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联老干部外出远游，大家乘车坐累了，说起了闲话。搞书法的老陶，看一眼窗外，忽然问：“是不是到了b地？”有人接过话头，反问：“b地又如何？”
“有一段故事，愿讲给大家听。”老陶说。
小陈是此地人，看了下窗外，说：“错不了，就是。”
老陶讲了下面的故事。
那年，省会已从天津搬往保定。他所在的省话剧团随迁过来。其时，正是在文革的后期，他是个一般干部，轮不上挨批斗，不似当权派残遭折磨，但还是让他下放劳动，于是来到b地，接受“再教育”。b县在冀南平原，无山无岭，一眼看不到边儿的沙土地。种啥长啥，一年两收，从不缺粮。夏季收麦子，秋天收玉米和红薯。但到了农业学大寨时，产量每年收得不少，群众手里的粮食却很有限。特别是实行“统购统销”后，夏季打下来的麦子，国家统统都收了去，因为白面是细粮，城市的市民、干部、部队官兵正等着吃供应，他们的供应标准高，百分之七十要细粮，最低也不少于百分之四十，要不怎么叫城市户口、城里人呢？就是说，大米白面先紧着他们，然后才是种地的农民。农民兄弟阶级觉悟高，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就是自己饿着肚子，也要管够城里人和当兵的。宁可自己不吃或少吃，都会上缴国家。他们自有自个儿的办法，为了填饱肚子，就多种红薯。红薯产量高，亩产千斤不成问题。所以，秋天满地都是红薯，地里场里家里院里，都是一色的红薯。这样，他们的饭桌上，一日三餐，基本上是与红薯作伴了。老陶所在的生产队，在这县城南，红薯最有名。这里的红薯又面又甜，很好吃。什么事都一样，就怕重复，重复多次，就会让人腻的。山珍海味，如果天天上桌，也会倒人胃口。老陶在家时，爱吃红薯，那不过是与别的食品搭配，如要三顿全是红薯，就成了问题。开始，他是到户里吃派饭，与老乡“三同”，人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这一家八口人，两个老人，四个小孩，灶膛就在大屋里，揭开大铁锅是满满的一篦子红薯，大人小孩抓起就啃，馏红薯的水就是饭。房东很实在，请老陶坐在迎门桌旁的椅子上，端上一碗让他吃。还切了一刀萝卜条咸菜，“高规格”款待他。他没有客气，猛吃了几块，又喝下一碗馏锅水，大口咽下几根萝卜条，擦擦嘴，与主人告别。午饭时间到了，老陶还没有饿的感觉，只是有点烧心。一个小女孩在门口等他，喊他去吃饭。女孩说，他不去，他们不能吃饭。老陶坐在冲门的一把木椅上，女主人动手揭锅。又是红薯，热气腾腾，冒着白气。她盛一碗放在他面前，孩子们便蜂拥而上，争着去拿。他本没食欲，看到孩子这样，就不好意思地拿起一块，慢慢吃。说真的，此时他吃不下，又不能不吃。当一口热红薯下肚以后，遂引出胃里的酸水上冒，他赶紧跑到屋外，接着一阵呕吐。女人走过来，他连连摆手，忙说：“我有点不舒服，回去歇歇。”晚饭他也没去，小女孩送饭来了。一块粗布毛巾裹得很严实，他解开看是一张白面饼，另有两块红薯。他看了看，让女孩拿回家去，他怎能吃得下？这种东西，只有过年节才可以吃的，舍不得吃的。现在，他打心里感激这家人，但没说出口。
转眼，新年过去，春节就要到了，还没有放假的消息。他的任务是：帮助“三类队”把粮食亩产搞上去，从原来的跨过“黄河”，到跨过“长江”。就是说，由原来的400斤，上升到800斤。下来之后，经过与大队干部交谈，他知道，这个大队的实际产量，不但跨过了“黄河”，也跨过了“长江”。就是一样，他们种的品种单一，多是山药。一打听，原来因为红薯产量高，亩产稳拿千斤，跨过“长江”不成问题。但是，也有一弊：红薯能够饱肚，可长年吃就有点麻烦。这不，老陶现在“犯”这个上了，一见红薯就倒酸水，连闻都不能闻，说明胃酸过剩，弄不好还会闹出胃病来。
今天正是赵庄集日，趁着队里没多少事，老陶就上集去了。前些年，农村集市还被禁锢着，不像现在放开，贸易限在自个儿生产的农产品上。如私人养的鸡下的蛋，那是“屁眼银行”，够全家消费用。自留地种的小葱、油菜拿出去卖了，换点干萝卜条，这东西暄，一斤变好几斤，既实惠又饱肚。花生是油料作物，需要上缴，禁止出售，需躲在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点，偷着贩卖。有些胆大的，找个胡同或在一户人家院里偷着卖猪肉、羊肉，让人眼馋。老陶不买鸡蛋，房东大娘才卖给他几斤，还没舍得吃完。今天碰到卖猪肉的，真的出乎意料：肉很新鲜，瘦多肥少，不限量购买，在市里根本买不到。老陶非常高兴，一下子买了三斤，一色的五花肉。用一块报纸包严实，赶快走开。回到住处，想起忘了买调料。村里人不善炖肉，常使開水煮熟拉倒，自然不够好吃，因此诱惑不大。老陶不然，他毕竟生活在城市，虽不够小康，也算温饱，最不济包顿饺子还能做到。老陶决定吃一顿肉，一享口福。不成想，荳蔻大料没有，只能水煮。煤火炉很欢畅，不一会儿就开上几滚，他趁机撒上一大把盐，泡沫顿时见落，溢出一股香味来。老陶心急，捞上一块就啃。哎呀呀，这是什么东西？硬得像钢筋，差点把门牙拽下来。索性用刀去切，就是切不动。钢刀变成锯条，吱溜——吱溜，纹丝不动。他怀疑，这是肉吗？世界上能有这等切不断、拉不开的既柔软又刚硬而且坚如铁的东西吗？分明是一块摧不折的软钢筋。老陶吃肉不成，坐在炕头叹息。
转天是春节。老陶没有回保定，在农村过了大年初一。房东送来一碗热腾腾的饺子，是白面和红薯面混合做的。他看了一眼，马上冒酸水，随手将那块肉给了房东，算“交换”吧。
这一天，他炒了一锅白菜，煮的挂面，过得开心、清静。
老陶的节日过得郁闷。吃红薯胃吐酸水，买块肉煮成皮条吃不了。说不明白的苦处，真替他难受。
听了他的故事，我对老陶说：“你就知足吧，总算是还有一碗挂面汤喝。”
老陶有些怪，脸膛本来就红的他，这时更红了，说：“嗨，你是不是想气我？”
我稳住他，忙说：“是这样，我那个节过得比你还惨哩，信不？”
老陶所说的，是文革后期，七十年代初；我要讲的，是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尚未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时候。
是年，我还在天津工作。
春节将近，学校的事，班里的事，都忙过了，原本想去东南角临时售票厅排队预购一张回家的车票，谁料，第二天醒来，已是上午十点，学校已放假，同宿舍的外地人早就开脚走了。我是光棍汉，每到假期，老人总为我的婚事扯着不放，没完没了地催，叫人厌烦。理由是：我的年龄还不算大，工作才一两年；再说，婚姻讲究缘分，可还未迎来，爱情是需要等待的，用不着急；这不像买东西，拿起来就使，不顺手就扔。对此，我的办法是：晚点回去好，让他们没有时间训教。同室的没有回家的还有老段，他刚办了离婚手续，回不回去无所谓。他见我醒来，就说：“你不是回家吗？再晚了，车票就难买了。”我知道，这是暗示我，试探我的态度。
“买不了就不走了。”我说。
“其实，回家过年就那么回事儿。”他应承着。
转天即是除夕。倘如要去购票，还来得及，可是还得买年货，这么一来时间就嫌不够，麻烦更多。心里一凉，就没有去买票。中午，学校食堂断炊，老段约我去川鲁饭庄吃饭，先上几个热菜，特地要了一瓶直沽高粱酒，他是个善饮的人，此前我很少沾酒，这是头一次喝，结果，三杯两盏就喝醉了。我是怎样回到宿舍、吃了什么饭菜都不记得，还呕吐了一地。身子发软，一挨床铺就酣然入睡，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定睛一看，老段还在睡，因为，他根本不回家，没有牵挂。炉火正旺，说明夜里他熥过，又和衣睡下。
初一到了，家是回不去了，年还是要过的。学校食堂放假，烟火早就熄了。炊事员，管理员，都比别人走得快。已没有人关心我们这几个有家不归的“游子”。若要吃饭，自己想办法。平时，街上饭馆林立，节假日照常营业，多少年都是这样，没变过。校门外的月纬路上，平常也挺热闹。现在，一下子静了下来，不见行人踪影；沿街的商店、杂货铺、小门脸儿，像一张张嘴巴，闭得紧紧。为防小偷入内，还横贴上几个封条，怪吓人的。那年月，提倡过“革命化”春节，门楣上连一副对联都不允许贴，这倒也清静。至于走親访友、拜年串亲的，那都是后来如“沉渣泛起”又兴起来。这天，中山路贯通南北，从北站、过金钢桥，经东北角、西南角、上东马路，直到劝业场，仅有的一条有轨电车，也停运了。大街空旷，行人寥寥，即便有一两个，甭问，一定和我们一样，是些无家可归的人。低头各自地走，谁与谁也不说话，冷清。昔日繁华的中山路，少见节日气氛，商铺饭店关门，停止营业，满眼都是寂寥与荒凉。西南角的德发盛，是一家回民饭庄，平日曾对外销售各种小吃和食品，门庭热闹。虽然是春节，也该还有外卖吧，我想。我和老段步行赶往那里，最后的一个条盘将要收回，小师傅扭着身子正要走，却被老段长臂拦住，六个麻酱烧饼全被他抢到手。我问那个服务员：“还有别的什么吃的外卖？”一个胖大的师傅，一脸带笑，呵呵地说道：“还有两斤绿豆芽，准备留下的，都给了你们吧。”说完，吆喝小师傅打包。
六个麻酱烧饼，两斤绿豆芽，全归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收获。
这天中午，在火炉上炒绿豆芽，就着白开水，吃了两个麻酱烧饼。大年初一，没有饿肚。
明天怎么办？还没着落，一头雾水。
大年初二，又去了德发盛，希望再买一些吃的。岂料，大门紧闭，悄无一人，也放假了。想象中的麻酱烧饼和绿豆芽，化为泡影。
第二天，每人只能吃一枚麻酱烧饼。“饥荒”来了。
按规定，商铺和饭店要到正月初五才开班。要买吃的，只有过了初五才有希望。眼下，饥肠辘辘自不用说，单就初四和初五这两天，如何挨得过去？人饿三天可以“硬扛”，而活活饿上五天，恐怕离阎王殿也就不远了。想到这里，头皮发麻，生出一身鸡皮疙瘩。我问老段：怎么办？他说：他有老刘（食堂管理员）的钥匙，仓库里兴许还有可吃的东西。我想，也对，都这样了，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老刘的仓库，在南院后楼一间大屋子，他去察看，果有所获。没想他进屋就笑，连连说：老天不愿饿死我们，这不，有救了。说着，从裤兜里摸出几个土豆，又摸出一瓶白酒。高声地喊：来，咱们一醉方休，还怕什么。
另有两头糖蒜下酒，烤熟的土豆作主食，边吃边喝，先把酒干了，然后，各自睡去。
初四一早，忽然有人敲门，可门没有关，那人大步进来。原是体育组老李。他是去办公室找一样东西，顺便来到这里的。听说我俩的囧境，他急了。立马决定：晚上去他家“解馋”，“恶补”一回。
这个春节就这样过的，四天吃了三顿饭，一共六个麻酱烧饼。
不久，学校“四清运动”后，我被调离学校，去市里当“四清”工作队队员，运动别人去了，再后来，一纸调令，调回老家，这样，就离开了天津。
现在一想，是否与节日过得不顺有关呢。
书法家老陶听我讲完后，一脸的认真，立马说：“诗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咱们一样。彼此，彼此。”说毕，开怀大笑，惊飞一树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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