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余亮《河边的曹多勇》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去过皖南之后,那古色古香的宏村和西递就像是我前世的故乡,我更加喜欢安徽了。其实在去皖南之前,我就很喜欢安徽。当年诗歌的圣坛《诗歌报》也是安徽的,再说,我的诗歌就是被《诗歌报》一次又一次推出来的。人总是要有点私心的,对我来说,不喜欢安徽就是忘恩负义,不喜欢安徽人也算忘恩负义。再说,诗人海子就是安徽人。但我没有和一个安徽的小说家打过交道,原因很简单,我还没有开始写小说。2004年3月,因为写了小说的缘故,我去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班级的名字很长——全国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可人数不多,只有五十多人,就我一个江苏作家,但里面有三个安徽作家,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这肯定是和我的安徽情结分不开的。

我们班的班主任是秦老师,她是秦兆阳先生的女公子。秦老师对我们这批作家十分呵护(鲁迅文学院就我们一个班),可她忘记了开一个会,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相互认识一下(也许她是故意忘记的),所以一开始就发生了张冠李戴的情况。弄了好几次这样的事之后,大家渐渐地熟悉了。在三个安徽人中,我先是认识了家在北京的散文家徐迅,我们班的書记、小说家潘小平,很像大学博士生导师的曹多勇离我的房间最近,却是我最后一个认识的,还是徐迅介绍我们认识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小说家曹多勇在生活中根本不像他小说中的人物那样应付自如,最起码从表面上看,是一个谦逊的人。

可就是这个曹多勇,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他,他先下手为强,说出了我的一篇小说《教兔子如何骂人》。那是我2002年发表的一个不足万字的短篇小说,安徽人就是不一样,我真是很不好意思,有点像是被老师指出我穿了什么颜色的内裤的感觉。我想我得加紧阅读曹多勇的小说,否则的话,我没有礼貌,也没有话语权——在北京的那半年,我充分体验到了话语权的厉害和能量。第二天,作为礼貌性的回访,我去了他背阴处的房间,想抖搂我昨天晚上在五楼电脑室阅读曹多勇小说的成果。可曹多勇却机敏地转移了话题,那就是我们共同喜欢的毕飞宇的小说《玉米》。我们从小说的开头说到最后,我们的面前并没有《玉米》这个作品,但里面的每一个精彩的细节都被我们说到了。那一个夜晚,虚荣心使我觉得我要成长为一个优秀小说家,最起码要超越面前的“《玉米》迷”曹多勇。

可一个星期后,我就放弃了我那可笑的想法。曹多勇如何能够超越?他每天的静坐,几乎是我们几个的总和。我们在鲁迅文学院几乎没有完成一个作品,旅游,喝酒,吹牛,看欧锦赛,打乒乓球,唯独文学上可以说是歉收。而在那个春天里,在那个背阴的房间里,闷头耕耘的曹多勇注定是要在秋天收获的。

从北京回来之后,我一直想念着鲁迅文学院的日子,唯一的方法就是阅读同学们的作品。五十多人的新作品、好作品令我也感到有收获一般兴奋。其中肯定有一个名字是安徽人曹多勇,一个在河边写作的曹多勇,一个非常珍惜自己的曹多勇,文学也因为他的自我珍惜,更大的河面向他敞开。

从《人羊》开始,到上了小说排行榜的《幸福花儿开》,铺天盖地;从《中国作家》到《红岩》,从《小说选刊》到《小说月报》,几乎到处都是曹多勇。他似乎就像淮南不能穷尽的煤,一锹,一锹,再一锹。有底气的、忠诚的文学矿工曹多勇,像他小说所写的,那是“拥抱炉火的煤”,生活在他的小说中演绎为各色各样的幸福花。尤其是那些乡村女人,曹多勇如同一名出色的男妇女主任,能够把大河湾村的每一位女人安慰得妥妥帖帖。曹多勇是导演,也是场记,她们在他面前争吵,偷情,欢乐和痛苦,申辩和表白,没有一个对,也没有一个错,没有一个好人,也没有一个坏人,女人陶秀也就是女人王兰花,曹多勇是如何走到她们内心深处的呢?

我和曹多勇通过许多次电话,每一次电话都是谈小说。每一次谈完,我都会下决心痛改前非,可生活的惰性永远让你迎着惯性向前,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到了下一次和曹多勇通电话,他的一副只争朝夕的神态又浮现在我面前了,让我感到我皮囊下的渺小。

安徽满山遍野都是桃树,桃花灿烂,我真的很羡慕曹多勇源源不断如桃花般的创作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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