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学与商》随笔

作者:钟叔河 来源:原创

学与商

传统读书人多轻商,《儒林外史》里的牛玉圃,只能算读书人中的败类,在新认的侄孙面前,也要装出一副看不起盐商的样子。予生也晚,已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但对读书人轻商的情形亦曾亲见,不全是从《儒林外史》里看来的。

可是,公认为传统学人最后的代表的陈寅恪先生,却在我出生前十多年便发表过相反的意见。一九一九年九月八日的吴宓日记中,记载过陈先生的一段话:

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而其事均治。抱关击柝者流,孟子亦盛称之。又如顾亭林,生平极善经商,以致富。凡此皆谋生之正道。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meansofliving(谋生之正道)。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

下面还有几句对“妄倡邪说,徒言破坏”的批评,涉及太宽,且不必引。

在这里我只想指出,陈氏所揭橥的原则——事学问者不可倚学问以谋生,是颇有几分道理的,至少在“理想国”中应该如此(吴宓系因译述柏拉图《理想国》而及陈氏之言)。因为学人如倚学问以谋生,即不能不随人敷衍、屈己从人;做学问写文章如成为营求名利的手段,即不能不牺牲独立性和纯粹性,水平和价值均不能不大打折扣。

但另一方面,人既然是生物,便有生活要求。李后主填词和宋徽宗作画的条件,千百年才得一二,作为常人,自不能不寻求维持生活的手段,陈氏所反对的,只是把自己从事的学问充当手段罢了。舍此他求,则四民之中,除去士子的本业,还有农工商三条路好走。务农,做工,都需要力气或手艺,非读书人所能,于是“经商最妙”便成了合乎逻辑的选择。这也是在到了哈佛,读过柏拉图,能用洋文表述“谋生之正道”的人才能作出的结论,因为他们早就走出《儒林外史》,进入现代社会了。

为委吏、乘田,无须“道中庸而极高明”,孔子无非把这类小差使当做谋生的手段,而这类差使亦没有妨碍他删诗书订礼乐,成为一代宗师。庄子当漆园吏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他绝不会在漆园里对上司朗诵《逍遥游》或《养生主》。

就是陶潜、杜甫以至写《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也是靠别的来源生活,没有谁领取过一文稿费。而陈先生虽志行高洁,敢于遗世独立,卒不能不以“作教员”终其一生,此今昔之不同也。然则,“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又岂易言哉!

时至今日,情形又已大变。人们的观念,早已由轻商变为重商。“学者”“文人”早已职业化,各有各的组织和单位,而工薪微薄,诱惑甚多,故从企业家那里取得金钱于面子和里子均有极重大之关系,得之则群以为荣焉。有钱的老板“赞助”出了几本书刊,开了几场讨论会,也就成了名誉理事、名誉主席,偶发雅兴,想发表“著作”和“作品”,代笔和捧场者自然大有人在。至于那些靠经营或色艺发了财的“名人”“名女人”,其传记、小说、写真、写假更是汗牛充栋。看起来,这些名人、企业家倒真是“于学问道德以外”,找到了进一步赚钱赚名的大道和乐土,不知陈氏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我虽不敢言“经商最妙”,亦断乎不敢轻商。在读了陈氏关于顾亭林的话以后,还真希望在“儒商”中能出几个肯追慕亭林先生的人,并不奢望他写《日知录》,只要他在醉饱之馀有兴趣弄弄学艺时,能照顾氏《与人书十》中说的,要弄就自己去“采铜于山”,不要专门从“文人”“学者”手里“买废铜充铸”,便很好了。

其实,以读书人经商而大大成功的,还有一位范蠡,应该说他比顾亭林还有名得多,不知道为什么陈寅恪没有提及。也许是他在“左提鼓,右援枹,以应(吴国)使者”时所云:

余虽靦然而人面哉,吾犹禽兽也。

这种勇敢和坦白只能是古典的,今人断断乎做不出,所以也就不便将他树作典型了吧,虽然有西施小姐三陪总会有人艳羡。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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