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与罗望子的相识，多少有些滑稽，真人和名字搞混了。20世纪80年代有很多轰轰烈烈的事，记得有两件事突然流行起来，一个是上海的“甲肝”暴发，势头凶猛，传得有鼻子有眼，非常吓唬人，一桌上吃饭，听见上海口音就担心。还有一个是新冒出一拨批评家，都是青年才俊，都是双打选手，吴亮、程德培、张陵、李洁非、王干、费振钟、汪政、晓华，批评文章如雨后春笋，到处都是这帮家伙的文字。
当时《雨花》在无锡开了一次笔会，我作为文坛新人有幸参加，有幸遭遇一些当红的文学新星。王干和费振钟此前见过，不用介绍。大多数不认识，胡乱握手，汪政和罗望子是一起来的，我不知道汪政和晓华是一对夫妇，想当然地认为那个与汪政一起过来的人，就是晓华。因为其他双打选手都是男的，根本没想到还会有混合双打。那时候，汪政和罗望子形影不离，很亲密，都是苏北的，都是同学，都还有点儿稚气未脱的学生模样，王干和费振钟就是同学搭档，我自以为是地认定这两人也是。
一错很多年，后来汪政夫妇到我们家来做客，才把这个结解开。罗望子的本名叫周诚，这个名字也让人纠结，跟他认识又过了很多年，才知道这个本名。作家一旦用笔名成名，本名就是问题。甚至我写这篇文章，也要再琢磨一下，才敢最后确定。毫无疑问，罗望子和周诚很容易引起混乱，拿稿费和买机票必有麻烦。我们单位当官的经常换，我敢肯定，领导同志也会有跟我一样的困惑。
第一印象往往会有错误，首先是把名字搞混了。其次，是觉得这人老实。那次无锡会议，与会的青年批评家特别不老实，一个个气焰嚣张，一个个咄咄逼人，都荷尔蒙过盛，都语不惊人死不休。上海的李劼、杭州的盛子潮、我们江苏的王干和费振钟，还有汪政，不说是出口伤人，反正是已经伤了人。那年头刚流行文学批评的“砍”，这帮家伙一个个都不是善茬儿，一个个不怀好意。可怜参加对话的诸位中年作家，本来还想听番恭维，获得几句好话，结果风马牛不相及，被批评得鼻青脸肿，最后只能靠喝酒碰杯解决分歧。
印象中罗望子也是青年批评家一伙，基本上没听他说什么。当然，我也没说什么，在一个吵得一塌糊涂的会议上，要是你一点儿声音都没有，那么就等于没参加这个会。所以我认定那位被误认为是晓华先生的罗望子，是个很安静的人，老实本分，文章写得不错，有一点儿内向，有一点儿拘谨，既老实又本分。
事实证明这些印象相当不靠谱，根本对不上号。我们熟悉以后，想到了当年就忍不住笑，什么安静，什么内向和拘谨，包括老实本分，最多只有一点点，基本上都用在了伪装上。大家有機会一起打扑克，他总是欺负我水平低，看不入眼，一举一动都像是在调戏妇女，很不正经，很不严肃。因为趾高气扬的激动，因为太使劲掼牌，他的牌常常会飞到桌子外面。跟他打牌，好像从来没赢过，他赢了我也未必太高兴，欺负是欺负了，对手太弱，胜之不武。
罗望子和荆歌同时进入省作协创作组，平日里，一个生活在苏北，一个生活在苏南。晚辈总是要吃些亏，与苏童和我相比，连作协房子他也没分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他们为止说没有就没有了。这很像旧时大户人家娶小妾，好丑不管，老少不论，先入一天为大，不服气也没办法。事实上，我们真正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打牌的次数更少，虽然同一口锅里吃饭喝汤，平心而论，说熟悉熟悉，说不熟悉真不太熟悉。他好像是能喝些酒，我不善饮，就算在一起喝酒聊天，也屈指可数。
其实我挺羡慕他不在南京，南京说起来是省城，是相对大的城市，省内大多数作家都集中到此地。这种成群圈养未必就是创作的最好状态，未必就有利于作家写作。写作者还是孤独一些好，最好没有干扰。大隐隐于市，真是有能耐的高人，在闹市也能写出传世的作品。我们都是些很普通的俗人，真要有可能隐居，真要静下以来，彻底躲避都市生活的热闹，对写作显然更有帮助。
我一直在想，罗望子和在南京的作家们写的东西明显不一样，是否与他独特的生活环境有关。他依然坚持生活在苏北县城，写自己喜欢写的文章，读自己喜欢读的书。时至今日，经济生活高度发展，有了银子，有了声望，在哪都一样，在哪都可以牛气。天高皇帝远，作为当地的文化名人，他在那如鱼得水，进退自如，活得很潇洒，早已自成了一方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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