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恪《站在纸上的真实》

作者:刘恪 来源:原创

山东莱州作家王韵,还有另一个身份——下岗女工。一个女孩子,在结婚后不知情的状况下怀孕,孩子生下来仅五斤,一个两厘米的子宫肌瘤,贫困,无钱医治。又坚持打工,营养不良,结果让子宫布满肌瘤。要同丈夫去上海做手术,却买不起去上海的车票。住医院十天掉了十斤,形销骨立。给市政干工程,欠她六万元钱,要了十一年只给了四万块。这是一个女人真实的故事。我们说这个女人够凄惨的了。女人把这些真实的事情写了下来,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如果从中国最广大的贫困地区看,这些故事还不算最凄惨的,但为什么打动了我们呢?

首先在于她客观、真实地实录生活,几乎接近于非虚构写作。一个女孩子十五岁爱上了文学写作并发表作品。结婚生孩子,产假期间被下岗,于是开始各种打工。把婴儿绑在自行车上,开始跑卖保险,第一份保险合同竟是自己父亲的。借钱给市政工程做预制件,送货的老吴从拖斗摔下来死了。一个巨额赔偿,倾家荡产。婚后三口之家租房,居然搬了十四次家,能够在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挤下,抵抗着寒冷和雨雪。漏雨的夜晚,用雨伞遮住孩子,母亲因此坐到天明。为了凑一张去上海的慢车票,去冷库打工,做各种各样的冷冻物品,例假来了,在腿和衣服之间结成了冰块。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处于非人的生存状态……虽然它的客观、真实能感动我们,难道它仅局限于现实,局限于客观?那么我们说一个亿万富翁炒股,输掉了豪车、豪宅,倾家荡产,最后跳楼死了,我们会同样感慨吗?不会。为什么呢?可见不单单是客观事件的真实性,不单单是我们记录了这个时代倾家荡产的故事。而是在于与这个事实相关联的语境,一种语境因客观和真实性所具有的强大感染力。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语境中构成的那种真实感,这种真实感是通过客观事件真实化而得到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客观事件不是单独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连贯构成的时间链条。在这个时间链条上,人的行为方式及其详尽的细节,提供了语境的真实性,人物在行为与时间序列上的过程便是真时代的过程。因此,威廉·詹姆斯说:“真实发生在观念之中,观念蜕变为真实的,是通过事件被真实化的,观念的真实性其实是一个事件,一个过程,观念的真实化,观念的有效性就在于其真实化的过程。”在这种真实化过程中,作者善于罗织一些真实的细节描写,例如跑保险时把女儿锁在家里睡觉,她谈完保险后匆匆忙忙往家赶,她的单车和轿车撞上,责任在轿车,她却忍着伤给司机道歉,回家后见孩子在屋里哇哇大哭,她赶紧安抚孩子,邻屋大娘发现她嘴角和眼眶边的血迹,她自己竟浑然不觉。还有她的特殊经验的体会,孩子在自行车后,鞋掉了,她不敢贸然停车,一定保持滑行,让车慢下来,扶着车慢慢地往回推,捡起鞋再穿上,宁可小孩冻一会儿脚。因为紧急刹车,小孩儿会从车上栽下来摔着。这些真实的个体经验保证了她叙事描写的有效性,同时也保证了文本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增加了故事的感染力。

其次,让我们的写作与生命靠近,而不是与事实靠近。这句话对王韵来说,具有双重意义。对于读者来说,王韵表述的生活事实是从婚姻生活开始,从生孩子开始,她的苦难也就开始了,这很残酷,很容易让人想到,婚姻不过就是一个女人的坟墓,另一个生命的开始,就是自己生命的蒙难,她拼命为生活挣扎,这有意义吗?仿佛一切生命的活动仅在于保命,保自己之命,保孩子之命。如果仅是展示这样一种生命的苦难过程,这种写作有意义吗?为什么要把这种苦难文字以视觉形式强加给她的读者呢?仅仅只是为了掬一捧同情的眼泪?作为个体生命的真实化,写作变为个人悲剧的宣泄,对个体和他者都不见得有很大意义。因为这种展示全世界有千千万万,甚至有更多的悲苦剧。这表明了我们不需要一种事实上的展示,无论它多么有客观性与真实感。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一种生命体验的真实感。这种生命的真实感是在生命的连续运动中完成的。西美尔说:“在生命过程生气勃勃的范围内,它就像一条河流里的波浪一样相互联系着;往往有那么一种生命,它制造这些片段,就像制造它那些与自己无法分割的,因而也是相互间不能完全分离的脉搏一样。”王韵在所表述的事实中,主客观性上她加了强烈的情感倾向,这些事实表面上看上去是单个的,但其中纠结着一种逻辑联系。结婚自然会有孩子,有孩子就必须为生存奋斗,卖保险,办工厂,在冷冻厂打工,都是事件连续性的继起,这其中蕴含着狄尔泰所说的“他对于人的事情的理解,是依赖于他在自己生活经历中所能达到的东西”。这是狄尔泰在总结歌德创作时所说的,歌德在塑造人物时,总是会向他的环境、他的时代靠拢,总是要展示自己的心灵,或者自己个人的情感。那么王韵也离不开自己生活经验的材料,但如果把这些材料事实归于心灵,归于个人的天性,归于环境中个性发展,归于王韵生命体验的外在形式。这些事实在连续的关联中就有生命的意义了。王韵用自身对疾病的感受体验,生命与疼痛,切入生命的感受,她近乎病例记录式地表达了子宫肌瘤的增长、子宫险些被切除。生命在痛苦和欢乐中得到它的质量,而且她穿越代际关系,上至父亲,下至女儿,手术过程便是生命挣扎的过程,这种情况下,她把一切肉体痛苦转化成一种精神的食粮,即文学的写作。可见她的文学写作的内核,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内驱力。生病是肉身的事,可也牵扯上了情感的心灵。肉身的疼痛是一时的,而情感却在疼痛时注入肉身包裹的内心甚至灵魂。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场疾病,而健康就是救赎。这个生命至深的感受,她归结为人生的形式,总结为“人生=疾病”,这是一种宿命,或宗教式苦修感悟。我并不是说这种感受不行,刚好相反,生命体验允许多种形式和方法。当然要达到一种深度,仅表述为一种生命直接状态还不够。“如果我们从生命自身出发,而不是从这些生命之外,延伸到自身完整性的层面出发来观察生命,那么观察问题的角度就会不同。这样一来,生命的内容从属于单独的,可以说独立存在的世界的特性,就失去了它天然的意义。”王韵表述她的一个个生命状态,基本上是按时序来展示她个人的具体情况。按西美尔的意见,这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事实,必须要对生命状态的局部进行“事实切除”和“想象移植”,使它合乎于某种表达意图。王韵在生命整合而合乎主体性的意图方面似乎还不够,这个不够并非指题材不够,也许她过强地展示了主题,而主题的新颖和独特性还不够。也就是生命的反思启迪仅具有自身净化情感的作用,但对他者的认识功能是不够的。

最后,我们谈谈情感。王韵表达的个人情感体验是强烈的,也是深厚的,这源于她个人的对事实的切身体验。所以她的散文遍布了这种强烈的个人情感。这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方面整体考察她的文本,就会发现她的文本情感类型是重复的,存在反复渲染的情况;另一方面,这种情感虽是直接处理,但它还有一种烘染的煽情的方式,把所有读者都拉入了矫情的范畴里。我们说她已经部分地成功了,但这种情感是流逝的,虽然充沛但也是扩散的。这过度的情感诠释,在当下,一方面走向膚浅,另一方面滥用同情。你会说这有什么不好吗?简单说这是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当下不是一个情感主义的古典时代,而是一个情感的反思时代,我们要提出问题,寻找社会人性的弊病。我们不仅要反思社会,也要反思自我,所有一切都要立足于解决问题。而情感主义是一种对问题的放浪,它只会使情感更加成为问题,而个体问题仍得不到丝毫解决。我们宁可成为叛逆者、反抗者,我们不要同情者,早在二百年前我们就知道:同情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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