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节》杨振喜散文赏析

作者:杨振喜 来源:原创

文联老干部外出远游,大家乘车坐累了,说起了闲话。搞书法的老陶,看一眼窗外,忽然问:“是不是到了b地?”有人接过话头,反问:“b地又如何?”

“有一段故事,愿讲给大家听。”老陶说。

小陈是此地人,看了下窗外,说:“错不了,就是。”

老陶讲了下面的故事。

那年,省会已从天津搬往保定。他所在的省话剧团随迁过来。其时,正是在文革的后期,他是个一般干部,轮不上挨批斗,不似当权派残遭折磨,但还是让他下放劳动,于是来到b地,接受“再教育”。b县在冀南平原,无山无岭,一眼看不到边儿的沙土地。种啥长啥,一年两收,从不缺粮。夏季收麦子,秋天收玉米和红薯。但到了农业学大寨时,产量每年收得不少,群众手里的粮食却很有限。特别是实行“统购统销”后,夏季打下来的麦子,国家统统都收了去,因为白面是细粮,城市的市民、干部、部队官兵正等着吃供应,他们的供应标准高,百分之七十要细粮,最低也不少于百分之四十,要不怎么叫城市户口、城里人呢?就是说,大米白面先紧着他们,然后才是种地的农民。农民兄弟阶级觉悟高,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就是自己饿着肚子,也要管够城里人和当兵的。宁可自己不吃或少吃,都会上缴国家。他们自有自个儿的办法,为了填饱肚子,就多种红薯。红薯产量高,亩产千斤不成问题。所以,秋天满地都是红薯,地里场里家里院里,都是一色的红薯。这样,他们的饭桌上,一日三餐,基本上是与红薯作伴了。老陶所在的生产队,在这县城南,红薯最有名。这里的红薯又面又甜,很好吃。什么事都一样,就怕重复,重复多次,就会让人腻的。山珍海味,如果天天上桌,也会倒人胃口。老陶在家时,爱吃红薯,那不过是与别的食品搭配,如要三顿全是红薯,就成了问题。开始,他是到户里吃派饭,与老乡“三同”,人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这一家八口人,两个老人,四个小孩,灶膛就在大屋里,揭开大铁锅是满满的一篦子红薯,大人小孩抓起就啃,馏红薯的水就是饭。房东很实在,请老陶坐在迎门桌旁的椅子上,端上一碗让他吃。还切了一刀萝卜条咸菜,“高规格”款待他。他没有客气,猛吃了几块,又喝下一碗馏锅水,大口咽下几根萝卜条,擦擦嘴,与主人告别。午饭时间到了,老陶还没有饿的感觉,只是有点烧心。一个小女孩在门口等他,喊他去吃饭。女孩说,他不去,他们不能吃饭。老陶坐在冲门的一把木椅上,女主人动手揭锅。又是红薯,热气腾腾,冒着白气。她盛一碗放在他面前,孩子们便蜂拥而上,争着去拿。他本没食欲,看到孩子这样,就不好意思地拿起一块,慢慢吃。说真的,此时他吃不下,又不能不吃。当一口热红薯下肚以后,遂引出胃里的酸水上冒,他赶紧跑到屋外,接着一阵呕吐。女人走过来,他连连摆手,忙说:“我有点不舒服,回去歇歇。”晚饭他也没去,小女孩送饭来了。一块粗布毛巾裹得很严实,他解开看是一张白面饼,另有两块红薯。他看了看,让女孩拿回家去,他怎能吃得下?这种东西,只有过年节才可以吃的,舍不得吃的。现在,他打心里感激这家人,但没说出口。

转眼,新年过去,春节就要到了,还没有放假的消息。他的任务是:帮助“三类队”把粮食亩产搞上去,从原来的跨过“黄河”,到跨过“长江”。就是说,由原来的400斤,上升到800斤。下来之后,经过与大队干部交谈,他知道,这个大队的实际产量,不但跨过了“黄河”,也跨过了“长江”。就是一样,他们种的品种单一,多是山药。一打听,原来因为红薯产量高,亩产稳拿千斤,跨过“长江”不成问题。但是,也有一弊:红薯能够饱肚,可长年吃就有点麻烦。这不,老陶现在“犯”这个上了,一见红薯就倒酸水,连闻都不能闻,说明胃酸过剩,弄不好还会闹出胃病来。

今天正是赵庄集日,趁着队里没多少事,老陶就上集去了。前些年,农村集市还被禁锢着,不像现在放开,贸易限在自个儿生产的农产品上。如私人养的鸡下的蛋,那是“屁眼银行”,够全家消费用。自留地种的小葱、油菜拿出去卖了,换点干萝卜条,这东西暄,一斤变好几斤,既实惠又饱肚。花生是油料作物,需要上缴,禁止出售,需躲在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点,偷着贩卖。有些胆大的,找个胡同或在一户人家院里偷着卖猪肉、羊肉,让人眼馋。老陶不买鸡蛋,房东大娘才卖给他几斤,还没舍得吃完。今天碰到卖猪肉的,真的出乎意料:肉很新鲜,瘦多肥少,不限量购买,在市里根本买不到。老陶非常高兴,一下子买了三斤,一色的五花肉。用一块报纸包严实,赶快走开。回到住处,想起忘了买调料。村里人不善炖肉,常使開水煮熟拉倒,自然不够好吃,因此诱惑不大。老陶不然,他毕竟生活在城市,虽不够小康,也算温饱,最不济包顿饺子还能做到。老陶决定吃一顿肉,一享口福。不成想,荳蔻大料没有,只能水煮。煤火炉很欢畅,不一会儿就开上几滚,他趁机撒上一大把盐,泡沫顿时见落,溢出一股香味来。老陶心急,捞上一块就啃。哎呀呀,这是什么东西?硬得像钢筋,差点把门牙拽下来。索性用刀去切,就是切不动。钢刀变成锯条,吱溜——吱溜,纹丝不动。他怀疑,这是肉吗?世界上能有这等切不断、拉不开的既柔软又刚硬而且坚如铁的东西吗?分明是一块摧不折的软钢筋。老陶吃肉不成,坐在炕头叹息。

转天是春节。老陶没有回保定,在农村过了大年初一。房东送来一碗热腾腾的饺子,是白面和红薯面混合做的。他看了一眼,马上冒酸水,随手将那块肉给了房东,算“交换”吧。

这一天,他炒了一锅白菜,煮的挂面,过得开心、清静。

老陶的节日过得郁闷。吃红薯胃吐酸水,买块肉煮成皮条吃不了。说不明白的苦处,真替他难受。

听了他的故事,我对老陶说:“你就知足吧,总算是还有一碗挂面汤喝。”

老陶有些怪,脸膛本来就红的他,这时更红了,说:“嗨,你是不是想气我?”

我稳住他,忙说:“是这样,我那个节过得比你还惨哩,信不?”

老陶所说的,是文革后期,七十年代初;我要讲的,是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尚未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时候。

是年,我还在天津工作。

春节将近,学校的事,班里的事,都忙过了,原本想去东南角临时售票厅排队预购一张回家的车票,谁料,第二天醒来,已是上午十点,学校已放假,同宿舍的外地人早就开脚走了。我是光棍汉,每到假期,老人总为我的婚事扯着不放,没完没了地催,叫人厌烦。理由是:我的年龄还不算大,工作才一两年;再说,婚姻讲究缘分,可还未迎来,爱情是需要等待的,用不着急;这不像买东西,拿起来就使,不顺手就扔。对此,我的办法是:晚点回去好,让他们没有时间训教。同室的没有回家的还有老段,他刚办了离婚手续,回不回去无所谓。他见我醒来,就说:“你不是回家吗?再晚了,车票就难买了。”我知道,这是暗示我,试探我的态度。

“买不了就不走了。”我说。

“其实,回家过年就那么回事儿。”他应承着。

转天即是除夕。倘如要去购票,还来得及,可是还得买年货,这么一来时间就嫌不够,麻烦更多。心里一凉,就没有去买票。中午,学校食堂断炊,老段约我去川鲁饭庄吃饭,先上几个热菜,特地要了一瓶直沽高粱酒,他是个善饮的人,此前我很少沾酒,这是头一次喝,结果,三杯两盏就喝醉了。我是怎样回到宿舍、吃了什么饭菜都不记得,还呕吐了一地。身子发软,一挨床铺就酣然入睡,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定睛一看,老段还在睡,因为,他根本不回家,没有牵挂。炉火正旺,说明夜里他熥过,又和衣睡下。

初一到了,家是回不去了,年还是要过的。学校食堂放假,烟火早就熄了。炊事员,管理员,都比别人走得快。已没有人关心我们这几个有家不归的“游子”。若要吃饭,自己想办法。平时,街上饭馆林立,节假日照常营业,多少年都是这样,没变过。校门外的月纬路上,平常也挺热闹。现在,一下子静了下来,不见行人踪影;沿街的商店、杂货铺、小门脸儿,像一张张嘴巴,闭得紧紧。为防小偷入内,还横贴上几个封条,怪吓人的。那年月,提倡过“革命化”春节,门楣上连一副对联都不允许贴,这倒也清静。至于走親访友、拜年串亲的,那都是后来如“沉渣泛起”又兴起来。这天,中山路贯通南北,从北站、过金钢桥,经东北角、西南角、上东马路,直到劝业场,仅有的一条有轨电车,也停运了。大街空旷,行人寥寥,即便有一两个,甭问,一定和我们一样,是些无家可归的人。低头各自地走,谁与谁也不说话,冷清。昔日繁华的中山路,少见节日气氛,商铺饭店关门,停止营业,满眼都是寂寥与荒凉。西南角的德发盛,是一家回民饭庄,平日曾对外销售各种小吃和食品,门庭热闹。虽然是春节,也该还有外卖吧,我想。我和老段步行赶往那里,最后的一个条盘将要收回,小师傅扭着身子正要走,却被老段长臂拦住,六个麻酱烧饼全被他抢到手。我问那个服务员:“还有别的什么吃的外卖?”一个胖大的师傅,一脸带笑,呵呵地说道:“还有两斤绿豆芽,准备留下的,都给了你们吧。”说完,吆喝小师傅打包。

六个麻酱烧饼,两斤绿豆芽,全归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收获。

这天中午,在火炉上炒绿豆芽,就着白开水,吃了两个麻酱烧饼。大年初一,没有饿肚。

明天怎么办?还没着落,一头雾水。

大年初二,又去了德发盛,希望再买一些吃的。岂料,大门紧闭,悄无一人,也放假了。想象中的麻酱烧饼和绿豆芽,化为泡影。

第二天,每人只能吃一枚麻酱烧饼。“饥荒”来了。

按规定,商铺和饭店要到正月初五才开班。要买吃的,只有过了初五才有希望。眼下,饥肠辘辘自不用说,单就初四和初五这两天,如何挨得过去?人饿三天可以“硬扛”,而活活饿上五天,恐怕离阎王殿也就不远了。想到这里,头皮发麻,生出一身鸡皮疙瘩。我问老段:怎么办?他说:他有老刘(食堂管理员)的钥匙,仓库里兴许还有可吃的东西。我想,也对,都这样了,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老刘的仓库,在南院后楼一间大屋子,他去察看,果有所获。没想他进屋就笑,连连说:老天不愿饿死我们,这不,有救了。说着,从裤兜里摸出几个土豆,又摸出一瓶白酒。高声地喊:来,咱们一醉方休,还怕什么。

另有两头糖蒜下酒,烤熟的土豆作主食,边吃边喝,先把酒干了,然后,各自睡去。

初四一早,忽然有人敲门,可门没有关,那人大步进来。原是体育组老李。他是去办公室找一样东西,顺便来到这里的。听说我俩的囧境,他急了。立马决定:晚上去他家“解馋”,“恶补”一回。

这个春节就这样过的,四天吃了三顿饭,一共六个麻酱烧饼。

不久,学校“四清运动”后,我被调离学校,去市里当“四清”工作队队员,运动别人去了,再后来,一纸调令,调回老家,这样,就离开了天津。

现在一想,是否与节日过得不顺有关呢。

书法家老陶听我讲完后,一脸的认真,立马说:“诗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咱们一样。彼此,彼此。”说毕,开怀大笑,惊飞一树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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