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張照片，拍摄于1965年正月，是我的周岁照。
在我的故乡，六十年代初，照相还是一件挺难得的事。那时，县城才有照相馆，而许多父老乡亲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难得有到县城的机会，所以终生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影像。我母亲到16岁才拥有了第一张自己的照片，通过这张照片，我才看见母亲年轻时是那么漂亮。不知是因为吃不上葡萄就说葡萄酸，还是因为曾经出过蹊跷的事情，当时，在故乡，还流传着一些关于照相不吉的说法，说是照相机吸血，照一次相吸一次，照相多了有损寿命。怕你不信，乡亲还会拿着底版向你证实，看看，这不是红的吗！当时照相用的底片，偏暗红色。
当时，人们不但没有照相的机会，对照相是怎么回事也知之甚少。一次，在税务局上班的大舅在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让人捎回了家，母亲说，她当时见了，高兴极了，得意地向人炫耀，我大哥有汽车了。后来得知，自己露怯了。那汽车是布景，不是实物。一个人的智商无论多高，如果缺少见识和经历，他的聪慧也难以表现出来，见多才能识广。
我的第一张照片并不是到县城照相馆照的，是走乡串村的照相师在我家院子里照的，照片的背景是我的父母刚刚建造的新居。在自家的院子里就能照相，在当时如公鸡下蛋一般新奇，这不但是前所未有的，过去连想都没敢往这儿想。照相师是距我家五十华里的小河南村的，姓啥名谁，母亲已经想不起来了，母亲记得的是照相师走到哪个村，就像水溅油锅一样，整个村子就炸了，沸腾了。乡亲们甚至有些慌乱，有些不知所措，照还是不照，成了一个问题。但这毕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呀，所以，在有几分紧张慌乱忐忑不安又有几分兴奋期待之中，还是有许多人坐在了镜头前，这其中也包括我。
遗憾的是，不知是由于曝光不当还是冲洗有误，绝大部分人的像都没有照成功，无论是灿烂的笑容还是紧锁的眉头，都成了浪费感情的表演，没有被定格下来。众乡亲想拥有自己一张照片的期望落空了。在我们西沟村，最后把相片洗出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刘斌家的大娘，另一个是我。
我这张照片也是挺别扭的，比半身多，比整身少。妈妈说，当时给师傅说的是照一张整身相，但照相师却没能把我的腿和脚收入镜头。不经意中，我为我国照相行业发展进程提供了一点佐证。
妈妈说，给我照这张像时，是她这辈子心情最舒畅的时段之一。是呀，那也是新中国发展进程中阳光灿烂的日子。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了，经济正在复苏，十年动乱还没有开始，政通人和，天下太平，所以那几年也是我国人口生育的高峰期。当然母亲的好心情直接来自于这种好的时代背景下家门之内生活的饱暖变化。当时，父母终于盖起了自己的房屋，居有定所了。
父亲响应省文联领导提出的“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生活”的号召，于1962年农历二月初五，从他的工作地半壁山镇，带着母亲和十个月的哥哥，返回故乡的。起初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借住在大队办公室里。当时，乡亲们对父亲从事的写作事业的了解是有限的，所以纷纷议论：“必是没出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有出息还回来。”对母亲能否扎下根来也是唧唧喳喳：“大地方的鸟，能在小山沟站住？”甚至有人断定，父母亲盖不起自己的房子，这辈子只能寄人篱下或住茅棚了。而父母没有被别人看笑话， 尽管千辛万苦，但在1963年的秋天，通过与爷爷共同努力，终于把房子盖起来了，完成了安家大业，父亲为此瘦了十六斤。母亲的体重没有减少，是因为她当时正怀着我。母亲说，那几个月她每天都累得晕头转向的，总是觉得气不够出，推着碾子就睡着了。尽管盖房子欠下的七百元债务，到1972年底才还清，母亲还是由衷地喜悦。我设想了一下，前推两年或后错两年，房子都很难盖起来。若早两年，三年自然灾害期刚刚结束，生活还非常困难，若晚两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挨整了，生活乱成了一团麻，哪有精力和条件搞基本建设。国无泰民难安。
房址是父母自己选择的，那是一个椅背形的山窝，原地名叫栗子树，音意非常吉祥。房子落成，屋子里细泥还没有抹，窗户、门还没有安，父母就匆匆地搬了进去。三个月之后的腊月十四，我来到了世间。妈妈说，我出生时，白白胖胖的，特别壮实。这一点，从我的第一张照片中也不难看出。
按故乡风俗，正月是姑奶子回娘家的日子。此风俗成因何在？我想缘由有二：其一，这时农闲，大家抽得开身；其二，这时柜里有粮，春节准备的年货还有剩余，姑奶子来了，有东西招待。给我照完相几天之后，母亲左手抱着我，右手牵着大哥，也兴高采烈地回娘家了。这是母亲随父亲返乡后第一次回娘家，也是我第一次住姥姥家。母亲说：前两年不是不想回，而是家没有个家，日子不像个日子，没法回。回家只能给自己的父母添悲戚。现在房子盖起来了，日子有谱了，又添丁增口了，可以回家给惦记他们的姥爷姥姥宽宽心了。但令母亲扫兴的是，在姥姥家，我却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治了几天不见好转，急得母亲火上大了，乳房都发炎了。母亲分析，这是由于我不熟悉姥姥家的生活环境，想家、想爸爸造成的，于是抱着我心急如焚往家赶。到了家，父亲看到我病了非常着急，他考虑到我正在吃奶，我的病毒可能来自母亲的奶水，于是给我治疗的同时，也给母亲注射了同样的药物，由于消毒不好，使母亲感染，左臂上留下了一个核桃大的深坑。我的多病加上父亲的失误，给母亲带来巨大痛苦，母亲却没有怨言。面对哥哥和弟弟后来都比我身高的情况，母亲总是惋惜：你们哥仨相比，刚出生时你最胖，要不是周岁得了那场大病，不至于落成最矮。言语中，满是爱怜，没有委屈。
顺着话头跑远了，打住，回头接着说照相的事。记忆中，在故乡，在我的整个童年，照相始终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十年动乱，割资本主义尾巴，所有个体经营活动都被割没了，走乡串村照相的更是绝迹了。而去县城，还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对于一般村民而言，往往是因为得了重病，村里的赤脚医生治不了，才不得不到县城去治疗。去县城治病的，大部分都只顾保命了，又哪有闲情去照相 。我拥有自己第二张照片是九岁，那是沾了父亲到县文化馆工作的便利。夏天，文化馆馆长刘国良伯伯随父亲到我家串门，带上了公家的相机，给我母亲和我们兄妹四人照了一张合影。
当时，拥有照片的家庭，都用镜框把照片镶起来挂在墙上显著位置。镶着照片的镜框，永远是最吸引客人注意力的地方。应客人的打问，主人会一一指点照片上的人含情地介绍这是三姑，那是四姨，这个人和谁是什么关系，现在的生活是什么状况，等等。照片上的人不是亲属就是亲戚，可能有的生活在外乡，有的已经离世，把照片上的人介绍一遍，也就是把自己的亲人亲戚思念一遍，常常也把往事回顾了一遍。看着照片，品味着生活，有时眉开眼笑，有时感慨唏嘘。
在故乡，什么时候照相变得容易方便了呢？是改革开放之后。那时，我已经随父母迁居省城。后来，不但姥姥家所在的半壁山镇也有了照相馆，而且出现了上门服务的照相师。在我们村，刘福勤大哥家的大侄女就干起了这一行。八十年代后期，父亲回故乡探亲，刘财大伯向父亲介绍家乡的变化和新鲜事物，不知不觉说到了照相，大伯说：“福勤家的大丫头搞照相呢，营生还不错，就是这丫头太独，总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鼓捣，怕别人抢她饭碗。”刘财大伯不知，冲洗相片只能在暗室操作，否则就跑光了。
近一二十年，社会发展进步真是太快了，照相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从机械相机到自动傻瓜相机，从胶卷拍摄到数码拍摄，先是单一功能，后来照录合一，现在手机又把这些功能全兼备了。现在，乡亲们已经像拥有打火机一样拥有了手机，照相就变成了随时随地动一动手指的小事。照相方便了，人们对相片的态度也不那么稀罕了。物以稀为贵吧。
物以稀为贵。最近，我又把我的周岁照重洗了一张，花了几十元，因为洗这种老式底版黑白照片的人少了，地方也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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