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承良《文化的多元性与人性的复杂性》

作者:田承良 来源:原创

摘要:马广东的长篇小说《雾里红尘》,以鲁中南一带的抗日活动为叙述主体,上溯民国,间以唐代传奇与风物传说,下至当下,在时空的多维度里展示了

马广东的长篇小说《雾里红尘》,以鲁中南一带的抗日活动为叙述主体,上溯民国,间以唐代传奇与风物传说,下至当下,在时空的多维度里展示了历史的或然性、文化的多元性与人性的复杂性,带给我们以陌生化的审美体验与历史文化的昭示。

一、 多维的叙事结构与厚重的文化底蕴

作为历史的叙述,作品有意打破了时间的线性叙述方式,尽量立体多元地展现了一段被无限延宕的的文学时空。小说以抗战为背景,以秦家、罗家、郭家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为叙述线索,重点写了鲁中南山区的一段抗战传奇,尤其是罗宝钰与郭松“黑白大侠”大展神威、勇锄日寇的情节较多体现了民间侠义英雄的风格,满足了国家的公众记忆与民间想象,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但如果作者将笔墨停留于此,也只是“抗日雷剧”的一种滥觞,《雾里红尘》一开始,作者就将最重要也是整部小说的一大特点的“天使计划”的暗线或“悬念”暗示给了读者,让它在文本中若隐若现,时断时续,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也形成了作品的内驱力与这部小说的另一类传奇色彩。那段被历史的雾霾湮没了的隐秘的故事触动人类人性最灼痛的伤口,陌生化叙述使这部作品卓尔不群。

关于牛蹄泉、秦罗河、青龙潭、卧虎山、风寒岭、天工寺的传说同样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民俗文化的意韵。尤其是天工寺,构成了整部小说的一个结构的榫卯与文化隐喻符号。从结构上看,楔子总揽全篇,交待了秦家、罗家、郭家的主要人物关系及地理环境、历史传说,主线从天工寺开篇,以天工寺结束,榫接丝连,绾合起了整个抗日活动及牛镇、鹿鸣港的历史变迁,流畅圆润,自成方圆。从文化意蕴来看,主人公宝钰的得道悟禅(静尘与静海的说道与宝钰的最后出家)皆源于此。作品幅散出了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地域文化(主要是齐鲁文化)、家族文化、战争文化等元素,进而在世界大文化的视角下探微历史的斑驳陆离与人性的幽暗曲折。而其中有关的神话传说与奇幻场景的穿插描写,又为这部小说抹上了一层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从而将传统性与现代性融为一体。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底蕴。

二、 人物的丰富性与人性的复杂性

马广东的小说有很强的生命意识,他借助人物的成功塑造,表达了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打开作品,一个个鲜活的形象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血肉丰满,呼之欲出。作者以罗宝钰为軸心,特意安排了两组人物关系,一组是罗宝钰与郭松:两个人一白,一黑;一少爷,一农民;一用钢鞭(令人想起三鞭换两锏的秦叔宝与尉迟恭),一使扁担;白袍小将与黑脸大汉更是民间侠义英雄的意象。前者由热血男儿,志在驱虏,到后来笑看红尘,得道悟禅;后者由抗日奇侠,快意恩仇,到留恋家庭,回归农耕。前者因家境优裕,多了些历史因袭的重担;后者因出身贫苦,少了些现实生活的羁绊。他们两个人代表了乡村文化的两种走向,也藉此表达了作者对乡土中国的深长思考。另一组关系是罗宝钰与秦少武:两个人一天真,一糊涂;一涉世不深,一城府很深;一个在民族大义上保持大节,顶天立地;一个在大是大非上陷入困局,终为炮灰。两个人关系的缠绕同样体现了作品的精神向度:越是乱世,危难之际,越要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越是要深明大义,保持民族气节,任何投机取巧的小聪明最终都不能改变附逆的罪愆的命运。

围绕着两组关系,还有几个重要人物在影响着、改变着人物关系与情节发展的走向,如以善人面孔出现的日本人姚成龙(堀场龙),他担负天皇使命,是罪恶的“天使计划”的具体实施者,他相对第一组关系而言是双刃剑,以软剑拉拢罗宝钰作为实施罪恶计划的棋子,以暗剑借助变节的潘常义“借刀杀人”,欲除掉抗日英雄郭松;他相对第二组关系而言是魔法石,在他的软硬兼施中,秦少武成了他的傀儡,罗宝钰则破咒成了他的“终结者”。另外,在以上二人与女人们错综复杂的情爱关系中,他是催化剂,也是迷幻药。他是大奸大恶之人,他代表了人性的全部的丑恶与阴暗,是魔鬼与罪孽的化身。

还有孔乙己式的落第秀才罗世寅,他是落伍时代却恪守美德的一个符号;政治上变节却深陷自责、难以自拔的县委书记潘常义,在他身上体现了生命个体与民族利益的历史纠结;值得注意的是秦家族长秦怀河,则体现了乡绅地主的多面性特点,他撇不开自身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地位,游走在日本人、共产党、国民党多方集团之间玩太极自保,特别是和堀场龙父子之间的关系,简直是引狼入室,但最后秦怀河还是保持了民族大节与传统文化的大义,保护天工寺,鼓励抗日活动,死于日寇枪下,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打破了简单的善恶判断与阶级话语(土改话语)、政治话语的窠臼,挣脱了脸谱化、类型化的惯性思维模式。

一些女性形象在参差对照中也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如知书达礼的闺秀罗宝莹,爽直泼辣的郭珊,忍辱负重的翠凤,纯洁透明的怡红,她们是深邃、幽暗的历史王国里的一抹绯红,是作品“以情感人”的一道亮丽的、柔性的风景线,她们自足地生长在生活的故事里,将爱恨情仇挥洒在刀光剑影的血腥之中。

整体而言,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尽量还原了历史情境,站在现代性人文立场上,将民族性、阶级性与人性缠绕在一起, 让情节随着人物命运流转,在去本质化的努力中,展示了一种大苦难,大悲悯,大情怀。

三、叙述节奏的自如把握与语言的流畅、清爽

小说是叙述的艺术,是语言的艺术。好的小说要充分展示汉语言的文学魅力,将故事叙述的生动形象,富有韵味。小说文本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叙述的节奏上舒缓有致,疏密相间,既不拖泥带水,枝枝蔓蔓,又注意了细节的刻画与场景的渲染,叙述与描写有机结合,情景相生。二是语言运用上雅俗共赏,契合人物身份与特定情境,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比如宝莹的话语、诗词与郭珊的坷垃味方言的对白),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特别是一些风俗风物(如盲葬习俗、民谣评书、曲艺书画、婚丧嫁娶)的点缀,方言俚语的穿插,体现了乡土色彩(丁帆的三画四彩),增添了生活气息,让人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如见其情,如闻其声。

当然,如上所述,小说中个别人物如宝钰稍显疏离、矛盾,个别情节的内在逻辑似应加强,一些细节还应在精心打磨一下,代宝莹所拟的诗词也略显生硬。但整体上看,瑕不掩瑜,应该说,作者对历史大题材的把握能够拿捏到位,控放自如,作品的叙事艺术风格独标,具有史诗化的大气象与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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