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就像有些题材,你越不熟悉就越想写,比如付秀莹。
听说付秀莹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当时圈子里都在议论,说她的小说写得不错。可以肯定,我不是在报纸上,也不是在杂志上看到关于她小说的好评,而是在茶桌边,在私下里听说的。这种窃窃私语的传播类似于谣言,很能蛊惑人心。于是,每每翻开新出的文学杂志,看见付秀莹的小说就多看几眼,发现她的小说有超凡脱俗的态度,有真真切切的淡然,有守望乡村的坚定。
然而,在她成名的那几年,我正埋头于剧本和长篇小说的写作,跟她供职的以搜罗中短篇小说为己任的杂志几乎没怎么打过交道。直到2013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被她供职的杂志选载。作品发表时,旁边配了邮票那么大一块点评。寥寥数语,解读到位。一打听,才知道是付秀莹所写。从此,像欠了她一笔债。
2015年,《小说选刊》杂志社与广西作家协会举办了一次“文学走进基层”的活动,付秀莹和几位同事不远数千里来到广西象州县和金秀瑶族自治县,为基层文学爱好者免费讲课。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她不扎堆,不吃夜宵,不喝酒,仿佛不食人间烟火。除了上课滔滔不绝,平时不太说话,看上去很安静,偶尔一笑,也是微微。到村庄采风,她对南方疯长的植物充满好奇。这一次,她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番石榴,也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写的《番石榴飘香》中的那种番石榴。她摘下来咬了一口,可惜当时不是番石榴成熟的季节,味道肯定青涩。但她非常高兴,为认识了这种植物。她对植物的兴趣使我想起她小说中的某些描写,就是那些关于植物、天空、大地和节气的描写。这是当今浮躁的读者和作家们刻意省略的部分,但她却以极大的耐心慢慢地描写,慢慢地品咂和回味,试图阻止我们视觉、听觉和味觉的衰退。
在大自然面前,付秀莹是谦虚的。在前辈作家面前,付秀莹也是谦虚的。某次会议,某位我们都尊重的作家把付秀莹拉到一旁,跟她说长篇小说《陌上》。因为我要等那位作家,所以站在不远处看着。她们说什么我听不见,但可以看见付秀莹的表情。那是低调的虔诚的表情。某一瞬间,付秀莹的脸竟然微微一红。我不知道她的脸是因为表扬而红,或是因为其作品被点到痛处而红。反正,她的脸红了一下。我把这种红,理解为谦虚。
今年5月,“中国·湄公河国家文学论坛”在南宁举行。付秀莹来了。在一次小型聚会中,她的手机丢了。作为会议的承办方,我向她表达歉意,并问她要不要租一个手机暂时用几天。她说不用。在这个手机已经变成人体器官的时代,她对手机的丢失竟然没有一点焦虑。难道她不害怕绑定的银行卡被盗刷?难道她不担心别人找不到她?难道她不忧虑微信号、QQ被别人利用?没有。她一点都不着急,满脸淡定,好像从来没用过手机似的。于是,大家跟她开玩笑,说她的手机内容健康,沒有艳照,没有牢骚,没有不良交易,没有秘密,否则她不会这么淡定。她微微一笑,就像她的小说那么安稳。
我是从乡村里走出来的作家,但是写着写着,我的小说题材就像我这个人一样渐渐地转移到了城市。因为题材的转变,我常有愧疚之感,仿佛把自己的穷亲戚撂在了乡下。但是,自从看了付秀莹的小说后,我的愧疚病略有好转。有她这么优秀的作家继续描写乡土,像我这种流浪汉似的作家少写一点乡土也就无妨。正是因为她对乡土执着的书写,才对冲了乡土作家的流失,才使那些题材进城的作家们心灵得以舒缓。她坐在跷跷板的那头,保住了小说题材的生态平衡。
但愿她能把芳村写得像“高密东北乡”那么有名,更希望她不要从跷跷板上跳下来,以避免读者在小说中再也找不到故乡,那种琐碎而瓷实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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