮开棉绽。教他的吴芬老师说:“德强,你回家找张狗皮,把你的棉裤补补!”德强听不出这话有开玩笑的成分,一本正经地说:“老师,俺家里没有狗皮,有羊皮,用它补行不行?”吴芬哈哈大笑,到处向人讲这笑话,至今还有人记得。

那个年代,农村教育条件普遍差,多是“黑屋子、土台子”。“黑屋子”,是指教室简陋,采光不好;“土台子”,是指没有木制课桌凳,只好像打墙一样,用土打起一道道台子当课桌,学生自带板凳。还有些学校,台子不是土打的,而是用石头或土坯垒起。到了冬天,学生趴在这种“课桌”上念书做作业,教室里又没有取暖设备,一双双小手都冻得红肿、皴裂。

胡家石河小学的三口教室,虽然不是“黑屋子”,是前后都有玻璃窗的瓦房,但“土台子”是有的。一年级教室里,一行一行,都是土坯垒成的课桌。到了冬天,有好多小学生和我三弟一样,棉裤也让土台子磨出破洞。春秋时节,爱惜衣裳的孩子便把裤管卷起,用皮肉对付,以减少损失。

另外两口教室,用的是木制桌凳,大多是卯榫活动,残破不堪。上课时,学生稍稍动弹,桌子凳子就叫唤起来,“吱吱”声此起彼伏。还有些桌凳,缺一条或两条腿,只好搬起石头,摞成柱状顶替。

木制桌凳之所以损坏,有几个原因:一是学生调皮,课间打打闹闹,你推我搡,甚至跳上课桌腾挪跳跃。二是开会搬动。最东头的教室是三间,也用作大队会议室。冷天或雨天,一些会议不能在外举行,就将教室里的桌凳集中到一头摞起,腾出地方供大伙挤坐成片。搬、摞过程中,桌凳进一步受损。三是被人借用。村里有人办红白喜事,需要摆酒席,往往到学校里借桌凳。这在村里已经成为惯例,不能拒绝。星期天还好办,反正学生不在。如果不在星期天,学生就要停课。第二天喜主或者丧主送来,桌凳往往缺胳膊少腿。有的桌面还油渍麻花,留有香气,馋嘴小孩再次用它时,低下头去闻了又闻,大大分散了上课的注意力。

我在1974年8月28日写的日记记录了如下内容:

23号公社召开全体教师会,贯彻落实高家柳沟会议精神,主任叫我代表本学区表示决心,有如下几条:①理论小组的建立。②夜校。③兼职教师。④土课桌。可是,到今天②④条还没头绪,④应联系传贵下星期实施。②因团支部问题,实难也!

日记中的“主任”是庄会娟,她当时让我代表古城学区发言表态,大概是因为我工作认真,能让胡家石河小学在这几项工作中起带头作用。

建立“理论小组”,是上级提出的要求。那时,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建立理论队伍,研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以天下为己任,让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是那一代人的普遍抱负。报载,北京汽车修理公司五厂有职工829人,1973年4月建立起117人的理论队伍,组建了13个研究小组,其中的党史组准备用一年时间,写一本大部头的中共党史。我手头保存着一本山东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三字经〉分类选批》,批注者为济南石油化工厂工人理论组、昌乐县鄌郚公社荣山大队农民理论组、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字经》批判组。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工人、农民参与运动的普遍程度。

我们莒南县中小学教师,当时也成立了无数理论小组。这事其实好办,我在会上表态说,胡家石河小学马上成立,我说这话的时候就成立了,因为我是教师组长,理论小组组长非我莫属。

“夜校”这一条,我会在“扫盲”一节专门写到。

“兼职教师”,是为了搞好“开门办学”,从社会上聘请一批兼职教师,这事也容易落实。

“土课桌”,是改造“土台子”,制造纸浆课桌。当时,莒南北部的大店公社,有几处学校为了不让学生再守着“土台子”上课,发明了“纸浆课桌”。做法是:先做一木框,与桌面一样大,放在地上,再放进几根木棍当“钢筋”,填满泥巴晒干。这就是一张桌面。将它支起,再用废纸打成纸浆,涂上一层抹平,干后刷上涂料。这种“纸浆课桌”刚做成时十分美观,而且比土石温暖。县教育局领导发现后大喜,召开现场会在全县推广。

从公社开会回来,我向大队副书记张传贵做了汇报,他说,用“墼块”(土坯)做桌子,能结实吗?我落实上级指示心切,说,结实,非常结实!他答应了,决定做两口教室用的纸浆课桌,把原来的木头桌凳修理一番,集中到东头的教室里用。他还说要亲自做模子。

我听了这话十分高兴,当天晚上画出图纸送给他,而后与两位老师找来车子,带领学生,去村外运来一大堆土。再去山上割来一些檀树枝条,冒充钢筋。

张传贵虽然答应要做模子,但迟迟不见行动。当时书记胡兆廷身体不好,许多事情都交给他辦理,他实在太忙。我几次找他催促进度,他终于叫胡久顺到大队部,二人一起动手干起来。他俩都有木匠手艺,动用锯子刨子锤子钉子,用一个下午做出了大小几种模具,有制桌面和底板用的,有制桌子腿用的。桌子腿,其实也是两块土坯,将其立起来,支撑桌面与底板。

9月18日是个大晴天,师生一齐动手,在学校前面的空地上和泥,制坯。我在日记中记录道,一共制作了46张桌面,够两个班用的,其它的附件没记数量。另外,还从社员手中借来好几个“墼块”模子,制出许多农村建房用的常规土坯,用它垒凳子。

我至今记得,那天的场面十分滑稽。泥巴落到模子里,也溅到我们身上、脸上。再加上调皮学生嘻嘻哈哈,用泥巴相互投掷,我们一个个都成了泥人儿。胡家石河小学,仿佛成了上古时期的一个大作坊。直到暮色四合,完成了任务,我们到前面的小河里洗了洗,才恢复了本来面目。

晒干这些土坯,抬到教室里放起,秋假开始。在三十五天的假期里,我作为相沟公社的三名代表之一,去县里参加了“红小兵”辅导员代表会议。“文革”前,各个小学都建有“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196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北京市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的材料,认为“少先队基本上是一个少年儿童的全民性组织,它抹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红小兵团是少年儿童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它富于革命性、战斗性,有利于推动少年儿童的思想革命化。”于是,全国各个小学都建立了“红小兵”组织,“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子女不能加入。胡家石河小学也不例外。三个班作为红小兵的三个排,我除了担任本班级辅导员,还担任全校总辅导员。我被选作辅导员代表去县里开会,无非是因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出了风头。到了会上,与大家交流,内容也是怎样带领学生开展批林批孔,搞好开门办学。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除了到县里开会,我还在公社参加了为期三天的教师学习班。会上学习中央25号文件和26号文件。25号文件是为贺龙恢复名誉。26号文件是说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要召开,要求全国各条战线“抓革命、促生产”。学习班的主要精神,是认清大好形势,乘各行各业大干快上的东风,继续搞好教育革命。

除了开会,以及回家为父母帮忙种自留地外,我多数时间都在胡家石河。我带领学生劳动,为各个生产队“复收”,还和其他老师一起,修理学校的桌凳。

虽然我们要为两个班建造纸浆课桌,将两个班的木制桌凳合到一个班使用,但那些桌凳残破不堪,需要修理。于是,我们先从大队要来几根木棒,锯成木板。胡久顺懂行,用墨斗在木棒上打出一道道线,绑在学校面前的梧桐树上,与我一起拉起了大锯。他站在凳子上居高临下,我在另一头站在地上。一推一拉,哧哧作响。这种响声,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疾病。我童年时患过敏性哮喘,犯病时就难以将空气吸进肺里,只好让胸脯变成风箱,让胸腔里的那条风道发出怪异的声音。每当这时,弟弟妹妹就讥笑我,说我又“拉大锯”了。

19岁的我,嗓子不再“拉大锯”,却在胡家石河拉起了真正的大锯。但拉这个大锯很不容易,要用大力气。我们修理桌凳要用刺槐木,它坚硬如铁,不用大力气根本锯不开。还要使巧劲儿,二人必须配合默契,不然会别别扭扭,效率低下。最重要的,是必须盯紧那条黑线,不能跑偏,一旦跑偏,木料就费了。干了一会儿,我和胡久顺拉得越来越顺。锯条来来回回,带出木屑,被秋风吹得纷纷扬扬,有一些被我脸上的汗水沾住。我觉得此景很有诗意,加之少年轻狂,有时候猛地一拉,顺势一蹬腿,就坐成了“人字马”。有人看见,觉得惊奇,说我会“武功”。

有一位好开玩笑的中年汉子过来,要我猜谜语:“两人面对面,光着膀子干。为了一道缝,累得满身汗。”我当然会想到正与胡久顺面对面干的活儿,然而还没说出谜底,胡久顺却笑得连声咳嗽,让我们的工作只好暂停。我问,你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胡久顺说,赵老师真是个生瓜蛋子。他向我解释了一番,我才知道这是一条“荤面素底”的谜语,容易让人想到风流勾当。

為了一道缝,我们继续出力流汗。将木棒分解成一张张木板,再将木板分解成做桌凳零件的材料。村里找来木匠帮忙,让那些桌凳重新变得四肢健全。

10月24日,秋假期满。开学第一天,我们向学生讲,学校要制纸浆课桌,让他们回家拿废纸。第二天,有的学生拿来了一些旧书,多是用过的课本之类。有的学生两手空空,说他们家里没有废纸。我相信他们说的是实话,因为好多庄户人家没有识字的,家里难得有书。偶尔有一本书,却也不是用来读的,而是女人用来夹绣花丝线、夹鞋样儿纸的。然而,收不上来废纸,纸浆课桌如何做?我让几位老师加大力度,让学生再回家仔细搜寻,凡是纸张就不要放过,都拿到学校里来。没有纸,纸壳也行。我以身作则,骑车回家,拿来了一包旧书,包括我读过的书和弟弟妹妹用过的课本。

开学后第三天,师生一齐动手,在西头和中间两个教室里垒起了土课桌。虽然一排一排整整齐齐,但因为全是土的,学生上课时像是趴在土地里,很不像话。于是,我们继续催促学生上交废纸。每天早晨,我都站在学校前面望眼欲穿,盼望学生们能带来更多的废纸,然而每天早晨都是失望,手里有废纸和旧纸壳的学生寥若晨星。个别学生实在找不到,甚至把家里准备上坟用的纸钱也拿来了。我于心不忍,但还是硬着心肠收下,强行剥夺了一些逝者的冥界收入。

即使这样,到了第十天,全校学生上交的废纸才有27斤。看来,也只能收到这么多了,我决定先把这些打碎用上。我们将其送到后面的大队机坊,在水池里泡了一会儿,然后塞入粉碎机,在震耳欲聋的轰响中收获一桶桶纸浆。

把纸浆提到学校,就往土课桌上抹。抹上一层,马上用瓦刀抹平。我反复提醒大家,抹薄一点,抹薄一点,可是抹完课桌,纸浆告罄。那些凳子怎么办?我与其他几位老师商量办法。胡久顺脑洞大开,说纸是收不上来了,弄草打浆怎样?我听了眼前一亮:对呀,造纸的原料是草,我们何不直接用原材料?我找书记说这事,他让我们到大队林场去弄。我让几个高年级学生回家拿来扁担与绳子,带他们去了山上的林场。那里有高高的麦穰垛,我们用力扯下一些捆起来。看看差不多够用了,让林场负责人过秤记账,一共是40斤。

抬回麦穰,借来铡刀,将其碎身万段,并打成草浆,在所有凳子上抹了一层。等到纸浆草浆干透,我去公社商店买来一大桶紫红色油漆,与老师学生们一起涂上去,让两口教室变了模样。油漆晾干,两个班级复课,小孩子坐下乐不可支,都将小手在桌面上摸来摸去,将屁股在凳子上扭来扭去。

周六到学区开会,各学校汇报一周工作,我将建成纸浆课桌的事情讲了。庄全娟主任表扬胡家石河小学,说我们在这项工作中走在了前头。过了几天,她还去我们学校看了看,坐到座位上试了试,对我们大加称赞。

然而,我们辛辛苦苦建成的纸浆课桌,时间不长就面目全非。因为孩子小,手不老实,或抠或掐,油漆一块块脱落,露出了下面的白茬。虽然我们整天训斥这种行为,但桌面上白点白块继续增多,日渐显得斑驳破旧。那些凳子更惨,因为是用草浆糊起,松松软软,很快被那些不安分的小屁股蹭坏。

等到油漆差不多掉光,那层纸浆与草浆脱落,胡家石河小学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土台子”原来占三分之一,现在却增加到三分之二。

十九、 扫盲

“莒南出笔杆子。”

半个世纪以来,临沂地区的几代人都这样说。

这话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因为莒南县有三个村受到毛泽东主席批示。

一个是高家柳沟村。1955年9月,莒南县委上报了一份材料《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主要内容是该村群众文化水平很低,合作社找不到记账员,团支部就组织青年学文化、创办记工学习班。他们以生产队为单位,划分学习小组,聘请高小毕业生任教员,既解决了记账员短缺的困难,又改善了合作社经营管理,从而增强了干部群众办社的信心,青年满意,群众赞扬。

这份材料层层上报,最后到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他阅后大喜,提笔批示:“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批示全文760多字)

一个是王家坊前村。也是在1955年9月,毛主席看到了另一篇材料《莒南县王家坊前村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他批示道:“这个合作社的经验证明,适当地、不是过多地,并且在启发社员有了充分的觉悟以后,对于贫苦社员又加以照顾等项条件之下,发动社员投资,解决合作社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是完全可能的。”

另一个是厉家寨村。1957年10月9日,莒南县上报省委一份文件《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当时毛主席的一位秘书正在山东调研,将这材料带回北京呈毛主席,毛主席看后批示:“此件值得一阅。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批示全文150字)

一个偏远穷县,有三个村被毛主席批示,在全国绝无仅有。这其中有历史的原因:当时,中央领导层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一些不同意见,甚至出现争论。毛泽东为了统一思想,推进合作化运动,阅读研究了大量报告和通讯,亲自撰写了大量批示和按语,并编辑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莒南的三篇材料恰逢其时,进入了最高领袖的视野。也有个人的原因:当时莒南县的几位秘书用心捕捉素材,善于归纳提炼,因而写出了“上达天听”的三篇材料。从此,莒南当代书吏都以他们为楷模,刻苦操练笔杆子,写材料的高手层出不穷。我在1981年当公社秘书,次年当县委秘书,多次听有关领导讲莒南县这一光荣传统,让我们好好向前辈学习。

毛主席批示的三个村,成为莒南县、临沂地区乃至全省、全国的典型,前去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这话成为二十世纪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话语。“文革”前,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就曾到厉家寨学习如何治山治水。他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讲:“厉家寨治水治山整地,是我的老师。”

高家柳沟,因为组织农民学文化受到毛主席批示,成为全国业余教育的先进典型。高家柳沟所在的莒南县,当然要将业余教育当作工作重点之一,要让高家柳沟的经验在全县开花结果。我当教师的十年间,多次去地处莒南东北部山区的高家柳沟,或是参观,或是开会。那里有县里拨款建起的展览馆,陈列大量图片和实物,展示该村大办业余教育的历程,以及与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有一回,年轻的女讲解员讲到这么一句:“陆定一、周扬一伙相勾结”,她背诵成“陆定一,周扬一,伙相勾结”,观众想笑又不敢,只是互相交换眼色,颇具意味。

我身为教师组长,办好所在大队的业余教育、扫除文盲半文盲责无旁贷。然而,办夜校要由团支部负责组织学员,我必须取得他们的支持。

胡家石河大队团支书叫张连义,上过县里的卫生学校,是胡家石河的赤脚医生。他三十多岁,面色白净,举止文雅,像个知识分子。然而,他治得了别人的病,却治不了弟弟的病。我刚到胡家石河,就发现有个矮矮胖胖的壮汉经常在村前走动,边走边唱。别人告诉我,他叫张连利,神经病,是张连义的弟弟。张连利当过兵,复员后结婚,却在新婚之夜突然跑走。次日别人把他找回来,他却一直念叨:“在国家,一二年。在国家,一二年。”大家猜出,他觉得自己当过兵,曾经是国家的人,娶农村老婆会影响前程。被他嫌弃的老婆走了,他却一直走不出自己的幻想,期待上级能给他安排工作吃皇粮,什么活儿不干,只是到处游走,对谁也不搭理。多数时间,他的念叨变成了放声歌唱:“在国家,也是个,一二年儿哟!在国家,也是个,一二年儿哟!”

我到大队卫生室找到张连义,他正穿着白大褂给人打针。打完针,我向他说了办夜校的事,他慢条斯理地点点头说:“办夜校是好事,可这段时间怪忙,忙过这一段的吧。”听他这么说,我只好回去等着。等一段不见动静,我再找他,他还是这么说。就这样,1973年的冬天过去了,1974年的春天也过去了。

我听说,胡家石河以前办过夜校,后来因为孙老师闹出花花事,谁都不愿去学校,夜校就停办了。农闲时节,青年男女或在自己家里待着,或凑在一起打扑克。他们当中,文盲、半文盲为数不少。学校没有院墙,教室前面就是村里的一条东西通道,人来人往。晚上,我趴在办公桌上看书备课,经常有一个小伙子在学校前面转悠,转悠到我的窗前看看,咧嘴笑道:“赵老师,算账呀?”我不好回答,因为说备课,他也不懂,只是向他笑着点头。又一天,他再到窗前看看,转身走掉,嘴里嘟哝:“又算账,整天算账!”我知道,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会计算账才像我这个样子,趴在桌子上又看又写。

1974年8月23日,公社召开教师大会,贯彻落实县委刚在高家柳沟召开的会议精神,要求各个村子办好夜校,扫除所有的青少年文盲,迎接毛主席批示高家柳沟二十周年。我回来再找党、团支部商量,还是没有结果。

9月12日,公社突然来人检查,一个是扫盲校长王家锡,一个是王庄学区教导主任何乐田。王家锡是个极其认真的人,有一回公社在三义召开全体教师大会,轮到他讲话天色已晚,但他还是按照原来准备的讲稿,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一点,第二点……第一小点,第二小点……一直讲到天黑许久。散会后,我和许多同事都是步行一二十里,摸黑回家。他这次到了胡家石河,让我把党支部书记胡兆廷叫来,板着脸问:“为什么别处夜校办得红红火火,就你们胡家石河办不起来?”面对领导的追问,书记取下嘴上叼着的烟袋表态说:“办,抓紧办。”

说完夜校的事,王家锡顺手摸过桌子上放着的学生作业本,一页页翻阅。他看着看着眉头锁紧,问谁是二年级的老师。胡久顺说:“我是。”王家锡气得说不出话,把本子放在桌子上,拿指头一下下猛戳。我靠近一看,上面是这样的造句:“终于——我们终于毛主席。”贺乐田拿起别的本子翻了翻,将眼镜一推,直盯着胡久顺说:“学生全都这样用‘终于’造句,是你造的范句吧?”王家锡又戳着本子说:“胡老师你说说,这个终于是什么意思?‘终于’和‘忠于’的区别在哪里?”胡久顺面色如酱,张口结舌。胡兆廷瞪眼看着胡久顺:“你看你,整天砸蛤蟆釣蛙子,弄出这样的笑话!”

王家锡又拿过五年级作文本看,我顿时紧张起来。那是我指导的作文,我怕让他看出问题。正担心着,王家锡指着一篇作文说:“赵老师,你给这篇大批判文章写的批语不合适。”我万分尴尬,红着脸问:“哪里不合适?”他指着本子上说:“你说,此文论据充实。在我看来,很不充实!”我急忙点头:“对,是不充实,我批得不对。”

王家锡挺胸端坐,严肃地指出胡家石河小学存在的问题:一是夜校没有开办;二是教学质量较差。他让我们认清问题,抓紧整改。我们诚惶诚恐,连声答应。

四天后,公社召开检查总结大会,王家锡在会上批评业余教育落后单位,将尚未办夜校的大队一一点名。他还讲到检查中发现的教育质量问题,声色俱厉:“有的老师水平太差,差到了让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他们的所作所为,一言以蔽之:误人子弟!”

我听了这话,将头深深垂下。“误人子弟”一词,像烧红的铁块一样,从耳道进入,落入胸腔,烙得五臟六腑都“吱吱”作响。

回去之后,我一边认真备课,努力提升教学质量;一边催促党、团支部,想把夜校抓紧办起来。但是,随着一场场秋风刮起,一样样庄稼成熟,男女老少忙于秋收,办夜校太不切实际。

收完庄稼,种上麦子,便是办夜校的最佳季节了。过去战争时代的“识字班”,建国初期的“冬学”“庄户学”,主要在冬季举办。这时,公社、学区频繁下来检查,到了胡家石河都是扑空,我急得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我一次次找大队干部,某一日终于得到答复,过几天就办。他们说,已经找好了教师,制订了制度,凡是青少年文盲、半文盲,都要参加夜校学习,缺课一次罚二分工。

就在这时,学校却让解放军给占了。张传贵说,公社武装部下了通知,部队要在南山里演习,先来一个工兵营修路,村里要给他们提供宿营场地。没过几天,一支部队到了胡家石河,营长骑着一匹枣红马,威风凛凛。他让勤务兵将马拴到学校门前的梧桐树上,指挥部下住进教室、大队部以及一些民房。学校停课,我搬到村后,与正在这里驻点的管理区主任住在一起。有一天,我和大队干部一起到学校和营长说话。那营长面色黝黑,阔嘴大脸,性情爽直。听说我会写材料,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赵你快参军,你是个当文书的料!”

修完路,工兵营撤走。这一天我正上课,忽听外面轰轰直响,有绿色大卡车沿着紧贴学校的大路往南驶去。我中止上课,与学生一起跑出去观看。原来这个车队很长,车斗有带篷的,有不带篷的。还有一些大车,一车只拉一架大炮,炮筒子绑满了树枝。最后又有一辆大车开来,车斗里站满军人。其中一位站在车斗一侧,年轻英俊,眉清目秀。他的目光居高临下,看我们,看村子。虽然他很快随车远去,但他的形象与目光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经常想,我要是参军,当上文书,像他那样该有多好。

然而,我后来终于没有当兵,上级征兵时从未报名。归根结底,是我不喜欢打仗,讨厌战争与暴力。2015年初,《天津日报》约几个属羊者写文章,我写了一篇《我的羊性》,将自己的秉性坦白了一番。

1974年初冬,胡家石河南部打仗了。那不是真的,是演习,我和学校的老师、学生都去看。我们沿河道跑了几里路,被战士拦下,只好登上一个山岗远远观望。那边炮声隆隆,山坡上腾起一股股烟柱,观众兴奋不已,都说打完炮,步兵就要冲锋了。然而我们等了半天,炮停了,却迟迟不见冲锋的部队,只好扫兴而归。

此时,莒南县的业余教育却进入了“决战阶段”。11月18日,山东省教育局、团省委在莒南召开农村业余教育现场会议,历时八天。莒南县领导在会上宣布,要在明年庆祝毛主席批示高家柳沟二十周年之际,扫除全县青少年文盲。为了打好这场硬仗,除了在各公社配备扫盲校长外,还在管理区一级配备业余教育专职辅导员,与民办老师享受同等待遇,负责本管理区的扫盲工作。

古城管理区选用的业余教育辅导员叫赵连升,前古城村人。他晃着大个子,隔三差五就到胡家石河,皱着眉头催促这事。周六到学区开会,庄会娟主任讲,下周二公社就要检查,如果哪个村还是空白,大队党、团书记要和教师组长一起,到公社党委向宣传委员当面汇报原因。那时,党委宣传委员分管教育,在我们眼里就是大领导了。主任这么一讲,我心急如焚,会后也顾不上回家,又到胡家石河找干部讲这事。书记说,你放心,咱们明天下午就开青年会!

我回家住了一宿,第二天顶风冒雨回到工作岗位。那天下午(12月1日),“外面风雨号叫”(我日记里这样写),胡家石河大队几十名男女青年集合在东头的大教室里,党、团书记先后讲话,宣布夜校开班和考勤制度。第二天晚上,我帮助几位夜校老师早早点亮汽灯,耀眼的灯光从窗子里射出去,将每一棵梧桐树都照得纤毫毕现。学员们陆续前来,半文盲坐到“高班”,文盲坐到“低班”,捧着县里统一编印的《扫盲课本》,一本正经地学了起来。先学课本第一页上的三段毛主席语录: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为消灭文盲而斗争。

夜校办了几天,老师发现,有的学员学一阵子就打盹儿。一位教夜校的小伙子说,赵老师,你给他们教歌,提提神!我答应了他,就去教夜校学员唱歌,教的第一首歌是《红星照我去战斗》。他们开口一唱,果然将瞌睡虫赶走了。

夜校办到第二年,上级要组织扫盲验收。验收标准是:认1500字,听写100字,阅读一篇通俗小文章。全县青少年(12-26岁)扫盲率,要达到95%以上。这是一项艰巨任务,上上下下都为这事攥紧了拳头。庄主任住在联中,晚上与赵连升等人翻岭过河,到各村检查督促。联中的石德元老师当过兵,身背猎枪保护他们。

春天,扫盲验收开始,而且是临沂地区教育局组织力量来莒南县。全县干部、教师、学员高度紧张,都知道扫盲率很难达到95%以上,绞尽脑汁地寻找对策。主要的对策,是选拔应试学员。预先对学员进行测试,谁不及格,就找有文化的换上。于是,许多小学毕业生、中学毕业生成了夜校学员。

扫盲验收团来到古城学区,他们人手不够,要找当地教师充实力量,我也担任扫盲验收人员。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去石崖村,我随一位上边来的老师到一个夜校班开考,一进屋,就发现了一位我认识的人。他初中毕业,而且是退伍军人,竟然也来冒充文盲了。他看见我,向我会心一笑。我装作没看见,给学员发纸。然后,我让学员听写:“学,学习的学,革,革命的革……”100个字听写完,我们把卷子收上来。收到那个退伍军人,我看看他写的字,一个个字全是草书,龙飞凤舞!我哭笑不得,心想,你到这里来显摆什么呀?

事后忽然悟出,他这么做不是显摆自己,而是对造假行为的揭露与抗议。

对这种顶包行为,验收人员心知肚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统统判作扫盲合格。验收后,我们各村都领到了一大摞扫盲证书,填上一个个名字发下去,让全村青少年普遍摘除了文盲帽子。这种扫盲证书,现在我手头还有一些,不过都不完整,一张张像扑克牌大小,上面記了一些写作素材。那是1979年我在联中任教时,发现它们不再有用,就裁成了一些卡片。

验收结束,莒南县共扫除青少年文盲、半文盲12.8万人,占原青少年文盲、半文盲总数的95%,确认莒南县为青少年无盲县。1975年12月3日,临沂地委在高家柳沟召开庆祝毛泽东主席为高家柳沟记工学习班写的光辉“按语”发表二十周年大会。大会之后,莒南县将扫盲扩大到壮年,各地夜校规模更大,学员更多。

虽然那几年的“扫盲”有些水分,但是,千千万万农村青壮年通过上夜校,多多少少学到了文化,推进了农村的文明进程。

那时听说,我们县扫除青少年文盲,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国际友人要来莒南参观考察业余教育。当时大家只在电影上见过外国人,一听这个消息,人人振奋,个个自豪,把夜校办得更加认真。然而,天天等,月月盼,却没见到外国人的影子。一直等到1977年春天,我突然在报纸上看到新闻:“新西兰进步作家、记者路易·艾黎来莒南考察了高家柳沟村的农民教育。”

原来,这是一位长时间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路易·艾黎1897年生于新西兰,中学未毕业便参加新西兰远征军赴欧作战。1927年他来到中国,此后再没离开,为中国人办了许多事情,还出版了多部著作。1987年12月27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被称为“中国的十大国际友人”之一。

1982年5月我到莒南县委办公室工作,临时住在县招待所。当时招待所里多是平房,只有东南角有一座很漂亮的二层小楼,配有一个小院子。有人告诉我,那是当年为迎接路易·艾黎专门建的。得知外国人每天都要洗澡,可把接待部门愁坏了。因为县城只有一个公共澡堂,不能让尊贵的外宾与莒南百姓共浴,让他在招待所里洗,却没有供热水的锅炉和管道。后来他们想出了办法:在后面的食堂里架起一个大桶,管子连接到他的房间,外宾来后告诉他,晚上几点到几点是供热水的时间。届时,在县委领导的亲自指挥下,炊事员烧足热水灌进大桶,并将温度调好,让路易·艾黎先生在莒南考察期间保持了既往的卫生习惯。

二十、自行车悲喜剧

我十五岁开始骑自行车,是那年正月里走姨家学会的。我坐长途汽车到临沂,再步行十二里到城北三姨家。住了两天,将她家那辆自行车摔得伤痕累累,突击学会,而后一次次骑着它跨过祊河,穿行于临沂的大街小巷。我花三毛八分钱,照了我平生第一张单人照片;花两毛钱,第一次品尝了临沂的“糁”。繁华景象把眼睛装满,我拍着自行车感叹,有这玩意儿真好!

回到宋家沟,就没有这玩意儿了。因为全村只有大队的一辆公车,我不是干部,不用出公差,没有理由骑它。然而,刚学会车子却没有车骑,心理折磨十分严重。直到那年秋后我当了民办教师,以团支部的名义去县城借书看,才有理由去大队借车。第一次骑这车去县城,因为车技已经生疏,路上战战兢兢,生怕撞上汽车和行人。到县图书馆下车,衣服都让冷汗溻透。

我去外村教学,自然失去了为宋家沟二村团支部借书的资格,从此与那辆半旧的车子绝缘。虽然胡家石河大队有一辆公车,但我只能在去远处办公事时借用,其它行程只能依靠两条腿去完成。每个星期天下午,我背着一包煎饼,步行八里去胡家石河。每个星期六下午,步行六里到石崖村,在联中参加全学区教师会,散会后再步行十二里回宋家沟。如果散会晚了,回到家天已乌黑。看看和我一起出来代课的陈庆玉老师有自行车骑着,我好生羡慕。他回家要途经宋家沟,上路时往往问我一句:“德发,我带着你?”我急忙摆手:“不用不用,这路没法带人,你快走吧。”

他说的是客套话,我说的是实话。因为从石崖到宋家沟的十二里路,崎岖不平,要翻越四道高岭。即使不带人,也有近半路程只能推车步行。可是,目睹他绝尘而去,我在后面走,到底意难平。

我一次次步行回家,经历过一次次恶劣天气。一次下大雪,北风劲吹,我走了一段路,冻得肚子疼,蜷缩在路边沟里,半天不能动弹。有一个夏日,路上突然来了暴雨,我裹紧雨衣继续行走,却喘气艰难,甚至有窒息的感觉。我这才明白,瓢泼大雨,能让空气减少。

那些时刻,我心中总是渴望:有一辆车就好了。

但我知道,这是痴心妄想。家里没有多少积蓄,父亲还想给我盖屋,我不敢提这过分要求。

后来,是一位管理区干部替我说了话。那天他正在我家和我父亲谈论工作,见我背起一包煎饼要出门,说:“洪都,你得给孩子买辆车。他参加工作了,没车能行?”我父亲不吭声,只是点了点头。

下个周末回家,父亲说,明天交猪,给你买车。我听后大喜过望,心中无比温暖。因为我家一年才喂起一头猪,这是家中最大的一笔收入,父亲竟然用交猪款给我买车!

第二天一早,我母亲要给她养了整整一年的猪再喂最后一顿。她调制出一桶猪食,加上许多泡碎的花生饼,再撒上一把盐。提到猪圈墙边,往里面的石槽里舀上一勺,趴在那里擦眼抹泪。我知道,她对这头猪已经有了深厚感情,实在舍不得送走。往年,每当养大一头猪,要往公社食品站交的时候,她都是这样难过。母亲喂了一勺又一勺,最后将剩余的往里面一倒,忍着眼泪走出门去,到邻居家躲着,一直等到我们把猪抓住绑起,抬到车子上推着走了,她才回到家中,再看着空空荡荡的猪圈掉一阵眼泪。

那会儿,我和父亲已经走在交猪的路上。是的,“交猪”,那时都这样说。人民公社社员的一项职责,就是向国家交“爱国猪”,价钱多少,由国家说了算。然而我家那头猪,爱国心并不强,一路挣扎吼叫,搞得车子歪歪扭扭。最叫人不高兴的是,它挣扎的时候还拉屎拉尿,到食品站过磅时会减轻体重,让我们减少收入。我看着猪撒出一泡尿,心想,自行车的几个钢豆没了。看着猪拉出一摊屎,心想,自行车的一根辐条没了。再一转念,忽然想起伟大领袖的教导,又在心里开展“斗私批修”,批判自己思想肮脏,堪比猪屎。

我家的猪一路净身,终于进入食品站,过磅之后被松绑,到猪群里等待进城。我和父亲则拿上单子去取钱,取出一百多块。父亲说,我回家添上一些,你送给你丈人,叫他给买。

那时在鲁南一带,自行车大多买“金鹿”牌。这车产自青岛,一辆156元。因为有脚刹,适合在山路上骑行,大家亲切地称之为“大金鹿”。这车一般人买不到,我父亲身为大队书记也没有办法,因为产量甚少,要凭票购买。自行车票,县里发给各公社,一年中没有几次,每次数量有限。想买车的人较多,每个脱产干部都有几个亲戚朋友托他购买,身上都揣了几张活期存款单。一听说来了车票,大家都瞪起了眼睛,有的公社要专门召开党委会研究这事,是给张三还是给李四。但是,条件不好规定,平衡很难掌握,党委会上争争吵吵,许多老同事当场翻脸。有一位女公社党委副书记,因为去县开会没能参加分车会议,就没分到票。她觉得没法向亲戚交代,等到有票的人从供销社里买到车子,竟然在大街上与其争抢,哭哭啼啼,撒泼大闹,在全县传为笑谈。

又一个星期天我回家,父亲果然将160元钱交到我的手中。他还特别说,多出的四块钱,给你丈人买烟吸。我揣上这笔巨款,步行二十里到板泉镇,交给了我的岳父。他接过钱说,我挂上号,你等着吧。

我回来等待消息,望眼欲穿。一天天过去,一月月过去,直到半年后,我对象杜翠娟突然推着一辆崭新的“大金鹿”送到了我家。她仿照时尚做法,特意做了个挂在车梁上的黑色车包,用白线缝出一些漂亮的图案;还做了坐垫,由三角形布块拼接而成,周围缝上了一圈金色的丝质流苏。我接到自行车,与迎娶新媳妇的心情差不多少。

分车票的时候僧多粥少,我不知道岳父大人是如何拿到的。后来想想,真是难为他了。

翠娟走后,我和父亲发生一场争执。那时公安部门规定,买了自行车要登记领证。父亲让我去派出所办证,证上写他的名字。我听后十分恼怒,觉得自己是个堂堂的人民教师,骑着车子抛头露面,车本上竟然不写自己的名字,岂不是丢人现眼?我不同意,与他争吵。父亲坚持自己的意见,我气得跺脚,声泪俱下。后来父亲终于妥协:“唉,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其实,父亲让我写他的名字也有道理。因为买一辆自行车,就像今天买一辆小汽车,那是家庭中的一个大件。购车款中,虽然包括我每月交给父亲的部分工资,但主要是用了家里的钱,自行车产权归我,他不好向其他子女交代。当时,我只想到自己的面子,没想到父亲的难处。好在,弟弟妹妹没对此事提出异议,让我独享了这辆车。

再去胡家石河,我得意洋洋。车身亮闪闪的,车铃响当当的,坐垫上的金色流苏在我屁股下面随风飘荡。一进胡家石河地界,正在干活的男女都向我看,有的还吆喝起来:“噢,赵老师买上车啦!”

有了自行车,我觉得走遍天下都不怕,老想骑着它出行。我借口给学校买东西,去莒南县城,去临沭县城,还去江苏的赣榆县城。周六去学区开会,散会后回家,我当然要骑着车子。我可以和陈庆玉并驾齐驱了,鸟枪换炮,扬眉吐气。

但是,我一到宋家沟村头,每次必定下车,推着回家,见了谁都打招呼。宋金珂校长有这习惯,赢得了大家的普遍赞扬,我要向他学习。

那时,公社经常开全体教师会,我本来可以沿着那条途经宋家沟村东的大路直接去的,但我不好意思那么做,都是早早骑车回家,把车放下,再和宋家沟的老师们一起步行去相沟。他们都是我的老同事,而且多是我的长辈,我不能在他们面前显摆。再说,散会后我如果骑车,该带上谁呀?无论带谁,都会得罪另外几个人。与他们一起步行,其乐融融,不存在亲疏的问题。

从公社回到家,我精心保养“大金鹿”,又是擦洗,又是上油,还用彩色塑料带将车身的三角架结结实实地缠起。宋家沟一村的王修仁,是县电影院的放映员,他的车子用旧电影胶片缠起,不同凡响。他回家时,我找他要来一些胶片,也将自己的车子缠起。缠车之前,我对着天空看胶片上一格一格的电影画面,辨认出是哪一部电影,有哪个角色在上面。欣赏一会儿,缠到车梁上,感觉自己的车子也像电影一样有了梦幻色彩。

那个年代,谁拥有一辆自行车,都是万般呵护,不让它受半点委屈。有一位公办老师,每当骑车走路,走一段就要停下,过一会儿再走。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冷冷钢豆。”意思是走久了,轴承上的钢豆发热,容易损坏。还有一位公社干部,遇到泥泞路段,都是将车扛在肩上,不舍得让它变脏。日照港第一任港务局长刘丙寅先生曾对我讲,他当年在省建委宿舍住,怕自行車丢失,每天晚上都将自行车扛上六楼,次日早晨再扛下来。

我当然也疼惜自行车。骑到胡家石河,都是将它推到我住的里屋,晚上睡觉前看上几眼。早晨醒来,看一看它,一天的心情也就有了良好开端。

我知道,父母为买这车,卖了一头肥猪,花光了家中的积蓄。我又听他们说,还是要按照原来的打算,第二年给我建起新屋。他们一点一滴节省,一分一毛地攒钱。我当然感恩戴德,积极响应。每月领到工资,一般是这样分配:交给生产队十二元,交给父亲五元,剩下的四块五才由我支配。我在日记里记载,有一次因为买书,身上只剩下几毛钱,坚持了一个星期才领到当月工资。

我的日常花销简朴到极致:周日下午,从家里背来一包煎饼、一包杂面、一包咸菜。到了胡家石河,早晨做一顿稀粥,吃煎饼就咸菜。中午和晚上依旧吃煎饼,炒一样青菜佐餐。青菜,多是胡家石河的亲戚和学生家长送给我的,有人当面给我,有人是上菜园回来,顺手拿一把放到我的窗台上或锅屋门口,我每次看见都感动一番。送菜最多的是一位表姐,她是我姥姥的一位孙女,待我特别好,多次让我到她家吃饭。再后来,大队给了我一小片菜园,在村子西南方向的河边,我在那里种上几样,有空就去浇水,而后拎着一把新鲜蔬菜回来。

久而久之,这种简朴成了习惯。我在胡家石河工作两年零八个月,期间从来没有买过肉。这不是夸张,是事实。我不是忌荤,是想省钱。最高级的食品是鸡蛋,母亲偶尔在杂面袋子里塞上几个,让我带着。有一次我炒了一个,恰巧让代销点售货员老景看见了,他撇着嘴连声耻笑:“才炒一个鸡蛋?才炒一个鸡蛋?”老景走后,我暗自慨叹:“你笑话我炒一个鸡蛋,可你不知道,我是几天才炒一个呢。”

2003年冬天,我为了创作长篇小说《双手合十》,去一些寺院采访,住在里面,一天三时吃素斋,有的和尚问我是否吃得惯,我说:“吃得惯,我小时候基本上吃素。”

1973年冬天,父亲找人采石头,买木料,紧锣密鼓筹备盖屋。我有一次回家听说,父亲请人用拖拉机去圈子村拉花岗石,准备垒墙基,在路上把一个邻村男孩压在了车下。万幸的是,车轮碾过,孩子自己爬起来,竟然毫发未损,可能是路上有凹坑,抵消了压力。但是,这事让我们全家十分后怕。

春暖花开时节,我的新屋破土动工,亲近的人都去帮忙。我大妹妹不上学,整天挑水和泥当小工。建房是一件大事,家里简直忙翻了天,父母却怕我耽误工作,不让我请假。我记得自己为盖屋出力只有那么两次:一次是去临沂运水泥。父亲托我三姨父在临沂买了一袋水泥,用于抹墙缝,我骑车去一百里外,将一百斤水泥驮回家里。再一次是周末回家,父亲让我早起挑水,将一堆土润湿,用于打墙。我想好好表现一下,挑了好几担水泼上,骑车走了。那土却因为太湿不能用,把我父亲气得够戗。

父亲给我建的新屋,是那时候在农村比较时尚的“四不露毛”式,即屋顶用草苫起,只在四周用两行瓦。屋墙用石头垒成,内墙用“白矶土”代替石灰抹涂。建这座新屋,我家欠了好多账,陆续还了四年还没还完。我结婚分家时,分到220元债务。

举全家之力,我才拥有了这辆自行车。我在享受便利、满足虚荣心的同时,也领受了无穷的烦恼。为何烦恼?有人借车。那时,胡家石河全村只有一辆公车、两辆私车,但好多人都声称会骑,要借我的车子赶集、进城。我心软,脸皮薄,不好意思拒绝。可是人家把我的车子推走之后,我却牵肠挂肚,老是担心车子受损。如果他们去莒南县城,我还放心一点,因为路好。如果是去别的地方,我就惴惴不安。因为从胡家石河往南去,往东去,路都在河道里,火石遍地,棱角如刀。车子被送回来,会发现轮胎上有一道道口子,车圈上有一处处伤痕。有的人根本不会骑车,是借了车在路上现学会的,我看到车把、车铃上都有摔伤,便猜想这车在路上翻了多少个跟头。还有,车包与坐垫也变得脏兮兮的,缠上的电影胶片也被撸成一堆,露出了大梁本身。我不好意思当面指责借车者,只能在他们走后,抚摸着车子痛心疾首。

在学区或公社开会时,老师们闲聊,常说起借车的事。有的人深感头痛却又无奈,因为不借车,就与当地群众搞不好关系,不利于开展工作。也有人态度坚决:“坚决不借,借老婆也不借车!”我当时有老婆,却没娶来。即使娶来,也不能向外借吧?于是,我一次次忍痛割爱,让我的车子被别人骑上,恣意糟蹋。

在1974年9月18日的日记里,有这样几句话:“今晚××来借车,被我拒绝了。他家是富农,太不通理了!”

这说明两件事:第一,我也曾经拒绝借车;第二,因为他是富农,我才拒绝。然而,来借车的如果是贫下中农呢?我肯定还要借给他。

一段时间过后,我那辆爱车完全失去了最初的风采,像一位黄花闺女迅速变成半老徐娘。过年时我到岳父家送礼,翠娟看着车子惊讶地问:“怎么弄得少皮没毛?”我说:“路太孬了,没有办法。”

我这辆自行车,还有过一次壮举:让一百里路成为二三百里。

那是1975年麦收后,我教的五年级临近毕业,师生一起去临沭县城照合影。胡家石河去那里,来回将近一百里。我们三个老师都去,加上十个毕业生。那时女孩上学的少,我教的复式班里,三年级有几个女生,五年级一个也没有。十个毛头小子兴奋异常,各自带上煎饼,一大早就集合出发。那天我骑一辆车,胡久顺骑一辆车,如果路不好,就与其他人一起步行;如果路好,我俩就一人驮上一个。往前走一段,让后座上的人下来自己走,我们赶紧返回去,再带上一个往前送。十个学生,雨露均沾,整体速度有所提高,却把我们累得浑身是汗。张连吉老师胆小,坐到车上害怕,要用一只手揽住我的肩膀,胡久顺说他这个动作“跟搞对象一样”。然而,他“搞对象”的动作太呆板,让我掌控车子格外费劲。

一周后,我又跑了一趟,从临沭照相馆拿回合影。那是四寸的,黑白的。大小十三个男的坐在一起,身后背景上有一棵青松。我那时刚满二十岁,想装老成却装不像,咧嘴露齿,表情僵硬。

我的自行车,一天天继续破败。我虽然心疼,却无可奈何。直到1978年我担任相沟中心校重点班教师组长,才坦然无忧。因为当了“教干”(教育干部的简称),便享受“修车费”,每月多领一块五毛錢。算算账,一年多领十八,九年就是一百六十二,可以再换新车了——这不是骑自己的车,是国家给我配了专车呀!

这么一想,格外感恩。我驱使着那辆“专车”蹿来蹿去,干工作时一兜的劲儿。

二十一、宣传队

我写这部非虚构作品,是2017年元旦这天心血来潮的结果。

头一天,朋友给了我两张新年音乐会的门票,让我和妻子去听。那天晚上,美国费城节日交响乐团在日照会展中心大厅奏响一支支世界名曲,与上千观众一起迎接21世纪第17个年头的到来。乐队右前侧是二十多位小提琴演奏家,他们一手操弓一手托琴,弦上的指头优雅地揉动,华丽的旋律像水一样弥漫于整个大厅……当他们演奏到乐曲的一个高潮,拉弓动作变得剧烈时,我仿佛听到“砰”地一响,四十年前让我羞愧不堪的一幕又现于眼前。

次日早晨,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脑际:写一本书,记录我的乡村教师生涯。

四十年前的那个春天,胡家石河小学前面的梧桐林里,紫色花朵叆叇排空。二十一岁的我,正倚在一棵树上拉小提琴。那时,我的梦想是把琴拉好,日后能到大舞台上演奏。然而那年初夏,我在县政府大礼堂的舞台上将琴弦拉断,美梦戛然而止。

十七岁,十八岁,我两次报考临沂师范音乐班都没考上。而后想当作曲家,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歌曲,投出去均未发表。到了胡家石河之后,教师组长的职责,日常工作的忙碌,大大冲淡了我对音乐的热情。

淡是淡了,但余热尚存。我还是喜欢唱歌,喜欢拉二胡,喜欢收集新歌新曲。人民音乐出版社每年出版的《战地新歌》,我不买到手绝不罢休。喇叭里播送新歌,我经常记谱记词。我还偶尔创作歌曲,向上投稿。我在日记里看到,1975年11月上旬,我在公社参加为期八天的教师学习班,写了一首《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寄给《大众日报》农村版。和以前无数次投稿一样,投出去还是杳无音信。

我怀念县师范和公社完小的脚踏风琴,就去三十里外的黑林镇买了一把口风琴。黑林镇属于江苏省赣榆县,镇外有座吴山,在宋家沟村东就能看到。我小时候听大人说:“吴山戴帽,大雨来到。”意思是吴山顶上如果有云雾缭绕,就可能下大雨。那天,我花五块钱将一把口琴买下,欣欣然来到街上。举到嘴边一吹,金属簧片发出清脆之悦耳的复音,让我心弦直颤。我抬头望着镇外高高的大吴山,吹了好久好久,看到山顶上有云雾了,才赶紧骑车离开了黑林。但是,蹿出十里之外,吴山云雨还是追上了我,将我淋得透湿。

学校有二胡,我又买来口琴,这等于中西合璧,引得村中一些音乐爱好者纷至沓来,找我一起合奏。尤其是大队副书记张传贵,经常在晚上到学校说:“来,弄个闲情!”我们就坐到一起拉的拉,吹的吹。有时候,胡久顺也从家中提来二胡,加入我们的合奏。

张传贵多次提出,要办宣传队,让我辅导。但他后来当上了大队书记,整天忙碌,让这事一拖再拖。直到1975年全国上下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高潮,“普及大寨县”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上级要求采用包括文艺宣传在内的各种方式,让运动深入人心,张传贵才下定决心,在秋收之后将文艺宣传队成立起来。

演员和乐队成员,是党、团支书和我一起研究决定的,总共选出十几个。排练的节目,先定下两个表演唱,一个是《学大寨,要大干》,一个是《六个大嫂学理论》。10月9日晚上,大家到学校东头的教室里集合,张传贵讲了办文艺宣传队的重要意义,并介绍了我的文艺才能。他说,看着这么个文艺青年,不办宣传队实在是浪费了。

他讲完,我故作谦虚地说,我也是外行,跟大伙儿一块学习吧。接着,就在墙上贴出白天抄好的歌片,一句一句教给他们:

学大寨,嘿,要大干,

千军万马齐参战。

干部群众一条心,

海能填来山能搬!

……

教会这首,趁热打铁再教《六个大嫂学理论》:

一轮明月当空照,

政治夜校書声高。

贫下中农学理论,

继续革命不动摇!

……

教会了,我让姑娘小伙儿一个个独唱,目的是挑选演员。看到多数人打哈欠害乏了,我才宣布解散。

第二天晚上,我指导大家排练《学大寨,要大干》,把白天编出的动作教给他们。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都是攥拳瞪眼的那种。让我烦恼的是,他们在生产队里干活棒棒的,当演员却四肢僵硬,动作不到位。我安排了一个抡镢头刨地的动作,是他们天天干的,可是他们刨起来既无美感,也不合拍。我耐住性子,一个个地纠正。排完一段,让他们边唱边跳,他们不是忘了唱,就是忘了跳,有的演员想打退堂鼓,说:“受这个罪干什么!”我听了急忙说:“别泄气,熟能生巧!”

用了两三个晚上,总算熟了巧了,但我发现歌声不够响亮,原因是有的演员光跳不唱。我明确指出这一点,他们改了,但过一会儿又忘了。我很生气,上纲上线,说有的人光跳不唱,是一种剥削行为,剥削了别人的劳动!严厉批评一番后,“剥削”行为减少,声音才变大一点。

将这个表演唱教完,我选定四男四女演这个节目。练过一段时间,我觉得他们动作娴熟有力,能够表现出“大干”的豪迈气概。后来,宣传队向全体社员做“汇报演出”,一位老贫农看了这个节目,向人讲观后感:“就看着猴头马爪,猴头马爪,蹦跶几下就完了。”

“猴头马爪”,在当地方言中是张牙舞爪的意思。老贫农做出这样的评价,让我很受打击。

其他节目还好一些。《六个大嫂学理论》,由六个姑娘表演:

(领)老嫂子们!

(合)哎!

(领)毛主席发出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咱们赶快学习去!

(合)咱走——

六个“大嫂”,都用花毛巾包头,穿蓝士林布大襟褂子,手捧理论读本模型,在乐曲声中鱼贯登场。她们是胡家石河最漂亮的六个姑娘,动作舒缓优美,唱腔清脆动听,让观众响亮地拍起了巴掌。

我们就在学校前面搞了第一次“汇报演出”,总共十来个节目。其中有二胡合奏《赛马》,演奏者是我和张传贵、胡久顺。我们的整体水准不算太高,中间还出过几次错误,多亏大伙儿听不出来。

“汇报演出”之后,宣传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排练新的节目。我们参加了古城管理区的会演,节目受到观众的称赞和管理区领导的表扬。

我给胡家石河赢得了荣耀,张传贵很高兴,让我再接再厉,争取到公社参演。我觉得,全公社五十二个大队,高手如林,有几个大队里还有下乡知青,我肯定比不过他们。从何处冒尖呢?我建议买一把小提琴,给乐队装备升级。张传贵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点头答应。

得到允诺,我立即去办。我从大队会计那里预支了五十元钱,兴冲冲跑到江苏赣榆县城,那里却没有卖的。再去莒南县城,发现商店里有,六十八元一把。我到二叔家借来二十块钱,将琴买下。再去书店搜寻,花两毛七分钱,买到一本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小提琴演奏法》。

回去向张传贵报账,他直咂牙花子。我想起,四年前赵玉恒老师在宋家沟小学花十九块六毛钱买一把二胡,我父亲就是这种表现。现在,我买的乐器比那一件贵三倍还多,实在让张传贵为难。但他毕竟也是音乐发烧友,最终还是在发票上签了字。现在想想,买提琴实在是太过分太奢侈了。那时候,一个整劳力一天工值是几毛钱,也就是说,我花的六十八块钱,抵得上一位壮汉大半年的工值。

从这天起,我就自学小提琴演奏法,一边看书一边练习。我用口琴帮助定音,定好A弦,再以五度之差分别定好G、D、E弦,像当初学二胡一样,弄出了“杀蛙子”的噪音。

我将这把小提琴扛上肩头,谁见了谁吃惊。许多人没见过这玩意儿,叫不出名字,就根据我的演奏架势,称之为“扛琴”。我看着书现学,花费一段时间,达到了能够蒙骗父老乡亲的水平。此后,我用这把“扛琴”给宣传队伴奏,还经常在闲暇时到学校前面的梧桐林里练习。

有了重量级的乐器,我信心满满,又打造出了新的节目。恰在这时接到通知,公社要举行会演,让我们参加。这事非同小可,必须认真准备。那时全国上下都在“备战备荒”,要求农民多交粮食,由国家藏起来准备打仗。我翻阅县文化馆编印的《文艺演唱材料》,发现有一个表演唱《喜晒战备粮》,就选了八个姑娘排演。节目开头这样道白:

(领)金色的太阳出东方,

丰收的粮食堆满场。

心红志坚干劲大,

姐妹们喜晒战备粮。

咱们快走呀!

(合)走!

八个姑娘,一个拿一张簸箕上场。在舞台上扭动一圈,做一些翻粮、扬场的动作之后开唱。没有用作道具的小型簸箕,就让姑娘们拿来自家用的。那种簸箕很大,舞动时很费劲,好在她们天天干农活,有的是力气。

因为没钱,服装不能统一制作,我让她们每人围一件小围裙。我买来黑布,裁成八片,将下面的两角剪成圆弧形,让演员回家自己做,并钉上系带。收齐之后,我用水彩颜料,在每一件小围裙的右下方画了一朵牡丹花。八朵牡丹登场,吸引了众多眼球。

在本村演出,演员们都是素面朝天,参加会演就不能不讲究一些。但她们平时打扮自己,至多搽一点雪花膏,谁也不会化妆。我在县师范学过两节化妆课,只好由我代劳。我画的是油彩妆,用凡士林打底,再涂上油彩。涂罢,我给八个女演员描眉勾唇。有的姑娘坐到我面前,闭目仰脸,呼吸频率明显加快。化完妆,我骑车先行,其他人步行十四里路到了相沟。公社大礼堂里,聚集了来自各村的参演人员。谁上台演完节目,谁再回到台下当观众。

我们的演出是在下午。姑娘们上台后表现得不错,将八张大簸箕舞得呼呼生风。乐队坐在台侧,我的小提琴格外引人注意。然而,下台后站到观众堆里看别的节目,我听旁边一个人说:“胡家石河的识字班,怎么都是一道眉毛高,一道眉毛低?”我看看旁边的八张脸,果然如此,这才知道我画眉只会正手,不会反手,谁的两条眉毛也没画在一个水平线上。若单看一张脸还不明显,把八张脸放在一起就滑稽得很。我羞得不行,恨不能立马找个地缝儿钻进去。但我那時候特别爱面子,不敢向姑娘们承认错误,便招呼她们提前回村。她们回去后舍不得卸妆,晚上再集合,还是粉黛俨然。

辅导宣传队的那一段时间,我感受到了一些姑娘传达的爱意。眼神和话语中饱含暧昧。我在手把手指导动作时,有的姑娘的手簌簌发抖,有的顺势捏我一下。还有的,变换站位或队形时,故意让身体擦过我的身体。有一位最漂亮的,每当早晨或晚上我在学校的小锅屋里烧火做饭时,她往往挑着水桶出现在东边路上,一边走一边向我看,脸上带着微笑。

对我考验最为严峻的一次,是在一个夜晚。宣传队排练结束,大伙离开学校,我回到宿舍正要睡,窗外却有一个姑娘敲着玻璃轻声叫我。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她把正绗的“鞋头儿”忘在排节目的屋里了。绗鞋头是姑娘妇女们随手带的活儿,用这种带图案的“鞋头”做成鞋,既结实又美观。我立即走出屋子,到用作排练场的教室门前给她开了锁。她看我一眼,走了进去,进去后却站在黑暗中一声不吭,并没有寻找丢失物的意思。我明白了她的意图,心脏狂跳,却不敢迈脚,站在门前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她走出来,讪讪地说一声“没找着”,一溜小跑回家了。

我承认,我那时血气方刚,对宣传队里的一些姑娘有好感,也有梦想,但我知道,我绝不能重蹈我前任孙老师的覆辙,在胡家石河再弄出丑闻。所以,无论“识字班”们有怎样的表示,我都没有做出回应。

宣传队一直办到1976年的春夏之交。马上进入麦收时节,有一天晚上张传贵向大家讲,宣传队暂时停止活动,等到秋后再集合。大家都不想走,就坐在那里一起唱歌,唱了一首又一首,恋恋不舍。张传贵见状又改口说,那就再活动几天,等到开镰再停。

这时,公社教育组通知我,让我带着小提琴参加公社宣传队,准备到县里演出。肯定是公社会演时,有关领导注意到我拉小提琴,就选上了我。我兴冲冲去报到,发现公社组建的宣传队水平很高,有多位演员是下乡知青,有气质,有气场,给人鹤立鸡群的感觉。有两个女知青,人长得漂亮,歌唱得也好,成为宣传队的台柱子。

乐队中有一位男知青,也拉小提琴,拉得特别好。他长着一张胖胖的红脸,留一抹黑黑的小胡子,很有文艺范儿。他见识了我的水准后,对我很蔑视,很少跟我说话交流,排练间隙自己找个地方拉琴,一副自我陶醉的样子。我知道我拉得不行,便用功操练,将需要伴奏的曲子尽力拉熟。但是,我一旦坐到乐队里,坐到那位知青琴手身边,立马相形见绌。这时我也明白了,我那把用六十八元买来的琴,比他的那一把差远了。他的琴,声音饱满清亮;我的琴,声音单薄而发飘。我自卑得很,心慌手乱,屡屡出错,惹得男知青白眼相加。为此,我只好“滥琴充数”,貌似演奏,但用力很轻,尽量让自己的琴声小一些,不对乐队的整体演奏造成破坏和干扰。

公社组建宣传队的目的,是为了应付全县会演。他们让我去,是为了让乐队有两把小提琴。排了几个节目之后,我们便去县城演出。在县政府大礼堂,我登上五年前作为师范文艺班学员时曾经登过的舞台,为相沟公社的节目伴奏。我坐到台侧,拉着拉着,小提琴“砰”的一声响,E弦竟然断掉了!我不敢停手,装模作样,因为下面的一些观众能看到乐队。但这样是非常难的,应该在E弦上出现的声音,我拉不出来,只好采用低八度。我记得,当时有礼堂工作人员站在我身后,捂着嘴巴偷笑。我满头大汗,狼狈不堪,等到节目演完就灰溜溜走下台,坐到角落里一言不发,心情跌落到极点。

现在回想一下,我觉得那根弦在关键时刻断掉,其实是对我的提醒。它让我明白,我不是吃这碗饭的料,我必须改弦更张。

这年夏天的一个周末,我从学区开完会回家,正推着车子上坡,突然发现路边草丛里有一本花花绿绿的小册子。捡起一看,封面上是一位美女的彩色照片,上面印有“凤飞飞”三字,最右边,竖行排列着一句话:“让三民主义飞向大陆。”

我突然明白,这是国民党的空飘传单,便急忙将它扔到了地上。

然而,凤飞飞还在那里向我微笑,让我挪不动脚。我看看四周无人,再次捡起小册子装进衣兜,推着车子急急走掉。

到了岭顶,我支下车子装作解手,走进了松树林里。我抖着手掏出小册子,翻开看看,忽然意识到:国民党的宣传队来了!

这本小册子,在封二上介绍了凤飞飞这位台湾歌唱家,说她像邓丽君一样闻名海内外,并且有一颗慈善的爱心。她在台北市国父纪念馆举办“凤情千千万”义演,将所得新台币三百万元(约合人民币122250元),作为购买一百万本《三民主义》飘送大陆的基金。凤飞飞说:“愿我是一片云,飞向大陆,在那苦难的中国土地,洒下三民主义的甘霖。”

小册子里有凤飞飞的许多照片,都是彩色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识彩照。我当时想不明白,这种印刷品不怕水,是用了什么样的技术。

小册子的后半部分印着一些歌曲,一页一首:《一颗红豆》《幸福哪里来》《好好爱我》《片片枫叶片片情》《雨中即景》等。我看着歌词,在心里发起批判:这是消磨大陆人民革命意志的靡靡之音。看到《中华民国颂》《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时,我更加愤恨,判其为邪恶透顶的反动歌曲。

然而,有一首《祈祷》让我不知如何评价,因为歌词很特别: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多少祈祷在心中

让大家看不到失败,叫成功永远在

让地球忘记了转动啊,四季少了夏秋冬

让宇宙关不了天窗,叫太阳不西沉

让欢喜代替了哀愁啊,微笑不会再害羞

让时光懂得去倒流,叫青春不开溜

我翻来覆去读了几遍,还根据谱子小声唱了起来。越唱越觉得,这歌有意思有味道,让我感动让我沉思。

我家乡离黄海只有几十公里,每年夏天刮东风时,常有国民党的传单从海上飘来,落到山上,落到田野里。还有糖果、牛肉干等,有人捡到后偷偷品尝。上级早就下达命令,无论谁捡到这类东西,必须立即上交。

我捡到的这一本,上不上交?

我犹豫了半天,实在舍不得,便揣到身上,回家藏了起来。结婚后我搬家进县城,依旧将它带上。

后来我看到,在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也有歌星唱起了《祈祷》。那一刻,我随其哼唱,感喟万端。

二十二、告别石河

1976年的暑假刚刚结束,有一天我正上课,隔窗看见学区教导主任何乐田来了。一年前,庄会娟主任被推荐上大学,去了山东师范学院,何乐田被调到古城学区负责。我以为他是下来检查工作,急忙出去迎接。他抬手推一下眼镜,笑眯眯地道:“赵老师,收拾收拾铺盖,准备走吧!”我说:“走?去哪里?”他说:“公社教育组调你到古城联中。我那边正需要你,你交代一下工作,明天就过去。”

去联办中学?我一下子懵了。我当年连初中都没念完,怎么能到那里当老师?我说:“我教不了中学呀!”

何乐田说:“你去,就是教点儿辅课,主要工作是应付杂务,当我的助手。”

听他这么说,我心中释然。

他让我带着,去找大队书记张传贵说这事。张传贵一听,立马火了:“什么公社教育組决定的,还不是你老何想挖胡家石河的墙脚?我不同意赵老师走!”何乐田向他反复解释,说这是对赵老师的重用,有利于他的进步。张传贵这才改口,不再反对。

何主任走后,我要调走的消息立即在师生当中传开。几位同事恋恋不舍,许多学生泪眼汪汪。

晚上,张传贵和几位同事给我送行。他们提来猪肉提来酒,并下手炒菜。我的办公桌本来靠窗,此时被挪到床前。菜炒好,酒斟上,我们围桌而坐喝了起来。喝着喝着,张传贵汪然出涕:“赵老师,真舍不得你走……”我说:“我也是舍不得,你们待我太好了……”说出这话,我也哽咽起来。

好不容易将情绪稳定,大家继续吃喝聊天。那时天热,窗户开着。我坐在窗边忽然听到,外面有女的大声说笑。扭头看去,只见在月光里,在梧桐树下,有一群姑娘向我这边看。奇怪的是,我往那边一瞅,她们谁也不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里。我仔细打量一下,发现她们都是宣传队的成员。我不好老看她们,转身再与书记和同事喝酒。过一会儿,外边嬉闹声再起,让我不得不扭头观望。我目光抵达那里,她们马上又不说话,集体沉默着看我。我突然明白:她们是来送我的。她们想进屋又不敢,站在外边又怕我看不见,就故意弄出动静,引起我的注意……

站了一会儿,姑娘们走了。那里,只留下从梧桐枝叶透下来的一地月光。

我指着床头的提琴盒子,对张传贵说:“这把琴是花大队的钱买的,我用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再还给大队。”

张传贵说:“来,我拉二胡,咱们再合奏一次。”

他取下墙上的二胡,我拿出小提琴,二人合奏了一曲《蒙山高,沂水长》。

后来,书记和同事一起离去。我独坐窗前,好久好久。看着外面的明亮月光,听着小河的潺潺水声,突然意识到,我要告别的,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我到小锅屋里最后一次动火,烧开一壶水,将昨晚的剩菜热了热,吃下两个煎饼,而后收拾铺盖与其它东西。我去亲戚家告别,去邻居家告别,堂姑和表姐红着眼圈,一直跟到学校。

到了教室门口,一些学生蜂拥而上,争先恐后向我手里递东西。我一看,有毛巾,有肥皂盒,有牙刷牙膏,还有一个搪瓷脸盆。我知道,这是他们买给我的礼品。那时的学生家家都穷,没有几个闲钱,我不知道,由哪个学生发起,大家凑钱给我买礼品。更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弄到钱,来办这件事的。

学生的心意,我不得不收。我感动万分,情绪难控,将东西收下后,推着自行车就走。

全校师生送我,在学校前面站成一片。张连吉抓住我的手,流泪送出好远。我回头看看,让大家留步,有些孩子抱着梧桐树呜呜哭泣。

过了两周,我到古城学区下属的各学校下通知,刚进胡家石河,一个在街边坐着的老大娘突然起身抓住我:“俺那好儿,你可又来了!”

迈入花甲之年,我回首人生经历,觉得让我怀念的地方有好多好多,让我感恩的人不可计数。尤其是胡家石河,让我何时想起何时暖心。那个山村里的淳朴民风,男女老少待我的深情厚谊,让我终生难忘。

2015年春节前,我去了一趟胡家石河,妻子杜翠娟和朋友徐璧如随行。老杜说,去学校看看,你床上的小铁梅还在不在?当年张传贵在墙上画的样板戏人物,让她心生醋意,四十年竟未消退。

然而,我们去村前一看,哪里还有学校的影子?那里是一条南北向的公路,路边屋顶上,树枝上,全都白皑皑的像下了雪,天空也雾蒙蒙的。原来,附近有十几家生产白云石粉的工厂。听说,白云石粉用途多多,可以用作生产高级玻璃的原料,用作涂料填充剂。前几年,还被人用作造假的材料,掺入化肥、面粉等。

向路人问问,才知道校舍早被拆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为出生的孩子少,三个石河加上董家沟,四个村的小学统统撤销,在胡家石河村西建了一处联办小学。联小学生最初有三百多,分为六个班,老师九位。后来,有的学生随父母进城,有的到教学质量好的宋家沟小学就读,学生日渐减少,最后竟然停办。2017年,上级拨款在这里建了一座三层楼,又招收了一个一年级班。在这里负责的老师叫张成武,是我在古城联中教过的学生。他曾在三义学区当过校长,离岗等待退休时又被派到了石河小学。

找不到小铁梅,我们就去找画她的人。张传贵住在村子后半部,门前是个斜坡,斜坡上有两道钢管做的栏杆。这在农村中绝无仅有。进门后,发现张传贵老两口都已行走不便,门前之所以立着栏杆,是为了进出家门有所扶持。

让我们坐下,老张笑谈当年的一些事情和四十年来的变化。他说,他早已退休,后面又换了好几任书记。但是,当年赵老师在这里教学,办宣传队,就像是昨天的事情。我说,昨天刚过,今天我就是花甲老人了。二人摇头感叹,唏嘘不已。

从他家出来,再去看望别人。看过堂姑,想去看表姐,却听说她和丈夫都已去世。

到了老同事张连吉家,他见到我喜出望外,抓住我不松手。他已经退休,说起民办教师转正后的待遇,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流淌着幸福。

到了胡久顺家,他恹恹地从床上坐起来,强打精神与我说话。原来他又犯了病,面色紫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整顿民办教师队伍,他失去了执教资格,在村里干电工,后来得了肺气肿,每年冬天不敢出门。我走时,他不顾劝阻,坚持把我送到大门外,却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与他见面的第二年冬天,他没有熬过去,气竭而亡。

看罢熟人,我决定到村南去看白云石矿。三十年来,胡家石河的白云石开采,衍生出的许多故事,被我听说,引我关切。据说,许多人因为开采、加工白云石发了大财,胡家石河有许多百万富豪。当年这里是比较封闭的一个山村,后来却被人戏称为“小香港”,路边有多家饭店,据说,曾有外地的卖淫女乘坐面包车到此营业。

到了南岭下面,我当年带学生耕种的校田已经看不到,只有堆积如山的渣石挡在眼前。正站在那里发呆,有个满身尘土的老汉走近我,端详片刻说:“你是赵老师吧?”

我说:“是,你是胡家石河的?”

他说:“我不光是胡家石河的,还是你的学生。”

他报出名字,我一下子想了起来。他叫甄××,当年是个活泼可爱的男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与今天这位满脸皱纹的老汉联系起来。

经交谈得知,他小学毕业之后没上中学,一直在家务农,后来在矿上打工。我问他现在干什么,他说装车。我见旁边有人在往一辆卡车上装渣石,问这些渣石要运到哪里,甄同学说,拉去填海,江苏赣榆县正建大港。

与他说了一会儿话,我们走上渣石岭,这才看到了矿坑。这个矿坑,我通过网上的卫星地图看过,觉得它像莒南大地上的一块伤痕。虽有思想准备,但它出现在面前时,我还是被它的巨大和幽深惊得毛骨悚然。它太大了,运输车辆在对面坑壁上爬行,像一只只甲虫;它太深了,我到悬崖边探头张望,也难以看到最底部。

据旁边干活的人讲,这里开矿三十多年,先后死了三四十个人。有放炮炸死的,有被落石砸死的,还有翻车掉进坑里摔死的。

我不敢打听我的学生有没有死在这里的,那是我心理上承受不了的事情。

我打量一下地形,判定当年我带学生种的校田,就在这个超级矿坑的大口中间,现在它只能飘浮在我的想象之中了。回忆一下那个劳动场面,孩子们的说笑声从四十年前的时空中传来,在矿坑深处引发一阵阵骇人的回响……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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