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忏悔》蒋新散文赏析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今冬,我惹母亲生气了。

寒露刚过,我把娘从二姐家接来过冬。她这次来,和往年不大一样,常隔三差五嘟嘟囔囔地埋怨姐和姐夫。她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述,有天早上洗完脸,没有拧结实水龙头,结果让水滴滴答答漫出了水盆,流满了地。晨练回来的姐夫见状,平和的脸一下子拉出“三尺长”(母亲语),顿时阴云密布,皱着眉头连说“咋啦咋啦?什么味?”,娘边比画边说。本来就因漏水有些忐忑和自责,此时自尊心又受到没有准备的强烈刺激,于是,对姐夫印象极好、评价极高的娘,瞬间被滴出的水刷新和颠覆。

数落姐和姐夫“变了心”,成了她跟我们说话的不二主题。

娘在九十五岁那年,闹过一次不大不小的感冒,听力由此渐渐下降,今年更背得有些厉害。面对她那喋喋不休的嘟囔和抽空就埋怨的说辞,我有些沉不住气,劝她:“您老耳朵听不清楚,咋知道姐夫说那话?再说,看到一地水,谁不急呀?说两句又怕啥。”

我不愿意听那些在背后说人不好的话,即使娘。

大声劝多了,结果引火烧身。说我咋也变了,不和她一心。那天晚上陪她看张国立和蒋雯丽主演的《爱情最美丽》,她借剧情,自己在那里嘟嘟囔囔,实际上是说给我听:“变心了,都变心了。”

她埋怨姐和姐夫,除了漏水那事,还有烟的事情。

她拿出一盒白皮香烟来证明孝敬她的姐夫变了:“你看看,这是你哥(姐夫)给我的烟,啥烟啊,抽不动不说,还那么臭,自己不抽,叫我抽。烟丝嘎巴嘎巴响,一半着火一半不着(火)。”边说边用手指揉搓着烟卷给我看,眼角眉梢都淌着从来没有过的不满意。

我接过那盒已经打开的烟,是盒装潢很精致的外国烟,烟卷也没有娘说的那样干巴。我假装内行地给她解释:“这烟老贵呢,进口的,姐夫舍不得抽,才给您。您若抽不惯就别抽,抽泰山、哈德门,或者八喜,不就行了吗?”我指着摆在电视柜上的烟说。

电视柜上摆着几盒拆封的烟,有硬皮中华、蓝色泰山、红皮八喜。

母亲喜欢烟,对烟也不大讲究孬好,但必须备着,放到她能够看到的地方。一看不到烟,就像孩童找不到心爱的玩具似的。几年前她曾“坦白”说,看不到烟,再问你们要,或者支使你们去买,面子上很不好意思。这大概就是“老小孩”的心思。所以,家里水果可以少,吃饭菜品可以少,烟无论如何少不得。

母亲“烟龄”很长,至少在六十年以上。但是“烟瘾”不大,抽得也不勤。吸烟的方式和父亲极其相似,点上一支烟抽几口或者抽半支就掐灭,留着那半截下次再抽。极少一次把一支香烟完完整整地抽完。

抽几口就掐灭的习惯大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养成的,那时家里很穷,一盒九分钱的“葵花牌”香烟父母两人能抽一两个月。

因为烟抽得少,平时跟娘唠叨:“您抽不多,别抽那些呛嗓子的,抽点好的吧。”家里也按照这个想法为她准备。

看她抽烟的样子,像小孩吃糖那样舒服。抽一口,把烟卷挑在指间瞅一眼;再抽一口,再盯着飘出的缕缕清香和顶在烟头上的火星,瞄瞄那段悄无声息的白净烟灰,眯缝着的眼神,如同雕刻艺人端详作品似的那样专注。我不知道她想从烟卷里或者那段烟灰里发现什么。我曾好奇地问她瞅什么,她说不瞅什么,习惯而已。看烟赏烟,成了娘吸烟过程中一个不能缺的美丽环节,尽管是无意识的。她抽上三分之一或者半支,就足心足意地把烟卷掐灭,将没有抽完的半截烟攥在手心里,起身,放到自己卧室的窗台上。

当若干盒香烟摆在那里的时候,她总拿便宜的烟抽。

那天她刚抽一支“八喜牌”香烟出来,正准备点火,我媳妇看见了,顺手把“泰山”递她手里,大声说:“先抽好的。”

“这是喜烟呢。”

“喜烟没这烟好。”

“谁说呢,这烟怎么也得二三百块钱一盒,比中华贵。”娘有时候也幽默,她说的是随喜祝贺的份子数额。

娘接过媳妇递过的烟,一边点火一边说:“抽啥都呛。”

“知道呛,咋还抽呢。”媳妇也常和她开玩笑。

“大半辈子了,毛病改不了,也不改了。”

娘在七十五岁时得过吓人的脑梗,好了以后,留下眼神不好的后遗症。按医生“可以适度喝茶,少量喝酒,最好别抽烟”的嘱咐,我们毫不犹豫地劝她把烟戒了。因为父亲从不喝酒,所以,除了春节家人相聚或者在为她和父亲祝寿的宴席上娘少喝点酒外,平时餐桌上从来不摆酒,家里也极少像邻居那样天天飘着穿透力极强的酒香。

十年前,父亲过世,娘又想起了曾经的烟。那时,她已经八十六岁,我们没有再阻止她。愿抽就抽吧,只要高兴和舒坦,一切可随心所欲。这一默契的“家庭方针”,至今未变。

然而,因为抽烟的事儿,我又一次“得罪”了她。

去年冬天,她一边抽烟,一边在卧室翻看日历牌。翻看日历与她每晚必看山东17城市天气预报一样,是一天也不能少的课目。虽然她看过不久就忘,听过也记不住多长时间,但必须进行,而且雷打不动。那天,忘记是个什么样的重要日子了,她一边伏在桌前仔细翻阅日历牌,一边自言自语地算日子。可能过于专注,忘记了手上点燃的烟卷,调皮的烟灰趁她不留神,跳在了椅子座套上。

娘从卧室来到客厅,坐在沙发上和正在织毛衣的媳妇拉呱,忽然闻到一丝烧焦东西的气味。娘的眼睛、耳朵不太好使,但嗅觉极其敏感,一边抽动着鼻子,一边用眼睛四处寻找:“啥味?啥味?”

媳妇急忙扔下手里的活,跑到厨房查看,厨房很安静,什么都没有。跑到卧室一看,椅子座套上已经烧上一个枣核大的窟窿。

有惊无险。

娘自责了好长时间:“我咋忘了手上的烟呢。”

今年娘一来,我把去年的话非常郑重地复制给她:“娘,家里有人的时候,您抽烟,若您自己在家,可千万不要抽烟啊。”

她明白我说话的意思,也记得去年的事儿,非常理解地顺着我的话讲故事:“青岛你舅舅和妗子活着的时候,也天天嘱咐你姥姥,不要在床上抽烟。那时你姥姥眼神和我现在差不多,也不好使。谁不怕出事呀。”

然而,娘没有记住。

那天我骑车去超市买菜,走到半路,忽然发现手机忘带了,便回来取。一开门,一股清香的烟味弥漫在房间里。

原以为亲戚或者邻居来串门,母亲用烟招待他们,但一看,房间静悄悄的,没有讲话声。

毫无疑问,她老人家趁我出去的空儿,又在独自享受香烟的幸福和快乐。

母亲生活十分有规律。早上六点起床,先捋头搓脸捏耳朵,然后洗脸擦背。整理完这些,再去挨屋拉窗帘擦桌子。七点半左右吃早饭,八点半服药,九点开始做坚持二十多年的理疗操。差不多十点,等这些“功课”结束了,沏壶茉莉花茶。啜茶的同时,抽支让自己舒服可心的烟。而我是在九点半多出门的,我忽视了她理疗后要抽烟的时段。

耳背的母亲没有想到我会返回来,也没有听到脚步声和开门声。她没在客厅,也没在她睡觉的卧室,一缕一丝的烟儿,从卫生间门缝挤出来,在房间里悠然自得地飘着。

我没有打扰她,此时也不敢马上离开,便坐在客厅里静静等待。

她从卫生间出来,看到坐在客厅看报的我,十分惊讶地连问:“你咋回来了?你不是买菜去了吗?”

我脸上大概失去了平和的表情,蒙上了层少有的严肃。

娘看我那样子,知道她“违规”了。

不等我问,娘像做错事情的小孩那样主动分辩和“坦白”:“没有事,不就趁你不在家抽支烟嘛,再说,我又不是抽一次了。”

听到这话,我真的有些生气了。怪不得我在家问她吸不吸烟时,她常常用“不想抽”回答我。

“您老忘了去年的事儿了?”我大声问她。

“没忘。”

“咱们怎么说的,忘了?”我的音量似乎没有降低。

“没忘。”

没等我说第三句话,娘便有些不耐烦,从高高的马扎上站起来往卧室走,一边走一边嘟囔:“抽支烟怕啥,我又没在睡觉的屋抽。”

颤巍巍的背影把我炒了“鱿鱼”,晾在客厅里。

妻子回来,娘立马告我的状:“他又不抽烟,我怕呛着他,趁他出去抽支烟,他还不乐意!”

面对这样的理由,让我无语接茬回答,哭笑不得。

妻子说:“让娘抽吧,咱注意着点,别说她了。”

从去年发生那件事后,她抽烟变得十分小心。要么在卫生间抽,将烟灰小心翼翼地弹在马桶里。要么在阳台上抽,阳台上放着烟灰缸,姐夫或者兄弟们来时,都在这里抽烟。但是,娘很少用烟灰缸,总把烟灰一点一点弹在自己的手心里。我问她为什么,她摊开手给我看,幽默地说:“比烟灰缸强呢,一热乎我就知道,有火星赶紧用手捻捻,就没事了。这可是我发明的。”脸上透着一种孩童般的天真和骄傲。

望着那双在我眼前晃动的手,手的颜色早已为时光打磨成质地粗糙的古铜,上面纵横交错着如同刻画在泥巴上的皱褶,深深浅浅的手纹,完全超越了《红楼梦》对刘姥姥的描写。娘的手不大,但掌宽指粗,粗得有些变形,在她手上,根本找不到女性独有的细白与修长的影子。左手食指弯曲着竖不起来,右手拇指的指甲则灰黑着,已扭成九十度的指肚,宛如一顶土色的小香菇,厚厚的指甲成为她每日揉搓消遣的玩具。

娘那手如同没有文字的家庭档案,家庭度过的每一个年轮或者每一天,经过的每一事,都清清楚楚得刻在她那粗糙的掌纹和数不清的指纹里。大炼钢铁烧坩埚,六十年代用冰凉的井水淘菜洗衣;七十年代顶风冒雪到煤矿干家属工,拧钢筋绑木杆;还有挑灯推磨、摊煎饼、缝衣服、纳鞋底……这些几十年的生活编程,时钟似的刻板运转,手一天接一天、一事接一事地紧张着劳作着。倘若有一天手忽然清静了、得闲了,没事干了,时钟般的劳作停止了,这天,全家人就得瞪眼挨饿。

娘把自己的手掌亮出来,任粗糙的时光去打磨,就是要把饥饿拒绝在家门之外,把“饿”字从我们嘴里擦去。

娘曾经以死威胁姥姥不裹脚的刚强与倔强,在少女时代就发芽和成长。然后由心底的秉性凝化在两只不断变化的手上,手付出了义无反顾且超乎想像的能量,还有看不见的平民牺牲。

手的粗糙和粗糙的诞生,与日复一日的坚强凝合在一起,维护着一家人挺直脊梁过日子的生活尊严。

想不到,这双手为了家,今天又成了感觉烟灰温度的烟灰缸。

我看着她那颇有些得意的脸,竟拙劣得不知怎么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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